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西公路
文‖野蔷薇
抗日战争爆发后，四川成了国民党政府抗战的大本营。蒋介石从战略撤退考虑，于是下令交通部直接负责，加速修建乐西公路。因为乐西公路可以作为抗战四川通往缅甸国际公路的一条最直捷的通道。
此后，由于抗战日益严峻，蒋介石十分关注乐西公路修筑情况。 曾先后六次口谕、手谕乐西公路修筑事宜，一度把乐西公路作为中国抗战最紧迫的公路工程。蒋介石第一次口谕为乐西公路“必须迅速完成”。在日军切断桂越交通线和对重庆大轰炸的紧急态势下，蒋介石在两个月内二次紧急下达赶工手谕，一是将乐西公路修筑打通提升到了军令的高度，否则“照军事违命论罪”。二是将工程限期又加以提前。后来，蒋介石又发出三次手谕、口谕，对乐西公路修筑的征工、施工督导权限、施工队伍的组织、最后的完成期限要求等进行了一系列的指示。
国民政府最高统帅如此关注一条公路的修筑，这在中国公路修筑史上实为罕见。
民国二十九年春（1940年）蒋介石给交通部下达“手令”限乐西公路一年建成通车，由于战事紧迫，全线勘测未完，乐西公路便匆忙开工。
乐西公路东起乐山，西至西昌，全长525公里。在这525公里中就包含了新场乡射箭坪一直到羊子岩村与吉星乡交界处的23公里，这23公里分别横穿新凤、星星、羊子岩三个村。乐西公路在峨眉翔凤乡射箭坪（今大为镇射箭坪村）进入峨边县境，经西北部的新凤乡（今新场乡）、吉星临（今金口河区吉星乡）、金口河（今金口河区金河镇）、寿屏山（今金口河区永胜乡），在永利乡（永利乡于1956年划归汉源县）出境进入西康省的汉源皇木（今汉源县皇木镇），峨边境内全长117公里，占乐西公路总里程的22.3%，县境内公路不仅所占比重大，而且有“三最”，一是地质构造最特殊，沿途为白膳泥、溜沙、悬武岩、叶岩、石灰岩错落伴生；二是地理环境最复杂，公路所经之处蜿蜒崎岖，沟壑纵横，瀑布飞溅，处处险象环生；三是施工难度最大,境内山高林密，人烟稀少，特别是寿屏山至永利路段的蓑衣岭海拔2800多米，每年阴雨和冰雪封山时间最长，常年有五个多月难见天日，还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岩窝沟，更是让人望而生畏。岩窝沟高1500余米，宽800米，山体成九十度垂直，整个岩上不长树木和杂草，有“万丈悬崖”之称。
可以说，乐西公路全程地理环境最特殊，地质构造最复杂，施工任务最艰巨的路段都集中在峨边境内。
乐西公路是峨边有史以来的第一条公路，修建乐西公路虽说时为抗战之需，但也为后来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凝结着峨边人民的鲜血和汗水。由于乐西公路峨边段地处大山区，外地派来的民工不适应，他们一见到高山峡谷和波涛汹涌的大渡河就吓得浑身哆嗦。为此，民国峨边县政府奉令成立了乐西公路峨边段指挥部，总指挥由县长石完成担任，施工现场副总指挥由一区第一联保主任兼庆丰乡四保保长刘永昌（人称刘保证）担任。
县政府文员徐镇乾负责指挥部日常事务的处理，同时，在各乡公所抽派公职人员参与指挥部工作，分工负责民工、粮食、烧柴及其它后勤物资的派遣和背运任务。在新凤、吉星临、金口河、寿屏山、永利分别设有办事机构和物资分配站。据指挥部成员徐镇乾和参与乐西公路修建的庞方海后人庞生孝及知情者庞贵友讲述：修建乐西公路时场面很热闹，新凤乡场镇附近的农户家家都安排住满了民工，每五公里设一盘红炉，全县的铁匠都被派来为施工队煅造钢钎、二锤和锄头。每天公路沿线人来马往，施工现场人山人海，民工们搬山造石发出的号子声和吆喝声响彻山谷，开山炸石震得地动山摇。每到夜晚，民工们返回住地时，有人户的村庄就以干活时的班组为单位（25——30人），集中吃住在一户农家，被安排住宿的农家不仅不能收报酬，还要为其无偿提供烧柴、锅灶、家具、油灯等，没有人烟的地方就地砍来木头和茅草，搭建临时工棚。
老人们回忆说：由于乐西公路是蒋介石下令修的，且时间紧迫，所以公路修建工程全部实行军事管制，民工的调配也是采取“两丁抽一，三丁抽二”的兵役办法，当时流传一种说法叫“三派”，即“派夫”，指抽派民工；“派粮”，根据家庭能力，确定无偿提供三五升或一斗二石粮食；“派捐”，无论你家里有钱还是无钱，都要硬捐三五块铜圆或小钱（钱币中央有一小方孔的铜钱）。当时的情况是：上面把“三派”任务下到县里，县上又下到乡公所，乡公所就责成保甲长到农户家中具体落实，保甲长接到任务后不得马虎。
今天的峨边新场乡庞沟村一组就是修乐西公路时的新凤乡二保七甲，保长庞付春，甲长庞方纯，他们对保甲的情况了如指掌，一到村子就高声大喊：“救国修路，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无钱出力”。短短两年时间，一个仅有百来人的二保七甲经他俩直接派调的民工就达40多人，其中直接参与筑路的民工30余人，背粮、背柴、运煤的10余人。身材高大、体魄强健的葛胜华、庞方伦被派去专门为长官抬滑竿，令人伤感的是参与筑路的30多个民工中，至今还有庞方均、庞云海、庞生贤等10多人了无音讯。
