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老师的精心培育下，正当我准备为实现自己将来当老师的理想努力学习锻炼时，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那年秋季开学，我刚上五年级，村里把以往初小毕业或未毕业失学的孩子都收拢起来，在学校附近找了三间破旧的南房，由村里民办教师杨存纪任教，办了个年龄相差很大（有的比我大五六岁）、程度参差不齐的高小综合班。

在那个非常时期，课本扔在一旁基本不学了，每天不是上街入户破四旧、读报纸、搞宣传，就是背毛主席诗词、语录，还分组到村口拦住收工回家的社员背毛主席语录，每天三次用报纸卷个广播筒进行屋顶广播，写大字报、进行“革命大批判”等等。

        不久，胡老师被调回了马家庙学校，调来了杜占春老师。杜老师30多岁，脸上可能是因得“天花”病留下了满脸的疤痕。他原在杨木林中心校工作，曾因毛主席石膏像有尘土，他一边吹尘土一边说“这可舔了”，红卫兵造反队以“污蔑伟大领袖”罪名而被揪斗。杜老师调来后其心情可想而知，工作与胡老师对比相形见绌，不少学生纷纷退学，我所在的那个高小综合班也随之解体了。

        1968年春天我刚13岁，六年级读了一个学期，便随父亲去生产队劳动学做农活，每天给4分工，相当于半个妇女劳动力。过了约半年多时间，杜老师又被新调来的段成芳老师接替了。段老师是一位个头不高、白白净净、略显微胖的女老师。

        1969年秋季开学，段老师亲自登门去动员我返校继续读书。那时，正在贯彻落实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将原小学的初小四年、高小二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学制，改为小学五年、初中二年、高中二年的“九年一贯制”。

        我返校后，又和下一个年级同学合并到一块儿补习五年级。当时学校按部队编制以连队相称，我被指定为指导员。段老师是共产党员，表现特别积极，整天组织我们学报纸、背语录、搞批判，还常常把村里的“四类分子”揪到学校进行批斗。

       我的家庭出身由以前的中农被重新划定为下中农成分，我也被列为红色革命接班人重点培养对象，作为加入共青团的积极分子每天晚上和村里的党团员一起开会。万没想到，我这个“红色革命接班人”没当多久，在“深挖阶级敌人，清理阶级队伍”时，一夜之间便成了“特务”的“狗崽子”了！

        那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夜——寒风凛冽，雪花纷飞，社员们都被集中在礼堂里开大会。院子里靠墙站着低着头冻得簌簌发抖的“四类分子”，会场的前面站着挨批判的所谓“走资派”，炸雷般的呼口号声此起彼伏……临近散会时，团支书拿着一张纸走到台前说：“我刚从县公安局带回来名单，我们又深挖出几个暗藏在革命队伍中的阶级敌人，有杨兴禄、杨兴顺……”他每念一个人的名字，便有人带头喊着“打倒×××！”的口号。当我听到念父亲的名字后，吓得目瞪口呆，两腿打颤，心通通地跳着，出了一身冷汗……散会后，父亲说：“丑儿，你先回去，甭跟你娘说……我，我去找找他们……”父亲的脸色白得像墙皮，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我默默地回了家，呆呆地站在地上。母亲已睡下了，问我：“你爹咋没回来？”我第一次撒谎说是在后头解手咧。为了安慰母亲，我上炕脱衣睡下，跟母亲说了一些闲话……其间，母亲问了我好几次“解手咋这么大工夫？”我搪塞说也许跟人们拉闲话呢。母亲似乎有种不祥的预感，一次次坐起来穿衣说要出去看看，我嘴里说是没事，但时间长了也十分担心……飞雪打得窗纸沙沙作响，我的心缩成一团儿，簌簌颤抖……正当我准备起来时街门响了，听得有人把街门从外面扣住了。

