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春季，父亲的冤案终于平反了！真好像漫漫长夜盼到了黎明，荒漠的原野看到了绿洲，寒冷的冬季见到了阳光，全家人扬眉吐气，舒展了紧皱的眉头，那份喜悦的心情简直无法言表。据知情人透露，在反奸除霸时，村干部觉得只镇压了我伯父还不够解恨，于是便把我父亲连同几个为敌人办过事的家属、近亲都列为特务组织成员，并把名单上报了县公安局，压了近20年，“文革”时翻了出来。后来，多亏下乡工作队详细调查，多方取证，才使这一冤假错案得以平反。自此，父亲去掉了“心病”，后随着邹世礼医生的治疗调理，病情渐渐好转了。同年秋末，我在村里任了代课民办教师，自此与教育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是1973年11月6日清晨，我同往常一样和社员们一起去小北沟地里背庄稼。生产队长杨兴金（时任革委会成员）对我说：“学校那个民办教师因为管不了孩们，宁愿去放羊也不想教书了。昨天黑夜大队几个干部考虑了一顿，村里没有初、高中毕业生，当下也没个合适人选。听说你念书那会儿学习还可以，想叫你去代课，你看行不行？”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了，我毫无思想准备，一时只感到既兴奋又不安——兴奋的是以前因父亲的“历史问题”，自己连个基干民兵都加入不了，如今父亲的冤案平反了，大队能把培育革命后代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哪怕就是教一天书，也算是我童年的梦想实现了啊！不安的是自己小学都没毕业，先后又劳动了五年半，虽然在劳动期间四处搜集看了不少书，但是当教师就凭这些能行吗？所以，我犹豫着说：“就怕我教不好……”“先试试看吧，实在不行等有了合适人再换。”他说着，似乎怕我不愿干，又强调了一句：“今儿就去上班，你就好好干吧！”便急急忙忙走了。

吃罢早饭，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迈进了学校大门。当时学校有三个教师80几名学生。陈旭老师是学校主任教师（校长），兼四年级班主任和全校音乐课。杨存纪老师曾在我读高小时教过我一段时间，因属远房当家，故称呼未改，还叫他二哥，他任三、五年级复式班班主任和全校体育课。我接替前任教师任一、二年级复式班班主任和全校美术课。当时一年级26名学生，二年级10名学生，教室占用两间南房。任教的第一天是带领学生到野地里拾捡冬季生炉子的柴禾。在生产队劳动惯了的我，尽管这天拾了不少柴禾，也还是觉得特别清闲。回校后闲不住又没个称手的活干，我便帮着学生一起打扫教室卫生。

晚上，陈老师说：“咱们三个教师轮流值班，明天该你值班了，负责打扫办公室卫生，上下课打铃，课间做操和放学组织学生站队、填写学校日志等。”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要么你刚上班不熟悉，我明天再值一天你看看。”“甭价老师，我明天就值班吧，哪些地方不清楚我再问。”“其实也没啥，我看你今天的表现比前任教师强，只要好好干总错不了。”“这个请你放心，哪怕叫我教一天书我也决不糊弄，一定会努力好好干的。只是我刚干这活什么也不懂，以后还请你和我二哥多指导多帮助！”“好说，什么不懂就多问。”二哥也说：“你跟我坐对面同桌还不方便？只要你愿意干，就安下心来好好干吧，你不看咱们村哪有人才呢？”

不料第二天上第一节课便出了个笑话——教汉语拼音时，我一领读同学们便哄堂大笑，弄得我莫名其妙。有个学生说：“老师，你教得不对！”原来是汉语拼音与我读书时的读音不一样——我读书时，汉语拼音读“a（啊）b（白）c（采）d（呆）……”，现在改为“a（啊）b（博）c（刺）d（的）……”。无奈，我只好先找个学生领读。不料这么一来，同学们便有些看不起我这个“老师”了。到上第二节课时，不少学生故意调皮捣乱，我说也无用。有几个同学大声议论着，似乎有意让我听：“教不了就别来！”“哼，连拼音都不会教，还当老师哩！”“……”

我是个要面子的人，听到这些话脸上热辣辣的，但又没法说什么。也许是孩子们互相串通消息的缘故吧，临放学时有个四年级学生从书中找了道难题，不去问教他的陈老师，专门向我“请教”。我思考了很长时间，憋了一头汗也没解答出来。在同学们的讥笑声中我尴尬极了，正印证了我童年做的梦……

