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洛宾与三毛的那段旷世情缘及追忆他坎坷人生的创作生涯
文/上海袁德礼、黄诚专
1989年,香港女作家夏婕曾在新疆下放时,拜访过王洛宾。
回到台湾后,夏婕在《台湾日报》上发表了三篇《王洛宾老人的故事》。通过夏婕,三毛了解到王洛宾的故事。
王洛宾一生历尽坎坷,饱经磨难,曾因“莫须有”罪名,先后两次入狱,共长达18年,差点将“牢底坐穿”,却依然没有放弃对音乐的热爱。
年近不惑,妻子病逝,他孤零零地守在新疆,仍然痴迷艺术,辗转各地,采集民间歌谣。黄昏,会坐在门前看夕阳沉坠。当夜幕降临时,他总要对着妻子遗像,弹一首曲子……

故事还没讲完时,三毛就哭红了眼眶,她说:“这个老人太凄凉太可爱了!我要写信安慰他,我恨不得立刻飞去新疆看望他!”于是,她向夏婕要了王洛宾的联系方式。
三毛从小就爱唱王洛宾改编的民歌,尤其是那首《在那遥远的地方》,更是令热爱流浪的三毛无限向往。
三毛报了大陆旅行团,为了让两人见面自然,《明道文艺》主编宪仁先生特意安排三毛,让她去替杂志社为王洛宾代送稿酬。
1990年4月16日,三毛闯进了这个老人的生活。王洛宾对三毛知之甚少,甚至连三毛的书都没看过。
三毛住在王洛宾家附近的一家宾馆,白天就和王洛宾一起交流创作、谈生活、聊音乐。当得知《橄榄树》是三毛所作时,王洛宾对三毛便另眼相看。

或许,正是王洛宾丰富沧桑的生活阅历,才让三毛觉得非常亲切。他们俩的交流,是高于精神上的融合。
两天后,三毛离开了新疆。她和王洛宾约定,九月一定再来。王洛宾送三毛到机场,看着王洛宾落寞的背影,三毛喊着:“给我写信啊,回去就写,这样到了台北就能看见你的信!”
回到台湾后,三毛将自己在乌鲁木齐对王洛宾的采访整理成《中国“西北民歌之父”王洛宾一鞭钟情》,继而又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撰写了《在那遥远的地方找到了原作者》,王洛宾也因此再度走红。
王洛宾也应大陆媒体之邀,写了《海峡来客》和《回访》两篇短文,对三毛毫不吝惜溢美之词。
别离后,三毛开始与王洛宾书信传情。短短三个月,三毛给王洛宾写了15封信之多,她在信中炽热地表达自己的感情。

王洛宾怎么会读不出三毛的情思,于是他每次就故意延长回信的时间,他也写信委婉表达自己的无奈:
“萧伯纳那把破旧的阳伞,早已失去了伞的作用,他出门带着它,只能当作拐杖,而我就像萧伯纳那把破旧的阳伞。”
三毛就是三毛,即使这样,也不会退缩。
1990年8月,为了给《滚滚红尘》补写旁白,三毛再一次来到乌鲁木齐,她把这次归期定为“很久以后”。
到了北京,她给王洛宾发了一封加急电报:“8月23日(CA0916航班)请接平。”
从未置办过家具的王洛宾,还破例到家具市场,选购了当时最流行的单人席梦思床、一张书桌、一盏台灯和一套新被褥。

这天,王洛宾还为三毛搞了一次“特殊”,特意请好友派了一辆军车前往机场接她。
可没想到的是,迎接三毛的却是一群扛着摄像机的记者,三毛心中的所有幻想瞬间破灭。因为当时电视台正在拍摄一部有关王洛宾的纪录片,为了增强纪录片的感染力,摄制组便和王洛宾一起来接机。
三毛自然是不喜欢,王洛宾慌忙解释。最后,三毛还是选择了牺牲自己,配合王洛宾。她压制怒火,还强颜欢笑对着镜头说:“对不起。”
好在,一路颠簸,来到王洛宾的住处时,老人已经提前精心为她布置好了卧室。
三毛特意按照《在那遥远的地方》中卓玛的形象,打扮了自己,穿上了在尼泊尔买的具有浓郁藏族特色的裙装。她还专门给王洛宾准备了台湾民歌和现代摇滚的磁带。
平日里,两人各骑一辆自行车外出买菜,走亲探友。回家后,三毛亲自下厨做饭,闲暇时光,便一起聊天、唱歌、写歌词。