        父亲满面沮丧地回来了，愣愣怔怔地站在昏黄的油灯前，眼角流着泪。母亲问：“干啥去了？咋半夜才回来？”父亲抖着灰白的胡子，长叹了一口气，什么也没说。我问：“爹，你问得咋样？”“丑儿，爹这可……这可咋活呀！”说着放声哭了起来……母亲被这突如其来的哭声惊呆了。我再三追问，父亲才抽噎着说：“丑儿，他们说我是特务，你跟爹说说到底啥是特务？”“特务？就是……就是坏蛋吧！”——那时我也说不清楚，只是在电影中看过，知道不是好人。后经查字典才知道是指那些“参加国内或国外的反动组织，经过特殊训练，从事刺探情报、颠覆、破坏等活动的人。”“坏蛋？我咋就成坏蛋了呢？这可冤枉死我了啊！天呀，我的命咋就这么苦啊！……早那会儿，为了活命，跟你娘、你爷奔到山里头开荒种地，受得连眼都睁不开；数九寒天刨雪谷洞割柴禾卖，冻得两手化脓；给人家有钱人帮月、打短工，受了多少罪啊……”父亲哭诉着，母亲也痛哭起来。

        我抹着泪开导着父亲：“爹，你说实话，到底干没干过坏事？哪怕没干过，就是有人跟你说过要你参加什么组织没有？要有过，你就老实交代。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丑儿，你连爹也信不过吗？你还不知道，爹是树叶掉下来都怕打破头的人，哪敢干那丧天害理的事呢？过去，你大爷（指我伯父杨兴旺）祸害人，我跟你爷怕跟他受牵连，搬到了你姥爷家去住……”父亲说到这里，像突然想起了什么，接着说，“对了，肯定是有人觉得把你大爷镇压了还不解恨，给我安了这个罪名报仇咧！要那么，我这可是跟棱门柱打官司啊……”父亲说着爬在炕沿上又哭了起来，我和母亲也相拥着父亲哭成了泪人……

      好容易盼到了天亮，听有人开了街门。我猛然记起父亲半夜回来，有人在门外扣铧街门的声音。我慌忙出去，正碰看大队的楚义三叔刚打开门进来。他拉我到墙角低声说：“丑丑，你爹是个小心肠人，没经过世面。你得好好看着他，千万别出了事。夜儿黑夜要不是我送他回来拉得紧，差点儿跳了沟。我怕出意外，他进了院我就把街门朝外铧住了……”我心跳恐慌地点了点头，问：“三叔，夜儿黑夜他们咋整我爹咧？”“还咋整咧？只是叫他老老实实坦白，就吓成那样了，要像整别人那样整他更了不得了。我知道你爹是个好人。往后，在大队有我看着；在家里，你得处处步步跟着，好赖熬过这遭难的年月……对了，还得留心你娘，她更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好了，快回去吧，小心叫人们看见我来你们家的。”三叔说完，出门口四处瞅瞅没人，匆匆离去了。

       早饭母亲热了点旧粥，父亲筷子也没动，母亲和我谁也没吃。父亲还要继续上工去赶牲口送粪。我要给他请假，他不让。我只好给段老师请了个谎假，准备跟着父亲，父亲硬是不让跟。正在门口说着，碰见楚善宝二爷（曾任大队党支部书记，此时的“走资派”）路过，见此情景说：“丑丑，你该念书就念书去。我跟队长说说，我跟你爹一块儿去送粪。白不咋，出不了事。”我感激地点了点头。想去上学，又放心不下母亲，便陪母亲在家……收工后，楚善宝二爷把父亲送回家，说了几句安慰话。我送他走，在门道里他低声对我说：“丑丑，我劝了你爹半天，他总还是胆小得不行。你留心点儿，我就不信这黑云彩能一辈子挡住日头！”

         第二天晚上，父亲被叫去参加“火线学习班”——即“走资派”和有“历史问题”或各种错误带“点”的人，召集在一块儿的综合班。对这个所谓的“火线学习班”我是清楚的：开会时，做了“五首先”，接下来便是交代问题。那些“红卫兵造反派”们看谁不上眼，就说你不老实，交代得不彻底，除了拳打脚踢外，还采取什么磕下巴、跪刀床、坐飞机等惨无人道的整人法子，最轻的也是让参加“火线学习班”的人，你一拳我一脚地乱打一气；谁要是打得不用劲，便让被打的再还对方三拳……村里有个叫楚进仓的人挨批斗，数九天在院子里被脱光上衣，肉冻成了黑紫色，不几天便死去了……