真是万事开头难。老师也不是随便一个人就能当得了的。午饭我吃不下，胸中似乎有股无名火直往上冒，又觉得鼻子酸酸的，心里很委屈。有心找大队领导辞职不干又怕人家笑话，一时不知怎么办好……父亲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开导说：“小那会儿你做梦都想当老师，这回总算当上了，这也是大队领导看得起咱。哪怕明儿不要咱，今儿咱也得用那么大劲儿。”“爹，不是这个，你不知道……”“啥我不知道？你肯定是碰上难题了，干啥没有三天累巴？甭说你干了这么多年活了，就是刚念出书来的叫他去教书也不一定都懂都会，有啥不懂不会的多问问陈老师和你二哥。家里的事你甭操心，我这会儿病也好多了。你就光谋你学校的事吧，有了空儿多学学，看看书，不也顶念书吗？”父亲的话使我茅塞顿开。记得我在哪里见过这么一句话：第一个教大学的是没上过大学的人。于是，我暗暗下定决心：边工作边自学，把失学的损失夺回来，我就不信我当不了个好教师！

陈老师是杨木林村人，距我村10多里地，他带家属在村里一个亲戚家的房子住；杨存纪二哥家离学校虽然不远，但我跟他俩说，以后无论该谁值班，清晨打扫卫生、生炉子等等这些活儿，我全都包揽了。从此，我每天都早早起来挑上水桶放在学校门旁，打开办公室门捅开炉子，打扫完卫生便坐下来自学——语文从汉语拼音学起、数学从三年级现行教材学起，我找了些废纸订了本子，用写过的背面进行练习……回家时顺便挑一担水。

那时由于天短，实行两顿饭一放学，午饭后距上晚班还有一段时间，我便提前到校，把两张办公桌的灯罩擦亮（那时我村还没输电），给暖水瓶灌好水，然后坐下来开始备课。刚开始任教，不知道如何备课，因陈老师是50年代柴沟堡师范毕业的老教师，我认为他肯定比民办教师杨存纪二哥强，就翻了翻他的备课本，发现尽是些例题，便以为备课就是抄例题。于是，在写教案时，我非常认真地连例题的插图也都照猫画虎套下来。因此，每天下午再加上晚班的时间5个多小时，常常还是完不成写教案和批改作业的任务。后来经杨存纪二哥指导，我才知道了写教案并不是抄例题，而重点是在吃透教材的基础上，根据本班学生实际情况设计教学方法。复式班备课还得注意两个年级的“动、静”搭配，即一个年级讲授新知，另一个年级布置自动作业。掌握了备课方法，写教案的时间大大节省了。

我觉得当教师每天与其他社员一样都挣10分工，比起他们来可清闲多了，最起码他们得比我多个起早和下午干活，晚上不加班干活还得开会。因此，我除了帮干教师值班的活，帮学生打扫室内外卫生外，还抽空把学校勤工俭学捡来的500多斤玉米，全部用簸箕簸干净。没有了其它活干，我便抓紧一切时间自学，就连吃饭的时间也不放过，吃饭的时候，边吃饭边看书。每天晚上下班后，便趴在饭桌上点上小油灯继续自学，腿麻了下地溜达溜达，瞌睡了就用凉水洗把脸，曾有几次困得实在受不了伏在炕桌上一觉睡到天亮。

不料由于天长日久吃不好睡不好，过度劳累，临近放寒假，我又患了一场重感冒，体温高达39度。我披着皮袄边打针吃药，边硬挺着坚持上课，半个多月感冒才好。自此，无论吃什么饭，饭后一个小时左右便开始吐酸水、胃疼，经到大堡医院检查，才知道是患了胃溃疡。从此，胃舒平、氰氧化铝凝胶、颠茄片等药物随身不离。就这样，我一节课也没耽误学生，自学也没停止。

在教学上，我经常征求学生们的意见，怎样听得懂就怎样讲，什么方法乐于接受就采取什么方法。没想到，这样无意间增进了师生感情，加之经常有了空闲时间就和同学们一起劳动、玩耍、猜谜语等，不仅本班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变得听话了，就连其它班级的学生也都乐于和我接近了。这时的我真正成了“孩子王”，学校需要干什么活儿，只要我一安排，同学们便抢着去干。

一个学期不知不觉地过去了。临放寒假时在石门小学开会，当我正准备进办公室时，听得公社文教领导李纪老师问陈旭老师：“你看你们学校刚教书那小青年行不行？要不行的话可早点儿换人，别耽误了孩子们。”“我看行，又爱学、又勤谨，也管得了学生，比以前那几个民办教师强多了！”陈老师说，“不信你问问大队干部，了解一下学生们的反映……”能得到陈旭老师的如此评价是很不容易的。陈老师这个人不苟言笑，个性很强。听说前几任民办教师很难有他看得上眼的，因此大都干不了多长时间。就这样一个学期下来，我的工作终于赢得了学校领导较好的评价，决定不再换人，让我安心干下去。

