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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那段日子〔散文〕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左右,共和国建立不久,由于曾经遭受外来帝国主义长期压迫、搜刮和洗掠,积弱、贫穷的情况很严重,正处在百废待兴的历史时期,生产条件、技术水准相对很差,粮食产量较低,加之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以及所谓的“老大哥”雪上加霜的逼债,致使国家经济非常困难,民众生活极度清苦。虽说农村人与土地打交道,种植的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粮食,却因为种种原因而吃不饱肚子。人人饥饿难耐,别说吃白面馍、吃肉了,就连粗粮也是隔三差五,甚至更长时间才算计来算计去,吃上一顿解解馋,还不能敞开肚皮去享用,只因吃完了就没有想头了,所以在做饭时,就会尽可能地控制数量。
记得在“瓜菜代”的年月,我亲眼目睹人们都是从面黄肌瘦、晚上饿得睡不着觉的境遇中走过来的。那时家家为做饭无米下锅而发愁,至今历历在目。所谓的“瓜菜代”,根本不是说缺少粮食用瓜果、蔬菜代替,而说穿了,是用生产队菜园子扔掉的白菜叶子、野菜、树叶子等等赖以糊口,其中能有一点地瓜(红薯),也就算是美食了。
除此还有,生产队打麦场上扬过糜子和谷子的细糠,人们也像宝贝一样用袋子装回家,掺进粗粮面里蒸馍,吃起来喉咙被拉得生疼。不管怎么说,只要是能下口的东西,人们都设法弄回来做口粮。特别有一样,说起来现在的娃娃们也许根本不信,但那的确是事实,我曾经在一位同学家吃过,就是把玉米芯砸烂,在石磨上磨成碎末,放进锅里炒熟,当炒面食用,是什么味道便可想而知了。那时,人们根本没有什么先决条件去考虑什么营养,无论什么东西,只要有,能填饱肚子,就算是够开心的光景了。

在那个经济匮乏的年代,农民一个劳动日的工值,好了一两毛钱,不好时只有几分钱,一年三百多天干下来,年底决算后,往往领不回一分钱,还倒欠了队上超支款。就这我上中学以后,明知道工值很低,也要利用星期天,跟着大人们去干农活,为的是多挣那一天的八分(成年人每天十分)工,因为农村人靠工分吃饭。记不准是哪一年了,年终开决算大会,我也去听热闹,当会计宣布一个工值一块钱时,会场立时就像炸了锅,大家欢呼雀跃,好一阵子不能平静下来。
再后来,上级领导为了让人们能够吃饱,号召尽量种植产量高的农作物。当时四处都在说“红薯下蛋,一亩一万”的顺口溜,意思是说红薯产量高,一亩地能产一万斤。其实据我所知,红薯亩产万斤仅仅是一种说法,只不过相对产量能高出许多而已,因此生产队就大面积种起红薯。这样一来,红薯便成了比重最大的口粮。
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小锅饭代替了大锅饭,农村生活迅速得到改变,日子像芝麻开花节节高。尤其看今天,人们想吃啥随时都能实现,再不用幻想什么时候能美美吃上一顿肉、能吃上纯麦面馍了;再不用受缺衣少食的煎熬,不要为嘴去冥思苦想和绞尽脑汁。数十年过去了,如今生活好了,但那段贫困的日子,还会常常出现在脑海中,还会怀念那时候的人们,大家感情朴素,相敬如宾,谁家有大小事情,都争着互相帮忙,就像一家人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