         我怕父亲受不了这般折磨，暗暗告给和他一起参加这个班的几个街坊邻居，让他们设法照顾着点儿，特别是回家时把父亲看着送回去。安排好后，我又照例去大队部参加党团员会议。不料刚进门，就听下乡工作队长劈头一句：“你这个特务狗崽子，以后不准再参加这个会了，滚出去吧！”我惊呆了，蓦然觉得就像一盆冷水从头浇下……

         我战战兢兢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心里痛苦极了，眼泪顺着脸颊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掉。我真想去死了歇心，但想起了父母又强打精神向家门走去。正要迈门槛突然想起了父亲，便不放心地折转身往“火线学习班”的地点跑去。正巧碰上一个下乡工作队的人在逼问父亲，父亲说不上来，那粗野的辱骂声和拍桌子的威胁声，使站在窗外的我心都要碎了……

        半夜散会后，父亲在回家的路上昏倒了，住斜对门的楚进春大叔把他背回了家。父亲醒过来后疯疯癫癫乱说一气，说是要抽烟，给了他根烟卷刚点着火，他便把整根烟带火塞进嘴里嚼了起来……我和母亲吓得没了主意只是哭。楚进春大叔和我们做伴整整守护了一夜。天亮时，父亲不再胡乱说别的了，只是重复着：“我不是特务啊！没做过损事啊！冤枉死我了啊！……”

        父亲一天没吃没喝，躺在炕上也没起来。傍天黑，楚万和四叔（因解放前参加张家口伪直辖警察队，也是“火线学习班”的成员）来看望父亲说：“二哥，看你都成啥样了，我去给请请假，你就甭去开会了。”父亲胆战心惊地说：“不去行吗？”“放大胆子，白不咋！”四叔宽慰地说，“我得算叫整了几年了，还不是该咋的咋的。你越怕，他们越吓唬你；你不怕，他也不能把咱嚼嚼咽喽！”

        那天半夜，我们还没有入睡，听得小南房厕所房上有踩积雪的脚步声，接着“通”地一声有人跳下了房。我开始以为有贼了，正要点灯，猛听有人喊道：“快开门！快开门！”接着，街门被打开了。我和母亲吓得哆哆嗦嗦地正要穿衣，外屋门被推断门闩一群人闯了进来，只听带队的头目杨××喊着：“快起来！快起来！”我摸索着点着了灯，一家人战战兢兢地穿着衣服。杨××带领一伙人在西屋和东耳房打着手电筒已经开始搜查了……西屋地刨了几个深坑、墙壁刨了几个窟窿，结果别的什么也没搜到，只是从抽屉里找到了一个砸瘪的铜炮（即子弹壳）。杨××如获至宝，戳着父亲的眼窝问：“你老实交代——这是什么？哪儿来的？”“我从街上拾的破铜炮，等攒多了卖铜……”父亲嗫嚅着说。“好大的拾手！明明是你当特务的子弹，还想哄我们？还有多少？快交出来！”“没了，就拾这一个……”“胡说！还有枪支、弹药、电台什么的，都藏在哪儿了？赶快交出来！”经过好长时间的盘问、辱骂、威胁，父亲还是那几句话，看看没有什么结果，最后说：“明儿写个深刻的检查，再不老实小心你的狗头！”折腾了大半夜，搜查的人走了。望着四处乱翻乱扔的东西，三口人再次哭成一团……

         父亲这两天本就没吃没喝身体很虚弱，再加上这次半夜搜查又受了惊吓，自此吃一点东西胸口就憋得难受，吃点打药又肚疼腹泻不止……就这样，父亲拖着有病的身子，既要经常找人代写检查，又得参加“火线学习班”的所谓“学习”。

        那时候找个代写检查的人实在太难了，小村子本就没几个有文化的人，没有一定的交往关系人家还好歹不揽这个差事。思来想去，父亲先找王仲武大叔代写，因他和我父亲一直相处较好。结果人家说每次都是同一个人写，检查得不深刻、交代得不彻底；又找当家子杨兴明二叔写了几次，还是过不了关；后来干脆谁也不找了，要检查我就自己代父亲写，每次只是改动一些无关紧要的词句。父亲参加那个“火线学习班”，虽然没有像整别人那样整他，但他就是耳闻目睹那些个场面也接受不了，不久便病情加重，终于起不了炕了……