说实在话，通过两个多月的工作，我已深深地爱上了教师这一行，觉得自己已经离不开孩子们了，就连过个星期天不和同学们在一起都感到非常寂寞。同时，我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要想当个好教师，只有满腔的工作热情和积极的工作态度，没有渊博的文化知识和精湛的业务水平是不行的。于是，我边顶着胃溃疡病魔的折磨继续自修学习，边刻苦钻研教学业务，既虚心向本校及外校有经验的教师请教，学备课、讲课、批改作业、辅导、考核等方法，又经常阅读报刊杂志教育教学资料，学习外地先进经验，另外还随着当时的社会形势发展，加强政治思想学习和批判，每学期都要写厚厚的一本学习笔记。

我始终坚持以不耻下问、任人为师的学习态度努力进取，写下了“夜学过午睡未晚，一日足可抵日半，倘若能活七十岁，岂非一百零五年？”的座右铭用以自勉。

  1974年秋假，时任公社文教领导的赵志清老师（后调任县教育局局长），见我年轻机灵又勤奋好学，对我很有好感，派我参加了县里组织的为期半个月的体育教师培训班学习。这次培训由河北师大体育系教师任课辅导，全县共有50多名体育教师参训，只有我对体育外行——当年读书时，根本就没上什么正规的体育课，对体育知识一窍不通。我便利用这一大好时机刻苦训练，每天早早起床跑步、压腿、蹩腰……理论课认真做记录，实践课认真做每一个动作，晚上躺在床上浑身的骨头像散了架般难受，但我咬牙坚持到底，终于学有所得。回来后，我主动要求担了全校体育课。经我指导训练的军训刺杀动作和战地操练演习，以及初级长拳、初级剑术等团体操，还有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从1975年开始我们罗晏沟学校连年都在全公社比赛和汇演中取得优秀成绩，赢得了满墙奖镜。我个人也从1975年开始连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在不断取得的成绩和荣誉面前，我的工作干劲更足了，但由于天长日久吃不好，睡不好，太劳累，胃溃疡病也更加重了。尽管除了服用常见的胃药外，还购买了乌贼骨研成粉末、豆腐皮焙黄研面空腹服用等，吃了不少偏方，也还是不见效。整天胃疼、吐酸水、严重时还胃出血，使得本就干瘦的身体此时更加瘦弱不堪，体重不足百斤。

      父母见我病情越来越重非常担心。一方面想方设法为我换白面改善伙食增加营养，一方面不让我吃饭时看书和夜间加班学习。我也知道这样做只能使病情愈加沉重，但不学习怎么行呢？这时我看的书已不再是像当年劳动时“偷”来的那些“闲书”了，而是掌握文化学识和教育教学必备的知识性书籍了。经我再三向父母解释，只争取了夜间学习时间短些，但吃饭时看书父母怎么也不答应。

      后来听说柴沟堡医院会“埋线”治疗这种病，陈老师让我请几天假去“埋线”，但我考虑到学校只有三个教师，一人负担一个班级，我如果请假就会耽误学生课程，于是我谢绝了陈老师的好意，一直推到放暑假，利用休息时间找石瓮村赤脚医生杨孝明（我的当家子表哥）做了“埋线”手术（因当时家境贫困，到外地看病花费太大）。术后要求静养，我把书藏在枕头下面，瞅机会偷偷地学习。后来又找石门卫生院刘秉仁医生开了草药，研成药面用蜂蜜自制成300只药丸，日服2丸。不知是“埋线”还是药丸的作用，也许是两者兼有的功效，总之，经过这次综合治疗，折磨了我4年之久的胃溃疡病总算基本痊愈了。

      在此期间，我从一、二年级复式班开始，第二年新增了一年级和原二年级，组成了一、三年级复式班，接着跟班上，担了二、四年级，三、五年级复式班班主任和语文、数学等课程。1976年村里附设了初中班，我又接着教了初中语文、历史、地理等文科课程。同时我以顽强的毅力自学完了高中语文和初中数学，以及《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修辞常识》等语文基础知识，还通读了《毛泽东选集》一至五卷。学文科，凭自己用功大都能懂，而数学则非常吃力，自己解答的题不知错对，我就找上中学的同学给我判作业。

      1979年我担任了全公社教师语文辅导员，经常参加县里组织的培训学习，有幸接受了语文造诣高深的李服佩（讲语文基础知识）、沈凯生（讲古典文学）、赵育大（讲现代文选）等老师亲自讲学辅导——特别是李服佩老师，虽然身体有病非常消瘦，但讲起课来嗓门洪亮，吐字清晰，无任何语病，实在令人佩服。记得我曾在笔记中写了几句顺口溜：“名字叫服佩，我心真佩服；讲课嗓门大，吐字特清楚；虽然身体差，教学不含糊；文化造诣深，学后能记住。”通过这些当时在全县屈指可数的几位老师的亲自传授辅导，使我的语文知识水平迅速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