三毛多希望这样的相偕与欢能够长久,然而,那些摄制组却不断打扰他们的生活。他们安排三毛参加一些尴尬的拍摄项目,甚至,那些她精心准备的礼物,都成了道具。
三毛不开心,不喜欢,最后病倒在床上。此时的王洛宾,一门心思在纪录片的拍摄上,也没有太多顾及三毛。三毛抑郁成疾,终于爆发。
一次吃饭,王洛宾给三毛像平时一样盛上一碗饭,三毛对王洛宾大吼:“盛那么少,你要饿死我呀!”
王洛宾被吓到,还没反应过来,三毛又吼到:“我要杀了你!”
随后三毛住进了旅馆,王洛宾也会去看望三毛。情绪失控时,三毛还会抱着王洛宾大哭,也终于明白,他们俩终究还是两个世界的人。
带着落寞、哀愁,三毛返回了台湾。

1990年12月11日,王洛宾收到了三毛的最后一封信,这也是诀别信。
1991年1月5日,离开王洛宾的第121天,三毛在台北荣民总医院自缢身亡,英年46岁。
噩耗传来,王洛宾顿时失了魂魄。他顾不得年迈体弱,终日饮酒。他还给三毛写下了晚年最后一首情歌《等待——寄给死者的恋歌》,可惜,三毛已经听不见了。
五年后,王洛宾溘然长逝。一个写过无数经典作品的歌王,一个踏遍万水千山的传奇女子,最终是廊桥遗梦。

追忆王洛宾的创作生涯:
1913年(民国二年)12月28日,王洛宾生于北京市东城区牛角湾艺花胡同一座瓦灰色四合院的油画匠家庭,曾祖父是浙江人,在浙江绍兴以卖茶叶蛋为生,后流落到北京。爷爷是颇有影响的民间艺术家,在京城画梁雕栋,颇有名气,还非常喜欢音乐,组成家庭乐队,自娱自乐。父亲王德桢(字洵甫)在家庭的影响下,吹拉弹唱样样都行,母亲王氏育三子三女,其子女分布在北京、上海、河北、云南、黑龙江、新疆等地。
1919年(民国八年)9月,入北京"京师八旗子弟高等小学堂"(原左翼镶白旗学堂,清光绪20年成立开,先后13次更名,最后改名为北京市东城区春雨胡同小学)学习,校长是张安国,六年级班主任是程振山。

1927年(民国十六年)夏,其父亲王德桢把从小多病的王荣庭送入北京通州潞河中学读书。当年秋天,王荣庭参加了基督教堂唱诗班,极富音乐天赋的王荣庭很快成了唱诗班的佼佼者。
1928年(民国十七年)6月,在国民政府陆军被服厂当职员的父亲因病去世。暑假,王荣庭到哈尔滨的姐姐家报丧。在哈尔滨中东铁路线上横道河子车站做列车连接工(摆小旗的)时,结识了塞克、金剑啸、沙蒙等艺友,跟塞克学弹"七弦琴"奇达尔(即"吉它",此乐器名老俄式七弦琴,最早由塞克中译文)唱歌、作曲,塞克是他走进艺术殿堂的向导与启蒙。这时的王荣庭受到居住在黑龙江的俄侨音乐家戈里德施京、特拉赫腾贝尔格、格尔施戈林娜作品的熏陶和影响。同年秋,塞克十分欣赏王荣庭对音乐的执着、感悟与灵性。邀请王荣庭为自编自导自演的话剧《北归》谱写主题歌和插曲《北归》《离别情意》。年底,王荣庭为塞克的诗集《紫色的歌》第一首词《在海的那边》谱曲。与此同时,王荣庭还和塞克共同创作了《西巴扎尔夜歌》。

