海 外 头 条总 编   火 凤  凰  （海外）

海外头条总编审   王 在 军   （中国）

海外头条副编审 Wendy温迪（英国）

图片选自百度  

野松：《在中国当代诗坛确立第一个后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北京诗派——浅谈孔庆东、谯达摩主编诗选集<诸神醉了——北京诗派代表诗人作品选>的立意与作用》

       近日，我认真阅读了诗人谯达摩兄惠赠的诗选集《诸神醉了》。这部诗选集厚达590页，共分三卷：上卷是作品，选录了六位北京诗派代表诗人的诗作；中卷是后现代诗学，下卷是访谈录。为了解和清楚这部书出版的立意和作用，我先重点阅读了中卷和下卷，最后阅读上卷。

       作为一名有影响有作为的诗人，在浮躁的社会现实中，谯达摩注定是不甘于寂寞与沉沦的诗坛勇士。为了推动中国诗歌的向前发展，他与几位志同道合的诗人于2016年的端午节，共同创立了“北京诗派”。可以说，创立“北京诗派”，是体现创立者谯达摩、上帝的拇指（张延文）们要突破当时中国诗歌发展巨大瓶颈的一种责任与使命。谯达摩认为，“北京诗派”的创立或诞生，是21世纪中国诗坛唯一的一件大事。能说出这样的话，是需要勇气和底气的。而这种勇气和底气，来自于谯达摩等诗人对中国诗坛现状的了解和他们自己创作的实践和成果，特别是谯达摩与莫非、树才等在20世纪末（1999年）和21世纪初创立和发展起来，颇具影响力的“第三条道路写作”或曰“第三条道路诗派”。第三条道路诗派既提出了第三条道路写作提纲，也提出了第三条道路写作诗学，以包容性、多元性、开放性和独立性有别于“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第三条道路写作”经过10多年的发展，在全国凝聚了许多诗人，出版了很多部诗歌选集，也常以第三条道路诗派名义在不少报刊发表了不少诗人的诗作，其影响力似超过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

       谯达摩作为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第三条道路诗歌写作的主要创始人与擎旗者，为第三条道路诗派的创立与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特别是在理论建构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1999年至2013年期间，谯达摩围绕“第三条道路写作”，写过好多篇诗学文章，包括完成于2004年4月的《第三条道路：一种思想技术》，完成于2004年10月的《第三条道路：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完成于2006年7月的《拆解第三条道路：实践诗学的后现代阐释》，完成于2007年3月的《第三条道路：后现代主义诗学的汉语之舞》，完成于2009年2月的《第三条道路：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完成于2013年3月的《第三条道路：非结局，非圆满》。上述6篇文章（均发表于相关诗选集），有15万字左右，前后长达10年，比较完整地陈述了他对后现代主义诗学的若干思考。在2013年4月，《智者喜宴》一书出版之后，谯达摩觉得“第三条道路写作”作为20世纪中国最后一个诗歌流派、21世纪中国第一个诗歌流派，其诗学使命已经圆满完成，所以要断然画上句号。之后，他便开始谋划创立新的诗歌流派，继续在中国诗坛推动后现代主义诗歌写作。

       2016年5月，谯达摩和伊沙主编的《后现代之光：近40年中国新诗流派运动代表人物诗选》一书由九州出版社出版，该书选了北岛、严力、韩东、周伦佑、西川、伊沙、徐江、谯达摩等8位代表诗人的诗。该书的出版直接催生了21世纪中国第一个后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北京诗派。在2016年6月9日(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以此向伟大诗人屈原致敬)，谯达摩、上帝的拇指、刘文旋、喻子涵、温皓然、戴潍娜等诗人宣布“北京诗派”正式诞生。

       在2021年4月，谯达摩再次发挥出他出色的诗歌组织与运作能力，与北京大学中文系孔庆东教授共同主编了这部诗选集《诸神醉了——北京诗派代表诗人作品选》，并于2023年9月正式由香港长江出版社出版。这部诗选集的出版，其立意和和作用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要在中国当代诗坛，确立第一个后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北京诗派，再次竖起中国后现代主义诗歌写作的旗帜，向中国当代诗歌界、文学界阐述北京诗派的后现代主义诗学理念，展示北京诗派代表诗人的后现代主义诗歌创作成果。

       在这部诗选集的中卷“后现代诗学”中，谯达摩、上帝的拇指、吕本怀、余子石、李悦岭等诗人、学者，均在各自的文章中或直接阐述北京诗派诞生的文学（诗歌）时代背景与追求目标，或通过诗歌事件、诗歌作品和诗歌创作案例来阐述北京诗派后现代主义的理念，可谓洋洋大观。