     父亲作为支撑这个小家庭的顶梁柱含冤中病倒下了，为了养家护口别无它法，我补习后只读了不到一个学期的书，便无奈含泪告别了校园，从此以童年羸弱的双肩，挑起了沉重的家庭负担……不满15岁的我，身体非常单瘦，比同龄孩子矮一节，既挑水打柴，又参加生产队劳动，还得经常四处步行去给父亲请医买药……挑水，只能勉强挑半担水，还压得肩膀肿疼；割柴禾，既不会割又不会捆，手指常常被镰刀割伤；在生产队劳动，每天累得腰酸腿困，也只能挣5分工，比妇女劳力还少3分。这些体力劳动本已使我累得够戗了，何况还有那么沉重的思想负担呢！

        在那“人妖颠倒是非淆”的年代，作为带“点”的家庭生活是极其艰难的。那时，我们不知道许多家庭都跟我们一样受苦受难，以为只有自家不幸。我村500多口人，只有一口18丈深的井，用辘轳搅水至少得有两、三个人一块儿搅，孩子与老人是搅不了水的。一般有老人或孩子去挑水，尽都是搅水人给倒上就走，而我则没人敢明目张胆地给倒。每次去挑水，碰有那些“运动红”的人时，便跟着大人们搭把手；没有这些人时，碰上好心胆大的人悄悄给倒点水，让我赶快走。那时有人给倒点水，我觉得真比给我什么贵重的东西都感激不尽啊！

        那时我家亲朋好友不再往来，街坊邻居不敢登门，就连同般大小的孩子也尽都不敢和我在一块儿玩了，生怕受到牵连，只有楚凤荣因她父亲也是被批斗的“走资派”，与我属于同病相怜的人，见了面该说什么就说什么从不避讳。渐渐地我变了，变得与我小时侯判若两人。——记得童年无忧无虑，整天像只小燕子叫个不停，就连吃饭时也在说笑。母亲常开玩笑说：“等哪天做顿好吃的，我们吃，叫你只顾说笑，等你不说不笑了，我们也吃完了……”而此时的我，嘴上像挂上了锁，脸上没有了一丝笑容，眉头整天拧成了个疙瘩，性格越来越变得内向、固执、倔强了，只是比以前爱想心事了，心里总是不断地想这想那不得平静。

       每当我听到学校的哨声铃声，想想自己小时侯的美好憧憬，以及读书时胡老师的精心培育，看看眼下的现实处境，心里就感到十分难过和不理解。有多少个夜晚，躺在炕上思前想后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眼泪便不由自主地淌了下来。我恨过，恨自己为啥落得这么个家庭；我也怀疑过，怀疑父亲是否真的是“特务”？但当我想到了从小父母对我的关爱，想到了父亲平时的处事为人，那些怨恨、疑虑便烟消云散了……那时很讲究有问题带“点”的家庭子女，和自己的“反动老子”划清界限。我村有的青年人曾上台批判过自己的“反动老子”，让他低下“狗头”，老实交代……下乡工作队的人也动员过我，说是如果我真正能和我父亲“划清界限”，可以继续参加党团员会议。我也知道，如果那样我就不再是“阶级异己分子”了，也没人再歧视我了，可无论怎么说，我也始终觉得父亲不是坏人，不忍心做那丧天害理的事情。为此，因我没有和“特务”父亲划清界限，不仅未能继续参加党团员会议，而且还把我列入了“顽固不化”被批判的对象。那时，我也真豁出去了——我这一生也不打算好过了，小学没毕业就失了学，将来还能干得了什么？我就这么“顽固不化”，看你们能把我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怎么样！我的性格变得越发固执倔强了，常常觉得有股无名火没处发泄，有时竟故意找茬赌气……

        记得有一次，早晨天气阴沉沉的还飞着雪花，我照例要上山割柴禾，父母再三阻拦说天气不好不叫去，可我犟住那一股非去不可。因天气不好没人上山，我就一个人进了大西沟。由于坡陡路滑，去时就摔倒了好几次，左手掌被柴茬子扎了个挺深的血眼。我捏了点土揞住，有心返回去吧，又怕父母说我，便硬着头皮往山上爬。我边走边想，要碰见狼可咋办？人们还说阴天深山沟爱有鬼哭声……越想越害怕，头发根发乍。想着要么就在近处割吧，可近处没好柴，不是牛筋圪针就是乱穰毛。别看那时我人小干不了，还从未割过这些赖柴禾，担心母亲烧这些柴会扎手的。走吧，管它呢！哪么我这一生命运也不强，迟早还不是个死？想到豁出“死”来，便什么也不害怕了。