1931年(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后,王洛宾在中共北平市委(地下党)的领导下,参加了北师大、北大学生一二九南下示威请愿团。北京通州潞河中学毕业后,9月,被保送北平师范大学艺术系学习 。他的钢琴教师是德国人谷不克,声乐教师是沙俄贵族霍洛瓦特·尼古拉·沙多夫斯基伯爵、作曲教师是从巴黎留学归国的汪德昭。王荣庭从他们那里受到正统的音乐教育,这为他以后的音乐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年,王洛宾为萧军的小说《八月的乡村》创作了插曲《奴隶之爱》,这首曲子是王洛宾的处女作。同时,也开始使用王洛宾这个名字。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11月27日下午2时,王荣庭和北师大2000多名师生在师大露天广场亲耳聆听了鲁迅的演讲《再论"第三种人"》,接受爱国主义思想。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夏,将徐志摩的诗《云游》谱成曲。后来,又将此歌献给女友罗珊。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就读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系。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夏天,受聘于西直门外的铁路员工子弟学校--北京京绥铁路扶轮中学担任音乐教员,受学校校长高尚之的委托,为学生创作了《詹天佑之歌》。东北大学临时驻地附近的西直门外的扶轮中学离游泳场不远,酷爱游泳的王荣庭经常和东大的学生游泳,每天在老北京西直门外原慈禧太后放船的船坞白石桥边集体听读《八月的乡村》。7月,王荣庭在北京幼稚师范为北京市城区大、中学校进步学生辅导、教唱《国际歌》《民先队歌》等进步歌曲。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前往山西参加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创作《老乡上战场》《风陵渡的歌声》《洗衣歌》等抗日歌曲。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3月,转移到西安,编辑出版的《战地歌声》上有王洛宾创作的抗战歌曲30多首。5月,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伍修权介绍,同塞克、萧军、朱星南、罗珊等5人去兰州,在兰州参加"西北抗战剧团",前往甘肃、青海各地宣传抗日。改编《达坂城的姑娘》《青春舞曲》《虹彩妹妹》《曼丽》等民歌。此后,王洛宾和洛珊由八路军前方总政治部介绍到驻山西洪洞先万安镇由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这时,王洛宾和萧军相逢,同时相逢的还有作家萧红、欧阳山尊、刘白羽以及贺绿汀、聂绀弩、周巍峙、端木蕻良、丁玲的爱人陈明等人。在此期间,由塞克作词、王洛宾作曲,创作了《洗衣歌》《风陵渡的歌声》《老乡,上战场》等一批抗战歌曲。10月,王荣庭到达河南开封,与在北京大学生合唱团联欢时结识的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学生杜明远结婚,经杜明远发父亲杜继增介绍到西安,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又介绍到驻山西临汾刘村的八路军前方总部学员队,两人双双奔向抗日前线。为旅途方便,王荣庭改名王洛宾,杜明远改名罗珊,以兄妹相称。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在新疆拍摄影片《祖国万岁》,与萨耶卓玛相识。之后,在青海创作、改编《在那遥远的地方》《半个月亮爬上来》《玛依拉》等民歌。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在西宁任音乐教育工作,负责组建"青海儿童抗战剧团",创作歌舞剧《沙漠之歌》及《送郎出征》《穆斯林青年进行曲》等抗战歌曲。
1941年(民国三十年),罗珊提出解除婚约。之后王洛宾又因共产党嫌疑而坐牢,在兰州监狱里待了三年。在狱中创作《蚕豆谣》《我爱我的牢房》《睡在戈壁滩上》等二十余首囚歌。最后,当时的国民党青海省主席马步芳写保书把他保了出来。
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5月,经多方营救出狱,回到青海继续从事音乐教育工作。改编《阿拉木汗》《可爱的一朵玫瑰花》《依拉拉》《曲曼地》等民歌。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与妻子黄玉兰在西宁农村结婚,之后生育三子。
1949年9月,在西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随军进入新疆。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政治部宣传部文艺科副科长、新疆军区政治部文艺科科长、新疆军区歌舞团音乐创作员、新疆军区歌舞团艺术顾问等职。在张掖与王震将军共同创作合唱歌曲《凯歌进新疆》。12月任新疆军区文艺科长,编译《苏联最新歌曲集》,改编《哪里来的骆驼队》《我不愿擦去鞋上的泥》《在银色的月光下》等新疆民歌。
1951年6月,根据新疆军区要求,王洛宾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冬,妻子黄玉兰在北京病逝。
1952年2月,新疆军区军法处以散布谣言、长期逾假不归为由判处他两年劳役。服役期间,他完成了话剧《丰收》的谱曲并创作了一批歌曲。
1954年8月,被释放后,在南疆喀什二军文工团任音乐教员、创作员。改编《沙枣儿花香》《圆圆的》《美就美在眉毛上》等数十首民歌。