       作为北京诗派的创立者、擎旗者与推动者，谯达摩在《北京诗派：中国后现代主义诗学的诞生》一文中，总结了此前中国诗坛的不死不活的主要原因，在于现代性的式微与不可避免的没落，讲述了北京诗派诞生的过程和具体时间，更着重指出了北京诗派的创作方式、努力方向和追求目标，即：一、包容传统，包容现代，同时坚定不移地走向后现代主义诗学；二、大胆拿来，大胆消化，大胆超越；三、构建伟大的经典；四、恢复伟大诗人的本来面目，为人类立法，为世界立法，为宇宙立法；五、北京诗派：当今中国第一，当今世界第一。此外，谯达摩还在《北京诗派：走向后现代主义诗学》一文中确立了北京诗派的历史使命：“承担起后现代主义诗学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改造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历史使命。”也许，会有人认为谯达摩推动诗歌的雄心甚至野心很大，已几近疯狂。然而，纵观古今中外的大诗人，特别是西方最有影响力的那些现代著名诗人，如华兹华斯，如庞德，如艾略特，如威廉斯等，没有哪一个不雄心勃勃，不提出自己的诗歌或诗学主张，不想树立自己的诗歌权威的。因此，我认为，正因为谯达摩具有如此近乎疯狂的雄心甚至野心，才有利于他在中国诗坛登高一呼，招纳诗歌创作同好，并迅速形成一个队伍庞大的诗歌流派。这个流派的成员不局限于生活或工作于北京的诗人。谯达摩在该文中指出，与纽约诗派的“纽约”相似，北京诗派中的“北京”从某种程度上讲，不仅仅是地理称谓，更代表了一种文化精神，成为一种隐喻。

       作为一个诗歌流派，应有其核心诗观、诗学理念或理论的建构与支撑，并形成具有时代性的理论体系，以及在这种核心诗观、诗学理念或理论体系主导下的诗歌创作实践和诗歌作品。如果没有核心诗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与支撑，没有大致相似的诗歌美学认识，那么，所谓的诗派，只能说是一个诗歌写作联盟或诗歌写作群体而已。对于这一点，谯达摩有着清醒和清晰的认识，因此，他十分注重北京诗派的理论建设，并自觉承担起这一重任。在《北京诗派：走向后现代主义诗学》一文中，谯达摩通过对大量的中外诗歌档案资料与中外诗歌发展历程的梳理，来论证与阐述后现代主义诗学。他首先在现代、现代性、现代主义与后现代、后现代主义这两组概念之间，作了一个简要却清晰的梳理，进而归纳出后现代的一些特征：“后现代是一个我们看待世界的观念发生根本变化的时代，其标志是机械论世界观已陷人不可克服的危机；后现代是一个告别了整体性、统一性的时代；后现代是一个彻底的多元化已成为普遍的基本观念的历史时期；后现代的基本经验，是完全不同的知识形态、生活设计、思想和行为方式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即便是真理、正义、人性、理性也是多元的；这种多元性原则的直接结论是：反对任何统一化的企图。”通过长期的观察和研究，谯达摩认为，后现代的内涵相对稳定，但也在不断变化；后现代的外延却总是变动不居，甚至呈无限偏移状态。然而，对于“北京诗派”的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诗学，我却没能在谯达摩的两篇文章中找到比较详细的论述，只看到他对“北京诗派”作了一个比较简单的后现代诗学诉求：“后现代思维首先意味着对统一、整体和中心等追求的放弃。”以及较为模糊的“北京诗派”后现代诗学观念：“‘北京诗派’所推崇的意义与行动模式的多元性，无疑又源自现代主义。因此，在后现代与现代之间，断裂与联系性并存”，还有他对推动“北京诗派”形成中国后现代主义诗学风暴的雄心和今后发展的预期。在其他几位诗人、学者的文章中，我也感觉到对确立与建构“北京诗派”后现代主义诗学理论体系的欠缺。

      确实，命名一个诗派容易，但建构一个诗派不容易。建构一个诗派必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形成一个诗派的理论体系、诗学体系；二是要创作出一大批优秀的可以作为理论体系、诗学理念佐证的诗歌作品。如何将西方的后现代意识、后现代思维、后现代审美，转化为适合中国文化、中国诗歌土壤的后现代主义诗学？这是需要北京诗派的核心成员们去继续思考和继续潜下心来去努力建构的。与此同时，如果北京诗派真的已经建立了其核心诗观、诗学理念或诗学理论体系，并以此为主导，已自成一派，那么，这一派又如何体现诗歌创作的独立与多元？此外，对于任何一个具有独立性写作成就的诗人，我们能否因之加入北京诗派，就可以给之贴上后现代主义这个符号或标签？这也是值得北京诗派的核心成员们去思考的。

