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童年之“过年那些事”

                          文：宋艳

       城市的元宵节是没有节日气氛的。四下里一片沉寂。家人说，走，回家去！

         刚出城，十五的味道扑面而来。临街铺子已经关门，大红的年画格外鲜红:神荼和郁磊，秦琼和敬德两眼灼灼，千百年来不离不弃，保家卫国；白白胖胖的福娃抱着欢快的鱼儿跳着龙门；金猪送春，模样憨态可掬……有的干脆就是两竖幅烫金对联，贴在威武的大红铁门上，气派无比。门头上的越来越大张的“门前”迎风招展。此刻，稀稀落落的呲花声拖着长音，从遥远的四面八方隐隐传来，划破了天空的宁静，催拉着夜的幕，许是一朵朵璀璨即将上演。

      十五没过，这年就不算走远。

        小时候盼个年，像要历经三个世纪。那时不叫春节，叫年。是以除夕那天为点，往前往后无限延伸的无限美好的年。就连放假前的考试都是内心期待和欢喜的。

        腊月的集热闹非凡。往往不宽的街道要比平日多出一道两道摊位的。卖吃的，用的，挑担的，拉车的沿街叫卖。年画一摆半条街。印着小胖孩或大明星的大幅画成摞子摆在地上，五花八门的年货令人眼花缭乱，天天逛，天天瞧，总也看不够。赶集的人络绎不绝，用摩肩接踵形容再合适不过了。揣着手的老头，小脚的老太，买东西是最谨慎的，往往问上价钱，四街走过来才下手。卖东西的却是闲不住的，耳边只听得:走过路过的，过来看一看瞧一瞧喽！您要几斤？好咧，拿好！这路上，男的，女的，大人小孩，欢天喜地，从街南头逛到北头，再从西街钻到东街。兴奋的无法形容。

       转眼腊八节，农村人有“吃了腊八饭，来把年货办”的说法，腊八过后日子一天紧似一天。前面的热闹都是排练，小年二十三开始，才是真买真卖，大人们见了面总爱问上一句“年货办齐了没？”，对年的虔诚和郑重，是现在无法比的。而小年那天，小孩子们已兴奋地一颗心总也摁不住似的，叫着跳着，仿佛年，近在眼前。你瞧，大人把家里喂了一年的羊啊猪啊，牵在当院里，许上愿，嘴里还念念有词，点起的火纸的爆香味已满是年的气息。大人许愿时，是不准小孩子胡乱说话的，我们也装作严肃的样子绷着小脸，一扭头，只吃吃的笑。

       二十六，妈妈姐姐们要开始忙活蒸馒头，蒸包子。还要炸很多肉，那叫“过油”。“过油”这天是很有讲究的，每锅炸出来的第一个都要先放到锅台上。说是要“敬灶神”，可我不明白，他怎么不吃呢！在炸的过程中，很忌讳说“渴”。如果哪会“偷吃”（是妈妈故意放到最低处）油饼糖糕吃渴了，忘了教诲，大嚷:我渴了！是要挨一顿臭骂的。

        转眼大年三十来了，一大早，爸爸要和哥哥还有叔伯家的哥哥们一起，到我都不知道在哪的田地里，去请已故的老人们“回家”过年，等他们回来，点上炮，上上香，拦门棍一放，这年就算正式到来。当然，从这一刻起，规矩也便多了起来:不准大声说话，更不准打骂，找东西要轻拿轻放，抽屉柜子不能开。也不准说不吉利的任何话……这些当然记得。

       贴年画是当天的重头戏，要等全家人都回来不回来就贴年画。据说会把人贴外面，那时总是不明白，怎么就“把人贴外面”了呢？他们进不屋了吗？那边，妈妈已和好浆糊，大家齐动手，把整个大院装扮一新，好喜庆啊！你看，到处都是祝福的春签，连牛棚和鸡窝上都贴上了“槽头兴旺、鸡鸭成群的字样”，大门上的“门神”，一点都不可怕。

        最高兴的莫过于初一。一大早起来，穿上那件念叨一整个夜晚的新布衫、红头花，嘴里嚼着糖块，蹦蹦跳跳找小朋友疯玩。记忆里，小女孩也挺喜欢炮的，虽然不敢像小男孩们那样，划根火柴，然后把火柴盒扔掉，再迅速地从口袋里摸出一粒小炮，很精准地凑上燃烧正旺的火焰，只听炮捻嗞嗞啪啪地响，火花却是那么好看。等快要燃烧到炮头的时候，再快速地扔出去，手边是一个漂亮的弧线。那边，这粒小小个头的炮，却散发着无限能量，响的震天，往往要一群小朋友尖叫着跑出好远，捂着耳朵跺着脚，雀跃着。烟雾弥漫中，向放炮的小家伙投去崇拜的目光，那方，吸溜一下鼻子，自豪地再用袖子“搞”一下鼻涕，潇洒地在一片艳羡中换了地方。似乎在告诉众人，这不算啥，绝技多着呢！不多会，谁家屋后分明听到连响炮声。我们这些小女孩们自是不敢放的，却乐意在一堆堆红炮皮子里寻找“落单”的，印象中过年那会红布衫的两个口袋里，总是装满了长着长长捻的大小不一的炮。偶尔，找到个大个的，像宝贝似地谝上天！那时候，经常与二姐、哥他们一起提着提灯，黑夜里满地寻找。碰到化了冻的泥巴地，要从被踩下去的泥里抠出它们来。那深深浅浅的脚印，不知有多少小朋友的秘密，更不知那一堆堆的炮皮里藏着多少欢喜。只记得，小小的人儿，小小的灯，胳膊举的生疼，眼睛瞪到最大，瞅到天昏地暗，腰弯的要抬不起来才作罢。小时候的天那么冷，可是日子那么明媚。小小的心底溢满幸福。