1957年,调任新疆军区文工团音乐教员、创作员。参与创作歌剧《战斗的历程》《无人村》。
1958年,参与创作歌剧《两代人》和音乐话剧《步步跟着毛主席》,同年被评选为全军先进文艺工作者。
1960年,王洛宾在新疆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20年。一年后假释出狱。
1962年,被假释出狱,回原单位带罪服务,任音乐教员、创作员。改编《江巴拉汗》《草原上的金太阳》《天上的云》等数十首民歌。
1965年,被押回狱中继续服刑10年。先后在狱中搜集改编《哈来龙》《离别》《阿顿江》《高高的白杨》《萨阿黛》等数十首民歌。
1975年,刑满出狱。在政治上继续被管制,在生活极度困难时改编《我愿变成一杯香茶》《西淋江》《你的热泪把我的手背烫伤》等数十首民歌。
1978年,为新疆工一师文艺宣传队创作歌剧《托木尔的百灵》。
1979年4月,应兰州军区政委肖华将军邀请前往兰州为战斗歌舞团创作歌剧《带血的项链》进京参加国庆30周年汇演,获文化部颁发创作二等奖。11月29日,乌鲁木齐军区军事法院撤销了1961年对他的判决。次月,《新疆艺术》登出新华社记者赵全章的文章《便从今日谱新曲》。此后,王洛宾的歌曲以歌曲集的形式一本接一本地出版发行出来,他的歌曲在音乐会上频频亮相,在国内外广为流传,而王洛宾本人则被人们敬称为"西北歌王"、"民歌之父"。
1980年,为乌鲁木齐市文工团创作歌剧《奴隶的爱情》。
1981年,新疆军区召开平反大会,为他恢复名誉和军籍,王洛宾终于重新穿上了军装,任新疆军区文工团艺术顾问。
1983年,甘肃人民出版社为他出版《洛宾歌曲集》。
1986年11月,新疆军区政治部、新疆音乐家协会联合为他举办《人民音乐家王洛宾作品音乐会》,首次向社会全面介绍他的音乐作品,并且授予他"人民音乐家"这一光荣称号。新疆人民出版社为他出版英汉对照《在那遥远的地方》《丝路情歌》歌曲集。

1988年,王洛宾离休,享受副师级待遇。
1991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1996年1月6日,因患胆囊腺癌入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治疗。在住院期间谱写了人生最后两首歌曲《歌唱万青年》《人生之路》。2月18日,应邀为集邮爱好者题词:"愿透过歌曲带给人们美的享受"。3月4日,王洛宾在病榻前就荣誉权、著作权和继承权等问题立下遗嘱。3月14日零时40分,因患胆囊腺癌医治无效去世,享年83岁。3月20日,王洛宾追悼会在乌鲁木齐隆重举行。5月28日,王洛宾墓碑落成暨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金山陵园举行。
王洛宾与杜明远
很长时间里,这首名为《曼丽》的歌曲曾在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群体间秘密传唱,不少人都一度以为这首动人的歌来自港台,事实上它由王洛宾创作于上世纪30年代,歌中的女主角则是他最初的爱人-罗珊(杜明远)。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10月,北平大学生合唱团联欢,经同学介绍,王洛宾结识了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攻读西洋画的杜明远,不久后的一次赈灾义演中,男高音伴唱的王洛宾与展示芭蕾舞的杜明远珠联璧合,两颗年轻的心由此贴近。1941年(民国三十年),兰州一家报社登出了一则离婚启事,宣告二人的婚姻走到了尽头。
1975年,王洛宾帮新疆第一监狱排演一段豫剧,因手上没有豫剧本子,他忽然想起第一任妻子杜明远。按照解放前的地址,他试着写了一封信,除了问好,还请她帮忙找几个豫剧剧本。不可思议的是,他很快就收到了寄自开封的包裹,里面除了剧本,还有一身绒衣绒裤。