       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先锋性，而先锋性最主要体现于形式的创新，而形式的创新必然会带来内容的创新，因为内容是形式的拓展。后现代主义诗歌写作的创新，最终体现于作品。创新可能会让一些作品失败，但创新是诗歌发展不可少的重要手段与方式。后现代主义，之所以“后”，是现代主义之后，是在颠覆之后或在继承之后，进行有效的有生命力的创新。既然已命名与创立了一个诗派，除了要有具有说服力的诗学理论之外，还应有颇具影响力的传世之作或曰经典之作。诗选集《诸神醉了》里所选的北京诗派代表诗人的诗作，是具有一定的先锋性的，至于可作经典性的作品有多少，我是不敢予以确切地断定的，因为这是需要时间来验证的，但我认为，谯达摩的《穿睡衣的高原》《我的磨刀生涯》《落日》，戴潍娜的《轮回诗行》《临摹》诸诗，是可称之为优秀中的优秀之作的。

       在当今开放与多元的时代，任何一个文学流派或诗歌流派，都不可能一统天下，但自有其产生、存在的理由与一定的发展空间。在北京诗派仍处于草创期的阶段，诗选集《诸神醉了》的成功出版，就足以证明了这一点。“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我相信，有了这部诗选集《诸神醉了》打下的坚实基础，北京诗派必能行稳致远，也必将会形成中国当代诗坛的后现代主义风暴。

2024．06．29，于岭南

 野松，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珠西诗刊》主编，广东省江门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鹤山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曾获2021·第四届“十佳当代诗人”奖。自1984年3月在《羊城晚报》发表处女诗作以来，有诗歌与评论发表于海内外各种刊物、报纸和选本，曾出版诗集4部和诗歌评论集2部。“第三条道路写作”代表诗人。2024年1月，加入中国第一个后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北京诗派”，进入七十二地魁星序列。

      在这部诗选集的中卷“后现代诗学”中，谯达摩、上帝的拇指、吕本怀、余子石、李悦岭等诗人、学者，均在各自的文章中或直接阐述北京诗派诞生的文学（诗歌）时代背景与追求目标，或通过诗歌事件、诗歌作品和诗歌创作案例来阐述北京诗派后现代主义的理念，可谓洋洋大观。

       作为北京诗派的创立者、擎旗者与推动者，谯达摩在《北京诗派：中国后现代主义诗学的诞生》一文中，总结了此前中国诗坛的不死不活的主要原因，在于现代性的式微与不可避免的没落，讲述了北京诗派诞生的过程和具体时间，更着重指出了北京诗派的创作方式、努力方向和追求目标，即：一、包容传统，包容现代，同时坚定不移地走向后现代主义诗学；二、大胆拿来，大胆消化，大胆超越；三、构建伟大的经典；四、恢复伟大诗人的本来面目，为人类立法，为世界立法，为宇宙立法；五、北京诗派：当今中国第一，当今世界第一。此外，谯达摩还在《北京诗派：走向后现代主义诗学》一文中确立了北京诗派的历史使命：“承担起后现代主义诗学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改造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历史使命。”也许，会有人认为谯达摩推动诗歌的雄心甚至野心很大，已几近疯狂。然而，纵观古今中外的大诗人，特别是西方最有影响力的那些现代著名诗人，如华兹华斯，如庞德，如艾略特，如威廉斯等，没有哪一个不雄心勃勃，不提出自己的诗歌或诗学主张，不想树立自己的诗歌权威的。因此，我认为，正因为谯达摩具有如此近乎疯狂的雄心甚至野心，才有利于他在中国诗坛登高一呼，招纳诗歌创作同好，并迅速形成一个队伍庞大的诗歌流派。这个流派的成员不局限于生活或工作于北京的诗人。谯达摩在该文中指出，与纽约诗派的“纽约”相似，北京诗派中的“北京”从某种程度上讲，不仅仅是地理称谓，更代表了一种文化精神，成为一种隐喻。