       压岁钱自是少不了的。爹妈是肯定给的。据说，是“压腰钱”，给了，就不会腰疼。初一拜年，也可以混上个几块钱。最气魄的是大伯二伯他们，总是说，磕个头，给你钱。然后我和哥姐们逐个磕了头，毫不难为情，接过钱就跑。有次大伯还说哥磕的不响，不算。哥愣是把脑袋磕出了红印子。初一过后就可以走亲戚了。那时的走亲戚，提篮子筐啊啥的，弄上果子，白红糖，油饼子，满满的，队伍浩浩荡荡，你来我往，礼尚往来，总是要把所有的亲戚走个遍，绵延了整个正月。很小的时候，家里拍谁去走亲戚都是少不了我这个跟屁虫的。

       一次，我稍大时和伯家的一个大哥一块去孙召姑姑家。那时已有了自行车，不过也是要蹬上一两个小时的。路上，我们几个皮猴子嘴馋了，一商量，大家在一个土堆边蹲下，勒令个不大的二伯家的小二哥拎出那一提篮子包，七手八脚从最底下掏出一盒果子，心急火燎剥下外皮，大家齐声尖叫，是“糖稀果”！一个个像极了水饺的油炸“糖稀果”正被整整齐齐的摆在一个纸做的抽屉里！哎呀，看着就流口水。我们三下五除二，就把一盒子果子吃完了，好甜啊，唇齿留香！等享受完美味，老大手一拍:坏了，少一包包咋弄。我是最小，但一直被公认点子多。大家正面面相觑，像做了很大错事的孩子，垂头丧气。我灵机一动指着路边说:你看，土坷垃！大家一下子就明白。手忙脚乱捡了一部分体积相当的土坷垃，装进果盒子里，再学着大人，裹上果皮，封上红标签，捆上线。你瞧，哪里像拆过的！摇起来，还呼啦呼啦地响，这不是典型的“焦壳果”的声音嘛！好，物归原位，放到最底下，成了！一路上，大家约好，谁都不许说！谁说，谁是叛徒！大家齐声说好，只是谁都不再说话，只在心里默许着，千万姑家，别把包一一拿下，捡最底下这个。阿弥陀佛，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吃过饭。那饭是什么味是记不得的，只记得一看姑准备留包，我们心里就一阵狂跳。连“姑，再留点”的谦虚话也说的格外虚。结果，当然我们顺利过关。回来的路上，几个孩子像中彩一样，一颗心能飞上天，高兴地无法形容。一出门，我们就把那个装满坷垃的“果包”，扔地远远的。至今，家里人也不知道这事，还以为，是她们多留了一包，哈哈！机智的细胞，从小就这么旺盛！

        走亲戚其实是相当累的，至今没明白小时候为啥那么爱走亲戚，许是惦念那几块压岁钱。大姨家几毛，二姑家几分，攒了又攒，数了又数。有年去姥姥家。姥姥是最疼我的。往往一去就是住了好几天。临走时还有快捂化了的糖块，一次压岁钱竟高达两块六毛钱，姥姥说，她攒了一年！我从姥姥手里接过含着姥姥体温的两块六毛钱，觉得我是天下最富有的小孩！

       至于十五放烟花，更是别有一番趣味。花样繁多，“彩珠筒”能喷出五颜六色的火花，像五彩斑斓吐着舌头的长尾蛇，晃悠着游向天空，往往要看到脖子仰的生疼；“地老鼠”放到瓷盆里，转的可欢了，有时劲过大，还会跳出盆来，说不定会钻到谁的裤管里，吓的小孩子上蹿下跳；“导弹”呢，能呲溜一下飞到天上，转眼就不见；至于“毕毕波波”响个好大会，光星四射，满院都是金光，连小孩子的脸都被照的通红的这个大家伙，底座是泥糊的，可是家里的重头戏，而且不是每家都会买它的，太贵重。所以要在最后聚了一大堆人才放，据说，是叫“老水牛彪稀”，倒是很形象的名字。而我们最盼望哪家放到的是“降落伞”，那小小的圆柱体，点起捻子，不一会，就能听到遥远的天际传来一声巨响，“伞”开了，晃晃悠悠，顾不得下面许多孩子的着急，只自个表演“天花乱坠”，可是到底要花落谁家呢，我们这些小孩子便一哄到这，一哄到那，伸长着小手，接这个上天的“馈赠”。至于谁有幸抢到，当然是宝贝一样的存放着，许多钱都换不走。

         而今，姥姥离我远去，姑姑亦老了。亲戚，也不是每年都去，果品早换成一箱两件的礼品，一百两百的压岁钱也早已是孩子们口袋里的常客，孩子们却远没有我们儿时那样的欣喜。只有连着亲情和岁月的路，还是那么长，长到铺满回忆和感动，沉甸甸的，滋润着沧桑年华，坚定着磕磕绊绊的脚步永不停歇，也温柔着目光，遥望着路那端我的亲人和伙伴，还有，我的童年。

       耳边，十五的气氛渐浓，烟花的嬉叫声此起彼伏。眼前，却依然是各色烟花飞向天际，“彩珠筒”“花蝴蝶”“地老鼠”……似乎，还有许多孩子在那里欢腾。宽阔的柏油路上，我们驱车往家的方向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