       一口气走到西沟掌，看看柴禾还不强，便往山头爬去。西北风把雪花吹得横着飞，打得我睁不开眼睛。我把棉帽的耳扇放下来，倒扣在脑门上，顶风冒雪步履蹒跚地翻过山梁，来到了离家八九里路，比往天割柴禾还远的地方——孙家泉。这里的柴禾不错，我扔下背架就割了起来，边割边想着自己的不幸遭遇，越想越觉得心里有股子火气没处撒，便狠命地割着……本来左手掌在路上被柴茬子扎破只是揞了点土，这时一用劲攥柴禾就疼痛流血，但我不顾这些，似乎手掌越疼痛心里倒觉得越痛快些。

割啊割啊，我也没记割了多少抱，阴天又不知道什么时间，直到肚子饿了才着手捆柴。不料，这天比哪天都割得多，一起背就觉得腿软。心想丢下一捆吧，又怕被人们偷走，便强撑着走，几乎是一步挪一步，走一小段路就得歇一歇。途中要经过“阎王鼻子”——即上有山崖下有深沟，脚下只有一条狭窄崎岖的小路，背着柴禾得面朝山崖，用手指扣着崖缝，一步挪一步地横着行走的地方，人们俗称“阎王鼻子”。人们常说，要想安全过“阎王鼻子”，得嘴里含上羊粪枣才行，其危险程度由此可见。我背着沉重的柴禾，比平时多加十倍的小心，总算安全过了“阎王鼻子”。雪越下越大，下中梁坡有一段鹅卵石路很不好走，好天气都得格外小心，大雪天就更难走了。我虽然尽量小心翼翼地挪着步子，但还是滑倒栽了个跟头，要不是被一丛牛筋圪针挡住，就掉下了深沟。我爬起来，摸着被柴草划破的脸往下一看，两房深的沟槽里尽是锅头台大小的石头，吓得心通通地跳着，两腿抖得连步也不敢迈了。我再也忍不住了，只觉得鼻子发酸，抱着头放声大哭起来……

       过了很长时间，身上落了汗有些发冷，天色也暗了下来。我担心天黑更不好走，便急忙收拾好背子，为防止再次滑倒，脱下了鞋只穿着袜子走路，尽管脚底揞得疼些，确实也不太滑了。我咬着牙、忍着饥饿坚持着，总算下了中梁山坡。我在山神庙前的地埂上放下背子、穿上鞋，边擦汗边习惯性地向村边小山疙瘩上望去——因为每天当我回来的时候，母亲都会站在那儿瞭望。——这已是老习惯了，只要我外出没回家，母亲都要三番五次地到那儿瞭望等待，可今天却看不见母亲的影子。我以为是天色暗、风雪大看不清，可又往前走了一程，还是看不见。正当我担心是不是又出了什么事时，猛听得有人喊我，抬头一看，不远处母亲正搀着父亲跌跌撞撞地向我走来……父亲这几天病得起不了炕，他是咋走这么远路的啊！我的心里一阵难过，腿一软跌坐在地上，柴背子歪倒在一个土坎下。母亲惊呼着松开父亲，迈动着小脚踉踉跄跄地跑了过来……三口人在风雪弥漫的野地里放声大哭……

        父亲抹着眼泪说：“丑儿，这硬是爹害得你啊！这回咱就是砸锅卖铁也拉点煤，再也不叫你割柴禾啦……”“没事，爹，有了钱给你看病当紧。你快快把病治好，我就省劲了……”“唉！爹这病是心病，难治呀！多会儿连我这口冤气下去就可以了……”母亲仰头望着雪花纷飞的天空喊道：“老天啊，你睁睁眼吧！”父母见我脸上有血印问是咋回事，我没敢把扎破手和滑倒差点儿掉下沟的事告诉他们，只说是不小心柴条子抽的，不碍事。夜间躺在被窝里，手和脸伤着的地方火辣辣地疼。听着父亲的呻吟声、母亲的叹息声，我的心里痛苦极了，禁不住泪水打湿了枕头……

