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村是个只有四五百人的小山村。学校在村子中心的一个高台上，东西各三间房，西房作老师的办公室和宿舍，东房作教室，小院子用石块铺就。

1961年我6周岁入学时，全校一至四年级40几名学生，一个老师，大家在一个教室同时上课。第一年换了两个老师，不知是我智力发育迟缓，还是老师教学无方，反正是什么也不懂，上课老师讲什么一点儿也听不进去。每天在本子上乱写些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老师不给我判作业，我就自己用红蜡笔瞎画钩叉。

第二年从马家庙小学调来了一位瘦高个、高鼻梁、深眼窝、四十五六岁年纪的老师，是蔚县桃花镇人，名叫胡文焕。我留级重读一年级。

自从胡老师任教后，我觉得自己仿佛一下子变聪明了，上课讲什么我一听就懂，作业再也不用自己瞎画钩叉了，老师每天都给批改，有时面对面批改，有时收起来批改，后来老师给我批改了作业，再让我照着给其他同学批改。胡老师经常表扬我，还让我当了班长。从此，我对学习文化知识如饥似渴，有时简直入了迷，连饭也顾不得吃。每天晚上做完作业，三番五次叮嘱母亲，让她记得第二天早早喊我起床。

我家离学校半里多地。每天早晨，母亲起来做饭，我便挎上粪筐，边拾粪边背课文。吃完早饭，便约上邻近的几个同学一块儿去上学。

那时与我同般大小常在一块儿玩的男同学有楚密清，他脸上有颗指头肚大小的黑痣，弟兄六个，他为二，人们叫他“二黑点”，和我同龄，住对门，我和他整天几乎形影不离；杨明礼，长得胖胖的，也和我同龄，他也是收养子，家庭境况与我相同；楚桂山，比我大一岁，父亲因修路被砸死，他随母亲改嫁我的一个当家叔叔；女同学有楚凤荣，比我小一岁，面皮略黑，挺秀气，嗓音好。读书时与楚密清表演《老俩口学毛选》，后来“革命样板戏”走红时，她在《红灯记》饰演李铁梅，很受观众好评。那时孩子们开玩笑，按香烟牌子等级起外号，叫她“大境门”。因她家离我家不远，上学正好路过她家门口，所以几乎每天都喊上她一块儿去上学，有时我吃饭迟了，她便绕道去喊我。那时正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我们几个小伙伴相处很好，似乎谁也离不开谁，放学后总在一块儿玩。

我从小爱画画，家里窗台上、门子上、墙壁上……到处都是我的“杰作”，不少人看了都夸我画得好——其实，这一点还得感谢父母没有扼杀我的天赋。如果那时父母也像现时的不少父母那样，不让到处乱写乱画，后来我的美术、篆刻等业余爱好，可能就不会再有所发展了。

那时，半年也看不上一次电影，一听说要来演电影比过大年还高兴，还没挂上幕布，我们一群孩子就在场子里给大人占地方了。仅在本村看了不过瘾，我们还要跟到附近的村子再看，像《地雷战》、《地道战》、《铁道游击队》等影片印象非常深刻，尤其是日本鬼子们的一些话语和动作成了我们最爱模仿的对象。

那时演电影前先要加演幻灯片，我对幻灯片非常感兴趣，总是站在机子旁边认真地端详怎么演的。看过之后，便和小伙伴们找上纸箱子、玻璃片、手电筒等自制幻灯机。我负责画幻灯片，楚密清负责放映，其他小伙伴们负责招呼人和维持秩序。我把从电影中看到的鬼子们的狼狈样子画得很形象，再加上模仿的配音，使不少大人们看得哈哈大笑。场房、碾道都是我们的演出地点，每天天一黑，大人小孩好多人都来观看，还说我们的幻灯演得真像那么回事呢！

除此而外，我们还玩唱戏、抓特务、打土仗、藏猫猫等。有时大家聚在一起谈论着将来长大了干什么，有的说想当工人，有的说想当解放军，有的说想当医生……大家问我想干什么，我说我的理想是当老师。

萌生当老师的想法，还是源自于胡老师——因为我经常看见下乡的干部去学校都喊“老师”。我总觉得老师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老师什么都懂，特别是我小时侯父母答不上来的问题，老师都能讲清楚。