王洛宾与卓玛
1939年(民国二十九年)的夏天,中国电影创始人之一的郑君里,率摄制组千里迢迢来到金银滩草原,拍摄一部影片《祖国万岁》。当时,邀请了正在西宁教书的王洛宾参加。摄制组在青海湖畔开机。郑君里请当地同曲乎千户的女儿萨耶卓玛扮演影片中的牧羊女,王洛宾扮演萨耶卓玛的帮工。相处三天,摄制组走了,王洛宾骑着骆驼离开金银滩,大队已经走了很远了,卓玛仍然站在那里向他挥手,一直到看不见王洛宾的身影,在返回西宁的驼峰上,王洛宾连续三晚借助哈萨克民族的曲调写出了不朽之作《在那遥远的地方》。《在那遥远的地方》是王洛宾传唱最广的歌,也是华人歌曲在世界传唱最广者之一。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由美国男低音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上海演出。1998年,台北跨世纪之声音乐会,美国爵士天后戴安娜·罗斯、世界三大男高音之卡雷拉斯、多明戈,以此曲压轴。[13]

王洛宾与黄玉兰
1941年春天王洛宾与妻子罗姗解除婚约,之后被兰州当局以“共党嫌疑”罪名逮捕,关押在兰州城北大沙沟监狱,苦狱三年,1944年5月经多方营救出狱。
1945年,在朋友们的撮合下,王洛宾又一次步入了婚姻的殿堂。新娘子名叫黄玉兰,出生于西北一个名医家庭,在一家医院担任助产士。
婚后,柔顺少言的黄静给王洛宾的生活带来了一种崭新的、生机勃勃的活力。沉浸在前所未有的爱和家庭温馨浓烈气息中的王洛宾,将原本产生的“对生活报复”的想法,惭愧地告诉了妻子。黄静听后,只是平静地笑笑说:“你以后会好的。”于是,又一次被感动了的王洛宾,怀着异常钦敬的心情,为妻子取了一个新的名字:黄静。
一次,王洛宾去海西采集民歌,家中断了粮。几天后他回到家,遇见了铁将军把门的尴尬场面,心中顿时一片烦躁。窝着一肚子火的他跑到岳父家找回了妻子,才了解到真正情况,感到很惭愧。可尽管如此,黄静连一句埋怨的话也没有说出口,脸上依旧充满着对丈夫的关切和柔顺,用刚从娘家带回来的面粉,给他做了一顿可口的饭食。一边吃着妻子亲手为他做的可口饭食,王洛宾的心中像碰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样样俱全。

1949年7月,王洛宾从兰州回到西宁妻子身边,并在西宁解放后准备举家迁回北平。但就在这时,36岁的王洛宾却又决定随王震大军同赴新疆,黄静给予了丈夫充分的理解和支持,她说:“我知道,洛宾,你的心在远方!”
就在王洛宾如鱼得水在新疆为发展我国民族音乐大展宏图的时候,1950年春,黄静写信告诉他,他们在西宁的家被查抄了。因为王洛宾曾当过马步芳军队的上校教官,自然,黄静也成了历史反革命的家属。家里的生活一下陷入了困境,可怜的黄静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怎么也过不下去了。黄静问他怎么办?这年五月,经请示,军区领导特批王洛宾可以把家属接到新疆落户。
本想把妻儿接到新疆的王洛宾却突然间有了疑惑,当年与他一起组建青海抗战剧团的副团长赵永鉴由于沾了“马家军”的光,刚一解放就被人民政府枪毙了。他怕自己也是这样的下场,结果做了一件天大的蠢事——给新疆军区领导写了一封辞职信,和年迈的从医岳丈一商量,决定彻底离开大西北,举家迁往北京。
北京的日子也没有长久的安宁。当时正值抗美援朝和国内大规模的镇反期间,阶级斗争和防特的弦绷得很紧。在当地派出所民警的带领下,新疆军区保卫部的干部将正在北京八中上课的王洛宾抓走,直接押上西行的火车。