        父亲的病虽经四处求医仍不见轻，母亲由于心情不好，劳神费心，整夜失眠，浑身浮肿，经常心乱麻烦，有时休克一阵儿，过来后出一身冷汗。我要找医生看，母亲硬是不让。有一次，石门卫生所邹世礼医生到我村给人们看病，我把他请到家里，母亲开始不让看，经我再三劝说虽勉强让看了，邹医生说是心血不足、神经衰弱，但好歹不让买药，加之母亲历来吃不了药，就这样拖了下去……我整天提心吊胆，倘若父母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怎么办呢？

好不容易熬到冬去春来，播种前下乡工作队撤走了，每天的开会、办班也不再那么紧了。父亲松了口气，病情也随之有所好转，虽然还经常肚子疼，但总算起了炕，能下地溜达了。母亲也能睡着觉了，心乱麻烦间隔时间越来越长，不再出现休克了。这使我如释重负，心情也好了些。

        为了弥补父亲治病的花费空缺，我饲养了30多只兔子，母亲养鸡养猪，父亲也带病拾粪，用牲口粪煨炕，把猪粪卖给生产队换工分。全家三口人为穷日子奔波着……

每天清晨，我起来挑水，母亲做饭，父亲拾粪。饭后，我上工带着拔草口袋，休息时拔兔草。午饭后不休息连晌拔草，不然供不上那些兔子吃。那时，别看我身子单瘦，但好胜心极强。锄地时本来可以和妇女一块儿去锄玉米、山药等好锄的庄稼，可我硬是跟大男人一块儿去薅谷子。在劳动中从不偷懒，大人们锄几垄地，我也锄几垄地，且质量也不比大人们差。

炎热的夏天，特别是刚起晌时，蹲在地上薅谷子，腰酸腿困，往起一站头昏眼花，难受极了。薅谷子看起来简单，其实也算是个技术活——会薅的，一手握锄一手间苗，两不耽误；不会的，则不能两手同时进行，速度自然慢了下来。薅得快的人，可以直直腰，稍事休息；薅得慢的人，赶不上前头的，自然也没了休息的时间。我为了学会薅谷子，功夫可没少下，最终还是学会了，且速度和质量都还不错。

寒冷的冬天，学大寨担土垫河滩，压得我稚嫩的肩膀由红肿出血，到脱皮起茧；打战备洞三班轮换，洞里点着煤油灯照亮，熏得满脸乌黑，上后半夜的班，经常熬得我站在那里等着往筐里铲土的一小会儿时间都在打瞌睡，腿一软才醒来……但我都咬牙坚持，从不叫苦喊累。因而，我挣的工分也由原来的5分长到了8分。

这一年，除给父亲买药请假外，我几乎没有缺过工，加之秋天加班，挣了2800多分，可就是分值太低了，每10分工只有0.16元，总共连肥料分折款也只有60多元，最终还是欠了队里的款——往年父亲身强力壮时从未欠过款，这是第一次。

         可怕的冬季又来临了。下乡工作队进村那天，父亲连饭也吃不下去，吓得浑身哆嗦。接着又是写检查、开会、办班……不几天，父亲的病情又恶化了。那些“运动红”们说父亲是假装的，只要还出口气就得参加“学习班”会议。记得有一次，石门公社在杨木林大队召开全社批斗大会，父亲被迫去参加，拖着有病的身子去时步行10几里就够戗了，又目睹了批斗会那些“阶级敌人”被捆绑打骂的场面，终于昏倒在了会场，后由小斜阳大队的一辆马车把父亲拉了回来。自此，父亲再次病得起不了炕，母亲的病情也跟着加重，常常做不了饭，我便开始学着做饭。有一次做糊糊，我一手拉风箱一手爨柴禾，心里想着乱事，竟把一把烂柴扔进了锅里……

       冬去春来，又熬到了下乡工作队撤走，父母的病情都有了缓和，一家三口再次为穷日子奔波着……

        这一年，我除了继续养兔外，又抽时间割条子，父亲做不了重活就坐下来刻条子，我利用中午和晚上的休息时间学编果篓，开始编得质量不好最多只卖5角钱，后来渐渐地卖到了8角钱。