       作为一个诗歌流派，应有其核心诗观、诗学理念或理论的建构与支撑，并形成具有时代性的理论体系，以及在这种核心诗观、诗学理念或理论体系主导下的诗歌创作实践和诗歌作品。如果没有核心诗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与支撑，没有大致相似的诗歌美学认识，那么，所谓的诗派，只能说是一个诗歌写作联盟或诗歌写作群体而已。对于这一点，谯达摩有着清醒和清晰的认识，因此，他十分注重北京诗派的理论建设，并自觉承担起这一重任。在《北京诗派：走向后现代主义诗学》一文中，谯达摩通过对大量的中外诗歌档案资料与中外诗歌发展历程的梳理，来论证与阐述后现代主义诗学。他首先在现代、现代性、现代主义与后现代、后现代主义这两组概念之间，作了一个简要却清晰的梳理，进而归纳出后现代的一些特征：“后现代是一个我们看待世界的观念发生根本变化的时代，其标志是机械论世界观已陷人不可克服的危机；后现代是一个告别了整体性、统一性的时代；后现代是一个彻底的多元化已成为普遍的基本观念的历史时期；后现代的基本经验，是完全不同的知识形态、生活设计、思想和行为方式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即便是真理、正义、人性、理性也是多元的；这种多元性原则的直接结论是：反对任何统一化的企图。”通过长期的观察和研究，谯达摩认为，后现代的内涵相对稳定，但也在不断变化；后现代的外延却总是变动不居，甚至呈无限偏移状态。然而，对于“北京诗派”的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诗学，我却没能在谯达摩的两篇文章中找到比较详细的论述，只看到他对“北京诗派”作了一个比较简单的后现代诗学诉求：“后现代思维首先意味着对统一、整体和中心等追求的放弃。”以及较为模糊的“北京诗派”后现代诗学观念：“‘北京诗派’所推崇的意义与行动模式的多元性，无疑又源自现代主义。因此，在后现代与现代之间，断裂与联系性并存”，还有他对推动“北京诗派”形成中国后现代主义诗学风暴的雄心和今后发展的预期。在其他几位诗人、学者的文章中，我也感觉到对确立与建构“北京诗派”后现代主义诗学理论体系的欠缺。

      确实，命名一个诗派容易，但建构一个诗派不容易。建构一个诗派必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形成一个诗派的理论体系、诗学体系；二是要创作出一大批优秀的可以作为理论体系、诗学理念佐证的诗歌作品。如何将西方的后现代意识、后现代思维、后现代审美，转化为适合中国文化、中国诗歌土壤的后现代主义诗学？这是需要北京诗派的核心成员们去继续思考和继续潜下心来去努力建构的。与此同时，如果北京诗派真的已经建立了其核心诗观、诗学理念或诗学理论体系，并以此为主导，已自成一派，那么，这一派又如何体现诗歌创作的独立与多元？此外，对于任何一个具有独立性写作成就的诗人，我们能否因之加入北京诗派，就可以给之贴上后现代主义这个符号或标签？这也是值得北京诗派的核心成员们去思考的。

       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先锋性，而先锋性最主要体现于形式的创新，而形式的创新必然会带来内容的创新，因为内容是形式的拓展。后现代主义诗歌写作的创新，最终体现于作品。创新可能会让一些作品失败，但创新是诗歌发展不可少的重要手段与方式。后现代主义，之所以“后”，是现代主义之后，是在颠覆之后或在继承之后，进行有效的有生命力的创新。既然已命名与创立了一个诗派，除了要有具有说服力的诗学理论之外，还应有颇具影响力的传世之作或曰经典之作。诗选集《诸神醉了》里所选的北京诗派代表诗人的诗作，是具有一定的先锋性的，至于可作经典性的作品有多少，我是不敢予以确切地断定的，因为这是需要时间来验证的，但我认为，谯达摩的《穿睡衣的高原》《我的磨刀生涯》《落日》，戴潍娜的《轮回诗行》《临摹》诸诗，是可称之为优秀中的优秀之作的。

       在当今开放与多元的时代，任何一个文学流派或诗歌流派，都不可能一统天下，但自有其产生、存在的理由与一定的发展空间。在北京诗派仍处于草创期的阶段，诗选集《诸神醉了》的成功出版，就足以证明了这一点。“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我相信，有了这部诗选集《诸神醉了》打下的坚实基础，北京诗派必能行稳致远，也必将会形成中国当代诗坛的后现代主义风暴。

2024．06．29，于岭南

 野松，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珠西诗刊》主编，广东省江门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鹤山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曾获2021·第四届“十佳当代诗人”奖。自1984年3月在《羊城晚报》发表处女诗作以来，有诗歌与评论发表于海内外各种刊物、报纸和选本，曾出版诗集4部和诗歌评论集2部。“第三条道路写作”代表诗人。2024年1月，加入中国第一个后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北京诗派”，进入七十二地魁星序列。

孔庆东，1964年9月22日出生于黑龙江哈尔滨市，祖籍山东费县。1983年，自哈尔滨市第三中学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于北京大学。本科毕业后，师从北大中文系的两位名师：是钱理群先生的硕士，严家炎先生的博士。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在韩国梨花女子大学任教两年。其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文学，主要从事现当代小说戏剧研究和通俗文学研究，兼及思想文化批评，尤其对鲁迅颇有研究，著有《黑色的孤独》《井底飞天》等多部文集，曾多次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金庸和鲁迅。代表作《超越雅俗》《谁主沉浮》《国文国史三十年》《47楼207》等。孔庆东对武侠小说的深入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和全社会对武侠小说的重视，曾获中国武侠学会学术奖。在本专业之外，孔庆东在传统文化研究、语文研究、教育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武侠小说（特别是金庸武侠）研究等领域均有学术成果问世。孔庆东还是被誉为东方世界第一奖的孔子和平奖的创始人之一和该奖的首席评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