当王洛宾被带离这个家时,本来由于大出血病奄奄一息的妻子黄静,惊恐得连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她只是顺着丈夫离别时的目光,定定地注视着围在她床旁哭作一团的三个年幼的儿子。一个多月后,等不及1952年的新年钟声敲响,黄静带着恐惧和对丈夫的思念、对年幼的孩子们的牵挂,离开了这个人世……
王洛宾与《萨拉姆毛主席》
1960年4月,王洛宾被判入狱,刑期15年。他的罪名是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他曾在马步芳属下任过职,被指“历史反动”。
写过一首《萨拉姆毛主席》,被指谐音“杀了毛主席”;
"萨拉姆"来自阿拉伯语,它的全部意思是"安萨拉姆,阿莱空木",翻译成汉语的意思就是"愿真主的安宁在您身上!"。这句话也可以倒过来说"阿莱空,萨拉姆!"意思完全相同。"萨拉姆毛主席"就是"您好,毛主席!"。
"萨拉姆"是维吾尔人民在生活中用于尊贵亲人的敬语;有别于维吾尔语"亚克西"(你好),"萨拉姆"这词是穆斯林兄弟之间在主麻日礼拜的时候才说的语言,其余场合也仅限于对有共同信仰的伊斯兰教徒,如阿訇、毛拉、阿吉等见面时的称呼。
"萨拉姆"还不是完整的句子,但全世界穆斯林都知道这句话的完整含义,哈萨克、乌兹别克、塔吉克、东乡、萨拉、回族等民族见面的时候,都用这句话为对方祝福。但对于同是好朋友的汉族,维吾尔人对汉人的称呼是"阿达西,亚克西吗",意思是"朋友,你好吗?",而从来不会用"萨拉姆"这三个字。哈萨克人见了汉人,也仅仅用"加克斯"来问候,绝不会含糊。

维吾尔人不拜偶像,不拜鬼,只敬唯一的"胡达",房子中间不挂人像。对于不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称呼对方为"萨拉姆"是几乎没有的。唯独维吾尔民歌中有一首《萨拉姆毛主席》,一些阿訇的解释是,毛主席是维吾尔人民的圣人,和穆罕穆德、阿里,依不拉音、尔萨等伊斯兰先知一样,是维吾尔人民最敬爱的尊贵的亲人。
郭德茂(《艰难时代的传歌者-王洛宾评传》作者):王洛宾,中国百年音乐的标本,不止是音乐的标本,更是一个作为知识分子的音乐人的人生历程的标本。这个标本联系着民间和庙堂,舞台和监狱,草原和京城,苦难和辉煌,耻辱和尊贵,贫寒和富有,爱情的难得、失去与滚烫得让人难以承受的彷徨……
很长时间以来,我国一直难以成为一个正常的现代国家,类似悲剧一再上演。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里” 一直是中国人滴血的梦想。
原载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采风报。

作者简介:
袁德礼,1954年4月生于上海。现为《城市导报》创业人生、校园内外、终极关怀版面责任编辑、资深记者、专栏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30年来,先后发表上万篇各类新闻、诗歌、散文、小说、剧本等作品,累计1300万文字。出版过《武则天:一个女人的强权、沉沦史》、《百位老板谈人生》、《走访殡葬十年间》、《远航的心》、《女儿袁靓》、《在雨中我梦见本家袁崇焕》、《记者写天下》等书稿。作者曾在建筑公司、服装公司、团市委研究室、新闻报、劳动报等岗位上洒下过几多汗水。现为上海德礼传媒集团公司(国企)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