在二保七甲除派调民工外，还进行了两次派粮和派捐，每次派粮四石多，两次共派九石多，派捐则不知其数。老人们说，当时峨边接受“三派”任务的有三个区、九个乡、八十九个保（保即村）约480多个甲（甲即组），依照新凤乡二保七甲“三派”情况，平均每甲按派夫30人，派粮九石推算，峨边全县派工约15000人，派粮约432000余斤，派款和烧柴不计其数。如此繁重的摊派弄得民不聊生，老百姓怨声载道，背后骂国民党是“刮命党”。老人们还说：由于条件艰苦，民工们不仅无任何报酬，过的也完全是非人的生活，吃的是“擂子米”（用直径约40厘米、长约80厘米的圆木和2厘米宽、1.5厘米厚、80厘米长的荆竹篾片制作的脱米机，俗称“擂子”，因工艺粗糙，脱米时难以绝谷）和苞谷面等粗粮混杂的焖锅饭，没有油浑，没有蔬菜，条件稍好一点的民工自带了一些酱菜，没有的就只能吃干哽饭。民工的穿着也很破烂，几乎都是千疤万补的粗布衣，所拥有的防晒防雨用具极为简陋，少数民工披的是用棕丝纺织的蓑衣，大多数民工则是用竹篾片、莆叶和岩叶混合编织的尖斗篷。
为防止民工吃不了苦逃跑，指挥部对民工实行严防死守，每个工段都驻有交通警察，警察整天背着枪在工地上巡查，并规定公路邻近的民工不得安排在离家较近的路段干活，必须分配去60公里之外的工地。为分化民工，削弱他们的抱团反抗能力，以25至30人编为一个班，而且同乡同保甲的民工不得安排在同一个工段，一律打乱安排。每个班设有一至二名监工，监工都由调派去的公职人员和交通警察担任，民工白天干活和晚上睡觉时监工都形影不离，唯一不同的是吃饭时不与民工同灶。民工逃跑一旦被抓回，定会受到严惩，轻则罚多干活，不给饭吃，重则棍棒毒打。
尽管监管措施如此严密，民工逃跑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有一个晚上，住在二保七甲庞贵友家中的30个外地民工就趁监工不备集体逃跑，只剩下一个十六七岁的男孩，也许是他太年幼，或是因为白天干活的辛劳和疲惫使他睡过了头，早上醒来时不见了工友们的踪影，他在惊恐万状之中感到无助和孤独，于是失声痛哭不已，为此，负责这个班的两名监工也受到了撤职的处罚。
民工生病或因工受伤得不到救治，死亡后也无人料理。开初，民工死亡后一般是就地挖坑软埋，唯一的陪葬品就是随身披戴的蓑衣或斗篷。后来死亡的民工多了，就选择较偏僻的深山峡谷从上往下扔。在新凤乡与吉星乡交界的凉叶沟（乐西公路99公里处）和永利境内的岩窝沟就有两个数百米深的峡谷，人称“万人坑”，修路死亡的民工绝大多数都被扔进了这两个深谷里。为稳定人心，不影响工程进度，规定民工死亡之后一是不问姓啥名谁，不作登记不上报；二是不通知家属，事后也不作解释，不给任何补偿；三是尸首的处理全权由监工临场处置，走漏风声者将被追究责任。
为使峨边段工程不拖乐西公路竣工通车的后腿，指挥部还在吉星至永利之间的危险路段加派警力，严密监管民工，甚至还在特别危险的路段组织了抢修工程突击队，加班加点赶工期，据徐镇乾老人回忆：在永利境内的岩窝沟路段，公路要从绝壁上开凿一条约一华里多长、四米宽的路基，因山势险峻，全是挑选体力好，反应敏捷的青壮年民工组成“敢死队”，三人一组，分坐三个箩筐，用大母指粗的麻绳拴着箩筐悬吊在峭壁上轮流掌钢钎，抡二锤，掏耳屎（挖炮眼里的碎石渣）、装炸药、点引线实施爆破。由于施工难度特别大，设备又太简陋，给敢死队造成很大伤亡，每天早上组织上百民工出去，晚上回来时已所剩无几。
造成民工伤亡大的原因往往是拴箩筐的麻绳被磨断之后，连人带筐一起摔下山谷，或是随时被山上的飞石击中直接砸下岩去，再就是实施爆破作业时，点燃火线后上面负责收拉麻绳的人动作慢了，当炸药爆炸时点火的人还在半岩上无法躲藏，于是眼睁睁地看到一个甚至十几个大活人一起被炸飞。这种可怕的情形不仅让数千民工葬身于岩窝沟的谷底，更让活起的民工心里无比恐慌，后来就是打也无人敢再上。针对此情此景，指挥部又采取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激励措施，规定凡敢死队成员每天早上在施工工地坐进箩筐后即发给五块大洋，如晚上安全返回五块大洋作为奖赏归已，如回不来就当是为抗日救国捐驱作为陪葬品。
尽管这种奖赏民工们并不稀罕，但又别无选择，唯一的想法就是希望上天保佑能在晚上活起返回工棚。
问及修建乐西公路时峨边到底死了多少人，老人们异口同声地说：死亡人数接近五千人。无论是多少人，这都将是峨边七十多年前 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或者说是一段血泪史，堪为中国公路建筑史上最悲壮的一页。但愿天下人，尤其是峨边人，能够记住为乐西公路流血流汗甚至失去生命的奠基者们。
1941年1月，乐西公路尚未铺筑路面，便宣告通车，赵祖康试车从乐山走到西昌，摇摇晃晃用了36个小时。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内迁乐山的武汉大学土木系参与合办公路实验室，对乐山王浩儿至峨边新场共79公里的路段中的62公里路面采用级配石子铺筑公路的技术，当时在国内还是第一次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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