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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乐：《和北京诗派创始人谯达摩的聊天扩展》
习新诗几十年了，只是喜欢、兴趣、高兴，别无所求。自从早年阅读《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徐敬亚、孟浪等，1988）后，才知道自己是多么孤陋寡闻！才知道竟然有那么多“诗派”存在。其实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我对“诗派”的关注度并不高。只是默默进行诗歌或这些分行文字的写作练习。2023年年底，谯达摩老师介绍加入“北京诗派”，成为七十二地魁星（一）中的一员，才开始关注“北京诗派”诗观和发展简史。
“北京诗派”从2016年端午节启动到2019年初，在其微信公众平台已经推出刘文旋、上帝的拇指、戴潍娜、吕本怀、落雪、林懋予、城春草木和谯达摩等诗人作品（每人30首），掀起中国后现代主义诗歌运动。按照谯达摩老师前一段的话：“最近两三个月，‘北京诗派’ 掀起的中国后现代主义诗歌运动，渐入佳境，……”。
在“北京诗派—2024诗实验”群，我给谯达摩老师的建议是： 第一、北京诗派庞大的阵容或当前布局，我觉得是前所未有！（此不再述）；第二、发扬光大诗派，最重要的是两个方面（1）诗歌文本。创作更多的佳作，彰显诗派创作实力；（2）诗观。即诗人对诗歌本身所持的观点或理解。这体现诗人对世界的认知和格局。
如果在诗人阵容、诗歌文本和诗观之中，非要排一个序，我则认为诗歌文本是第一位的。这也应该是不同“诗派”的共识，就是以“好诗”论英雄！什么是好诗？尽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诗人、评论家有不同的看法，但不管怎么说，首先要认定的是：是不是诗。如果非诗，则不存在好诗或坏诗之说。其次，好诗必然能“一石激起千层浪”，让读者感受到语言的魅力，为之一动、一思、一悟。2023年3月2日，童年（郭杰）诗友邀我谈谈现代诗写作与修辞的关系。我曾肤浅地谈了几句，现引用过来：“诗歌是语言的艺术。既然如此，那么诗歌的语言表达自然不同于散文等其它文学载体。毋容置疑，修辞技巧的运用会使诗歌的语言更美更含蓄（意象）。离开修辞的语言，很难想象能“美”起来。诗歌的语言不管运用修辞手法与否，至少从诗意上讲都应该保持或不失诗歌的含蓄之贵。拟人、物化、夸张、比喻等修辞手法的运用应该能更好地体现诗歌语言的这一要求。离开了修辞，语言的美（语意和语言的流动感、场景感）必然受到局限。从这一认识出发，口语诗写作是有一定难度的，但这并不能说口语诗写作没有修辞技巧的运用。把“口语诗写作”与修辞技巧运用完全分离的认识，是一种误解。不管所谓“知识分子写作”或“民间写作”，我认为，一首好诗都必然或应该可以给读者带来阅读的快感：心颤（喜怒哀乐）、所悟（心灵撞击）、所思（认知提升）……，这也许与修辞手法的运用不无关系。”
说到诗观，其实就是说一个诗人对诗歌的理解及写作的观点。诗歌毕竟是诗人内心情感的流露，因此，说得大一点，诗歌既是一个诗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反映，也是一个诗人对世界的认知和格局的体现。我更倾向于诗歌应该揭露、讥讽和鞭笞现实生活的阴暗面，以其特有的方式从另一个视角弘扬社会正能量，促进社会公平、仁爱、开放、自由。当然，这并不是反对歌颂类诗歌，或否认诗歌的歌颂及赞美功能。我体会，后现代主义其主观性和多元性的特征，更符合人们对世界的不断认知，更符合诗歌载体想象力的要求。
诗歌的雅俗不是诗歌好 坏的判别标准，雅，也会平庸，令人无动于衷。俗，也能使人眼前一亮，为之动心、动容。诗歌的语言，不在于口语或非口语，主要是语言的力量——撞击力、穿透力和张力！当然，上述俗，不是淫事淫诗。
诗歌应具有流动性，其流动性主要体现在诗歌的语言和诗意方面。自然而然的流动是最高境界，像水一样的流动。诗的语言、诗意（意象）都应该是自然的，不别扭、不牵强。
老老实实的体验、思考、写诗，远离那些莫名其妙的高谈阔论。诗歌文本，才是最有说服力的，才是你最后的坚守和结局。
2024年2月25日晚于西安
石乐，陕西省作协会员，《江南文学》签约作家。诗作散见于《诗选刊》《中国诗歌》《中国诗》《草堂》《时代文学》《轻诗刊选》《安徽诗人》《延河》《延安文学》《诗深圳》《特区文学》等多种书（报）刊及《诗人文摘》《中国作家在线》多家诗歌网络平台，收录《中国当代网络年度优秀诗选》（2008）《陕西文学年选.诗歌卷》（2013）《陕西文学六十年作品选.诗歌卷》（1954——2014）（2014）《陕西诗歌年选》（2013和2021）。曾在全国诗歌散文大奖赛中分别获3等奖2次和优秀作品奖1次。获2022“中国短诗奖”网络人气奖和优秀奖。2024年1月，加入中国第一个后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北京诗派”，进入七十二地魁星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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