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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电视看祖国
文/宋桂杰
羊肠小道随处可见，小鸭小鹅院里散落。田间小路交错相通，鸡鸣狗叫的声音此起彼伏。村庄的外表没有华丽的色彩，农家的生计也不过是一日三餐。为了活下去，为了生儿育女，捡些柴粪、种些土菜、养些寻常的张口物，这是辽北大地上的农户每天最大的理想。
一对夫妻维持着婚后的日子。丈夫宋相阁，幼年丧父，小学只念到三年级，自学成才，做了农机厂的技术员。妻子王淑兰，农村妇女，操持家务。他们一辈子生养五个孩子，最大的和最小的年纪相差14岁。第五个孩子，我，生于20世纪70年代。我的童年比其他哥姐们的童年平添了些许亮色。我不必像哥姐们那样穿带补丁的衣服，不必因为馋别人家的饭碗、回来挨眼泪汪汪的爸爸咬牙切齿的妈妈一顿说一顿揍，而哥姐们又大可以用砖头搭起炉灶用茶缸煎好鸡蛋给我这个小妹吃。此时，家里换了房场，吃饭有了白米，街里粮库值班室有了电视。
我白天上学，放学放鹅，自己和群鹅都吃饱了，是我最幸福的时刻。听左邻右舍的小伙伴们说，粮库电视可好看了，单是《射雕英雄传》这名字就十分吸引人。于是我也成了夜晚翻墙蹭电视的一员。在别处看电视，自然要规矩老实的，所以粮库值班大爷也不说我们这些孩子。电视果然好看，虽然有时电波不稳、吱吱响，屏幕也只有黑白两色，但总比家里没的看要好多了。电视里的靖哥哥本事真大，蓉姐姐笑起来像花一样美。故事起起落落，看完一集想下集，今天看完盼明天。如果赶上停电了，这一晚上都不知道是怎么熬过去的。这台小小的电视成了我的精神乐园。
上了初中，家里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效果还算好。当时学习任务比较紧，我也没什么看电视的印象。
农村孩子的我，考上了县城重点高中，可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书本是离不了了，300度眼镜是摘不下去了。逢个周末，往家跑。家里不知什么时候换了台彩色电视机。一部名叫《卞卡》的外国剧深深打动了我，父亲怕我眼睛累，怕影响我学习，不让我看，让我早点儿睡觉。我躺在炕上被窝里还偷偷地用小镜子反光看过一段时间呢，一直看完当天这一集结束，也真是青春迷剧痴狂了一把。我喜欢卞卡蓝汪汪的大眼睛，喜欢卞卡金黄色的头发，喜欢卞卡说话时柔中带刚的语调。但时间到还是要睡觉，时间到还是要赶回学校。
我毕业于铁岭师专 ，回乡就职服务于曾培养过自己的母校。家里变化之一便是小屏彩电换成了大屏彩电。我上岗，做了一线教师，兼班主任及团委工作，“头三脚难踢”，根本无暇看电视。
次年，也就是1998年冬天，缘分到，我步入了婚姻殿堂。这桩婚事，全家人都不赞成。因为对方叫于海峰，中专学历，人又黑又矮，最主要家里穷，结婚只能给起一头牛的彩礼钱。“傻孩子啊，别的不怕，妈就怕穷。” 我的母亲是穷日子过怕了。于海峰，信誓旦旦一定努力奋斗，争取不让我过苦日子。他执着，我愿意，全家人只好妥协，并且买了一台“大脑袋”彩电作为嫁妆。这台电视与家里不同的是功能多，除了正常收看电视节目以外，有VCD插孔，有视频接口等。这台电视成为娘家的礼物，在裸露着梁檩椽柱的婚房里，显得庄严而不可侵犯。
此后，畜牧兽医学校毕业的于海峰承包了兽医站两年，租金每年2500元。这样，我们从一个叫靠河的村子里搬了出来，在乡政府附近离我上班的单位也不远的兽医站住下了。他一边卖兽药，一边带孩子。我一边上班，一边给孩子送奶。这时候两个人没时间看也没有电视可看。电视在我公婆住着的老房子里放着。 断奶了，房租到期了，也省吃俭用攒了一点儿钱，我们打算在街里买房子，这样大人上班孩子上学都更方便些。亲戚想凑钱借给我们。房价35000元，三间真楼座。我们合计一番没向亲戚借钱。亲属各有各的难，日子都得过。我们向一个叫四姐的远亲贷款两万，写好字据下年还。房子买好了，这时孩子还没有窗台高。
接下来的一整年，我们两个人勒紧裤带、精打细算，不敢吃不敢喝更不敢穿和用，杜绝一切应酬，没有半点娱乐。我原本的优越感也自然地被淹没在节衣缩食艰难度日的洪流中。我本来就长得枯小，这回人又瘦了一圈。走过冬天，总算来到春天，苦心人，天不负。一年功夫我们如约还清了贷款和利息。