       参加生产队劳动还是给我8分工。当时，和我同般大小参加劳动的孩子还有我的一个本家二叔杨志成（曾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此时也因“历史问题”下放回乡务农）的儿子杨保胜，比我小两岁，他曾在石门社中读书，后辍学回家，我俩每天几乎形影不离。后来，社员们到马家庙大队挖扣水沟渠，我俩也报了名。在那里干了半个月活，结果来往和大家一块儿步行走路，给大人们记10分工，给我俩仍记8分工。我们问队长为什么都走16里路记分不一样？队长说因为我们是孩子，不能和大人们比。我说：“就打上干活我们没有大人们力气大、质量高，可走路都一样到达了目的地，难道走路也有质量问题吗？”队长一时语塞，唬着脸说：“大人们能铡草，你们铡得了吗？”“铡就铡！”我赌着气答道。杨保胜也符合着说：“我们俩一块儿铡！”“好，那你们明儿就铡草去！”队长不无得意地说，“看你们好咧！”我说：“要是我们铡得了草，得跟大人们一样记工分！”“行，只要你们铡得了大人们那么多，就挣10分工。”

         第二天，果然又增加了一口铡草刀，安排了杨纪生（按街坊管他叫二哥）给我们入草，让我们俩铡。那时，人工铡草安排两个人轮流铡、一个人入草，入草人负责磨铡刀。杨纪生二哥怕我们两个孩子铡不了，把铡刀磨得很锋利，入草的抱又故意小了点儿。我们俩比大人们轮流休息的时间短、铡得速度快，不一会儿就比大人们铡得还多。队长看了一会儿，心里有些不服气，对杨纪生说：“入得粗点儿叫他们铡，看他们能有多大劲儿！”杨纪生二哥说：“想累死孩子们啊？入得粗细，没有比别人少铡了还不行吗？”队长无话可说，悻悻而去。

         开始几天铡草，累得腰酸胳膊困、手腕肿疼，晚上躺下来浑身的骨头像散了架，但为了争这口气，我和杨保胜互相鼓励着、坚持着，后来渐渐地不太难受了。一连铡了20多天，直到把草铡完结束。社员们都说我俩虽然人小，但有骨头、能吃苦、不简单……队长也服了气。自此之后，我们的工分和大人们一样，做到了同工同酬。

         后来在锄地、割庄稼、修大渠、垫河滩等劳动中实行承包制，我和杨保胜俩人共同承包，常常比大人们挣得工分还多。正因如此，有一次差点儿把命搭上——那年我村在小斜阳村南沟打大口井，我和杨保胜为了多挣工分也参加了挖井。每天步行往返13里路，早晨去傍晚回，一天两顿饭。那是初春时节，井口边经过一冬井下热气时时扑出，日积月累凝结了厚厚的一层冰，随着气候变暖冰层疏松，随时都有可能塌落，但谁也没注意这些。那天收工，我们刚从井下上来，井口的冰层突然“哗嚓”一声塌了下去。真悬啊，再迟上来几秒钟，我们小哥俩和另外几个人便被扎压在30多米深的井里没命了！

        正是我这种争强好胜、不怕苦累的精神，连续几年被评为五好社员，只是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没有给发奖。同样的原因，我连基干民兵也没资格参加。

        先后五年半的集体生产劳动磨炼，使我学会了耕地、播种、锄地、收割、铡草、挑扛等各种农活，饱尝了生活的艰辛。不仅锻炼了我的身体素质，而且也使我的性格变得更加争强好胜、坚韧不拔、吃苦耐劳，更加懂得了一切胜利成果都来之不易，应该好好珍惜！

          1972年初，我刚过17周岁，父亲病情有所加重全身浮肿，唯恐不久人世，担心我找不上对象，便托人介绍了和他一起放羊的王富大伯的孙女——因她一天学也没上过，住得又远，平时连面都很少见，只知道她个子不高，敦敦实实，小名叫金莲，大名叫什么不知道。开始，我怎么也不同意，父亲找人劝说无效，便用不吃不喝躺在炕上不起来的绝招，迫使我俩订了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