记得我小时候第一次看见汽车时问父亲：“这笛笛车为啥不用大马拉也会走？”父亲说：“它自个儿就会走，不用拉。”当我再问为啥它自个儿就会走时，父亲也说不上来了。看见鸡光着爪子，我曾问母亲：“鸡为啥不穿鞋？”母亲说：“鸡不是人，不用穿鞋。”我突然想起了牲口蹄子，便问：“毛驴也不是人，为啥还穿鞋呢？”母亲笑着说：“你这孩子，那毛驴也没穿鞋啊！”“可为啥看不见它的脚丫子呢？”母亲最终还是答不上来了。后来，我渐渐问得少了，而是对不明白的事自己爱去摸底。

记得第一次看电影，我跑到幕后去寻人，去幕布上摸人，啥也没找到不甘心，等电影散了场，还站在幕布下等人从里面出来呢！过大年母亲上供，我偷着从门缝看神仙咋吃包子。正月初十，母亲说：“今儿个耗子要娶媳妇了！”我高兴得半夜不睡觉，等着看热闹。母亲笑我，为哄我睡觉说：“好好睡吧，赶明儿早起耗子就给咱送炸糕来了。”我信以为真，结果第二天因耗子没有给送炸糕来，我还哭了一顿呢！还有像什么天上有没有神仙？地底下有没有“七寸人”？鬼是什么样子？什么是贼？贼咬人了不？云彩是不是棉花？狗汪汪地叫是不是说话？等等，诸如此类，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问题，小时候常常问得父母张口结舌答不上来，而上学后问老师时，老师都能给说出个道道来，因为老师是世上读书最多，最有学问的人。当老师多光荣啊！我长大要是真能当个老师就好了。

童年的遐想是幼稚而天真的，童年的时光是美好而短暂的，童年的生活是浪漫而活泼的。

许多次，我做梦当了老师，同学们喊我“老师”，我却不敢答应，醒来了倒挺后悔。记得印象最深的一次，我在梦中当了老师，可同学们问我一道题，我怎么也做不来，急得浑身冒汗，醒来后把被子都汗湿了。当我把梦境告诉父母后，父亲说：“要想长大当个好老师，你这阵儿可得好好念书，要不真跟你做的梦一样啊！”从此，我学习更用功了。

那时，我的算术成绩一直赶不上语文，尤其是应用题最使我头疼，而语文方面凡学过的课文都能背下来，凡学过的生字也全能默写下来，作文也经常被老师当范文给同学们讲读；美术也很好，我画的画经常在“成绩栏”张贴。尽管我的算术影响一些成绩，不过总评还是很好的，每次考试都不下前三名。

胡老师对我特别看重，不仅是因我学习较好，而且其它方面也表现不错，特别是自我入学以来从未跟同学们吵过嘴打过架。因此，我病了胡老师就到家里看我，给我补课；哪些地方做错了，他总是耐心地给我讲解，从未对我斥责过。胡老师教了我四年，记得只对我发过一次脾气——那是我上四年级时，他每天利用饭后休息时间教我打算盘。当教我乘数是三位数乘法时，学的是“留头乘”，我记不住杆，常常错位。胡老师大声说道：“你咋就这么抱不住马鞍鞒！”这便是对我发最大的火了。

胡老师与我父亲是同龄人，他俩经常在一起座谈，曾对我父亲说：“杨存山这个孩子有出息，好好供他念书吧，将来总错不了……”那时的胡老师用他的丰厚阅历，与他的信任与夸赞，培养着一个孩子长大成才必备的素质。当胡老师得知我的理想是当老师后，对我说：“你将来想当老师，这个理想很好。好好学习吧，没有真才实学是当不了好老师的啊！”从此，胡老师更注重对我的教育培养了——让我当了他的“小助手”，上课时他给其它年级学生讲课，我便组织本年级同学复习功课或指导低年级同学完成作业，那时我就开始了当老师的练习。为锻炼我的胆量，做操时让我领队喊号；唱歌时，让我起歌头；排练文艺节目时，让我打头阵……从而使我各方面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现在想来，胡老师当时真是个不可多得的好教师。他一个人教一至四年级40多名学生的大单级课。一师一校，老师既是校长又是炊事员，虽然随意性很大，可胡老师从没像有的教师那样半天上一老堂课，且只上语文、算术统考的学科，而是按课程表该上什么课就上什么课，从不随意拖延课时或更改课程。那时他已年近50岁，尽管是个任教多年的老教师了，可每天都还要认真地写教案，用8K纸横着分四个板块，分别写四个年级的教学设计，每个字都是那么一丝不苟一笔一画地正楷书写，上课时带着教案按部就班地教学。尽管学校没有什么文体器材，也不影响我们上课。比如上体育课，除了教我们队形队列练习外，还教我们做体操、做游戏、跳皮筋……有时站成一路纵队，叫前一个学生蹲下来当“山羊”，让后一个同学跳过去；老师还亲自动手和同学们共同制作霸王鞭，教大家学打、比赛；没有篮球架子，就栽起根木杆子在上面用钢筋做个圈子，教我们投篮；音乐课除了教我们唱歌外，还教识简谱、拉二胡、吹笛子等；美术课除了画画外，还教我们制作纸花、不倒翁、风筝、灯笼……胡老师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每天都要利用休息时间给一、二年级学生用红土书写底影，让孩子们描红，给三、四年级学生书写仿影，供每个学生描摹练习。每年临放寒假，他的小屋内便堆满了红纸，全村150多户人家的春联几乎都找他写。