无债一身轻，此时我想起了电视。我的父亲建议，要是把电视搬回街里房子，公公婆婆就没有电视了，再给他们买一台电视吧。一时间钱还不够宽裕，父亲说的又在理，再缓缓吧，电视还是先不搬了。也不知道公婆他们看没看电视，但放在他们那里总归是种安慰吧，毕竟我们都出来住了。
2007年，公公病逝。老家只剩婆婆一人。我们商量，卖掉老房子，接婆婆过来同住。婆婆答应了，电视一并转到街里的住处。 电视放在婆婆住的东屋。2008年的暑假，是我和电视不离不弃的关键时期。家人各有各的事情做。我，一个人，小板凳一搬，坐在电视机前，一看就是大半天。电视里正直播的是2008年中国北京奥运会的实况。各种项目，各场竞技，各个队员……我看得心潮澎湃，欲罢不能。尤其是看到中国选手，要是获奖了，也跟着振臂高呼；要是落败了，就撅起嘴来表示遗憾。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是看中国女排，五局定胜负。中国女排前两局都输给了对方，第三局是关键局，我看得揪心兮兮，眼不敢离屏，气不敢大喘，身体一动不动，内心是翻江倒海。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赢了！赢了！第三局逆袭！接下来第四局，第五局依然关键。女排健儿们热汗淋漓，士气大增。加油！加油！又赢一局。好样的！坚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再赢一局！中国女排惊天反超，转败为胜。我激动得起身握拳，眼泪竟夺眶而出。我还从未这样安静下来，锁定电视，痴迷节目，这是唯一的一次。这也是我平生看过的最精彩最震撼最刻骨的电视节目。电视原来可以给人如此巨大的鼓舞和力量。我感恩这次与电视相守的时光。此后，我心中的每个角落里都充满了阳光，而我又将这内心的阳光尽可能地洒向了我所能到达的每一个地方。
岁月荏苒。2013年左右，一种新名词传到了乡村——液晶电视。据说省电省空间功能也多，同时还可以联网的。于海峰决定买回家一台，让全家人见见世面，也提高一下生活质量。我也同意。这样，原来东屋婆婆有电视，新买的液晶电视，超薄的，就订挂在外屋东墙上。婆婆白 天干点力所能及的活儿，只有晚上才看看电视，最关心的就是天气预报。我们呢，不忙时候看看电视，因为有智能手机，更有很多事情要做，看电视的时候不多。这样，这台黑色的小尺寸液晶电视，就像一个吉祥物，一直守护着我们这个小家。
2019年，我的母亲病逝10年，我的父亲病逝1年。我的小家，已经在城市贷款买楼八年了，已经有私家车十年多了。婆婆71岁，孩子读大学三年级。婆婆办了社保，于海峰是镇政府职员，我是乡村教师，家庭月收入15000元左右，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一天，经过召开家庭会议，成员表决通过，买一台大屏电视。于海峰和朋友按时进城按时返回，电视顺利到家，花了近4000元。我很高兴，看着电视说：“还有这样凹面的。” “那叫曲屏”，于海峰解释说，“这回想看电视看电视，想上网上网，想唱歌唱歌。” “这可真好。” 我看着，笑着。 这样，被替换下来的墙壁上超薄的小屏液晶电视转移到了东屋婆婆的水桌上，而水桌上原来的“大脑袋”电视转给收购旧电器的商贩了。“这下屋里宽敞多了，亮堂多了。” 婆婆说着，笑着。 那些频道，什么楼房降价呀，什么冬季供暖呀，什么如今百姓日子甜呀……她都知道。于海峰晚休，没有应酬的情况下，有时愿意看新闻，一脸庄重；有时迷上《东方战场》，目不转睛；有时又被综艺节目弄得整个人乐不可支。我知道，电视是婆婆和爱人的主要乐趣，我只管即兴融入其中就行了。孩子在外地求学，知道家里换了电视，知道奶奶也看液晶电视了，便发来消息“行啊，咱每个人都加油，都好好的。”
就这样，一个四口人的小家，一个社会的细胞，一个新时代的音符，一个祖国的缩影，在一台电视里闪过，满屏爱。
审编：中国文学社散文主编禾之晓
作者简介：
宋桂杰，辽宁人，优秀党员，骨干教师，业余作家。发表作品散见于各大文学类报刊、网站、公众号。2018年出版诗文集《飞花有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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