胡老师多才多艺，是个十分难得的品学兼优的好老师。除了按课表安排的课程上课外，胡老师还指导我们在教室的屋檐下搬起石块种瓜，每个学生种一棵，看谁种得好、长得壮，并要求写观察日记。当我们亲眼看着自己种的倭瓜一天天长大、开花、结果，那份欢乐的心情是无法言表的。倭瓜成熟后，老师让我们带回家去与家人共同分享劳动成果。老师还带领我们在校园垒兔窝养兔，课外拔草、分组饲养。偶尔有兔子死了，老师就把兔肉煮熟，每人一小块分着吃。后来我们养的兔子卖了钱，还给学校购买了台座钟呢。

胡

老师特别注重听从学生的意见，比如在教室里上课久了，同学们嚷嚷着想到野外去逛逛，他便带领我们去踏青、爬山，到附近的庙宇参观，到野外唱歌、讲故事、画风景……记得《社员都是向阳花》这首歌就是在野外石夹崖下教唱的，效果比在教室里强多了，至今我仍记忆犹新。有时村子里来了变戏法或耍猴的，同学们想去看看，老师便说：“想看可以，但要好好地看，回来后每人写一篇小作文。”说完就领着大家去看。有一次村子里掏井，要把人吊下18丈深的水井里去挖淤积物。这样的事情很惊险，上课时间到了同学们还看着不走，老师就索性让大家看个够……

现在想来，胡老师当时的某些做法与《窗边的小豆豆》书中小林校长的办学理念相比，不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吗？尤其是小林校长让孩子们带着睡衣夜里等候看新电车进校园的情景，与胡老师让同学们看变戏法、看耍猴、看掏井不是一样的道理吗？

在上世纪60年代，那种一切从孩子们的需要做起，一切为孩子们的成长着想，一切为孩子们的发展培养，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保证各门课程的有效实施——胡老师这种精神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啊！

那时，虽然没提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但胡老师的所作所为不正是为学生全面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吗？现在倒是实施素质教育了，要求开全课程、开足课时，但事实上有多少学校特别是教学点真正能够做得到呢？再是，现时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六周岁入学，孩子们只要一入学就不准留级，无论学习成绩如何，一年便升一个年级。就我自己的亲身经历看，如果那时就这样做，我肯定会因为学习跟不上或者辍学、或者糊弄下去什么也不懂不会。如今辍学生越来越多，难道与此没有关系吗？

胡老师后来任乡文教会计，一直工作到70岁才退休。那时我已经参加教育工作13年，其中当中心校长也已4年了。在此期间，胡老师认真细心的工作作风，再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每次离开办公桌锁柜子，锁住后拽三下，站起身来转一遭，看看有无没锁进柜里的东西才离开，这还不算，走出去后常常还要再次返回来看看，然后才能放心地离开。再比如，那时发工资不需要领款人签名而是要求盖章，他为此专门准备了一把牙刷，每拿起一枚手章都要刷几下，端详着字迹十分清楚了，才蘸一下印油再看看是否印油过重，如过重再用专门备好的布擦一下，然后才在表格里端端正正地印上。点钞票时，两头各点一遍后，还要横着再点一遍，才交给领款人，并叮嘱领款人当面再点一遍，不点不行，因再点时他还要亲眼看着是否有错。那时，大家取笑胡老师有两个歇后语：一个是“胡老师锁柜子——三拽一转，返回再看。”另一个是“胡老师点钱——三次不算，再点再看。”正因如此，在他任会计期间未出过任何纰漏。胡老师这种对工作极其认真负责的精神，给了我很好的教育。

闲暇与胡老师交谈，他常常叮嘱我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好好工作……退休后，我作为他所教的唯一一个“吃皇粮”的学生，虽曾多次到蔚县桃花镇他老家去看望，直至去世，但总还觉难以报答他的培育之恩。

我真庆幸在我读书时遇上了胡老师这样的好老师。后来我在自学和工作方面所取得的成绩除自身努力外，与胡老师当年的德智体全面教育培养所奠定的基础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