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亲送我上师范
文/一掬清泉(曹自兴)
三十年前的一九八八年初秋,我,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孩子,有幸考上了当时初中毕业生人人向往的宁县师范。我的父亲高兴极了,他骑上买回来两三年的红旗牌自行车,一路向北,送我去宁县师范报名。那时,天气尚好,早晨也不冷,倒很舒服。太阳东升至三竿高时,我们已经到了南桥坡头。蹬了那么长时间的车子,父亲竟然没有累的感觉,一路和我说个不停。我长了这么大(那年刚好十七岁),还是第一次去宁县,所以在路上边听着父亲的介绍,边四顾周围的景色。路上的行人不多,偶尔开过一辆班车。路边的野花不少,崖畔丛林中鸟声悦耳!
下坡了,父亲停止了蹬车,改而不时地捏起了刹车,偶尔也摁几下车铃。自行车轮欢转触地发出的声响妙不可言,倒有风驰电掣般的感觉。崖畔那宁县特有的酸枣,虽然未红透,但已略有红色,夹杂在其他植物间,蛮是吊人胃口的!现在想来,不知为什么宁县的酸枣怎能那么大?和家乡的枣都差不多哩。
“看,那是宁县县政府大楼!”在盘山公路第一弯前,父亲指着右下远方说。 啊,真雄伟!对一个连楼是什么样的农村孩子而言,那简直像现在见了名星一样兴奋。朗朗的太阳下,隐隐的晨霭中,那五层的淡黄色大楼庄严地矗立在东山半坡,顿时让我心生崇敬。我看了很久!
转过一弯,又是一弯!我的心儿早已飞往那末曾谋面的宁县师范。到了南山脚下,父亲歇着的腿脚又蹬开了车子。
“到县城了!”父亲说。
眼前的建筑,清一色的灰色水泥墙,统一七八米的高度,和乡镇供销社的门店差不多。不过,规模可大多了,街道也长。城里的人来来往往,像很忙碌。电杆顶上的大喇叭,正播送着什么。
快到新华书店门口时,我们看见了学校设立的新生接待站。接站的大哥大姐们很是热情(他们都是中四级的同学),这让父亲很是放心。交接了行理后,父亲没送我坐上了接送的车子,转身要回了,我心情一沉,多有不舍,更有浓浓的感激。看着父亲那站原地骑跨式起车的背影,我鼻子一酸,赶紧转过脸来。
此后的四年间,我绝大多数时间都是生活在庙咀坪上。因为家里穷,所以两三周才回一次家。那时候很少坐班车,多数坐蹦蹦机子,五毛钱就可回到早胜,然后步行十里路回家;上学时先步行,再坐车。曾有几回,我和同学硬是从宁县走回家里,当然,人家比我近多了。这样一趟趟的上下奔波中,我饱尝着求学的艰辛。我深感求学机会的来之不易,所以平时学习也就倍加努力。这四年,有许多好老师在影响着我,激励着我:班主任焦老师内敛稳重,从不发火;语文老师张老师多次在班上朗读我的作文,使我更爱写作;音乐老师,两位杨老师、一位闫老师使我与音乐结了缘;美术老师张老师的一次素描又让我爱上了绘画;让人敬爱的乔老师,为我练习器乐提供了很多便利……每每想起这些,我都觉得我幸运至极。我感谢他们,感谢这一生中给予我关心、帮助与鼓励的任何一位长者,任何一位朋友,不仅是上师范的前前后后,还包括工作后的三十年中所遇到的一切贵人!
师范四年,我爬过宁县的每个山头:东山的广播站,南山的杏林,西山的砖厂,北山的小径都留下了我的足迹。我也深入过宁县的每一条川:九龙川的故事让人神往,城北河川的古冢让人感受到历史的沧桑。马莲河川,去得太多了,在湿软的河滩上散步聊天,在古老的岩层下乘凉睡觉,在河心的大石头上洗脚(后来,那十几吨重的大石头在一次涨水后竟然离奇地消失了,很是让人怅然)……当然,宁县城区那更是有空必去。宁县城在我和同学们的穿梭中慢慢地变化着:灰色的人民公社式老建筑逐渐地被有现代气息的楼房所替代,人们生活的各方面也慢慢地变化着:西装多了,健美裤流行了,大彩电普及了……不过,宁县城大规模的变化还是从马莲河大桥的修建开始的,此后,便有了九龙广场,有了马坪新城。三十年过去了,宁县城的变化可谓是翻天巨变。现在,四山林木溢翠,三水清流扬波,商城琳琅满目,广场人来人往,垂柳拂堤,鲜花似海!宁县人带着满怀豪情,沿着党的十九大指引的方向,阔步向前!

曹自兴,甘肃省宁县早胜初中一级语文教师,中共党员。有数篇论文报道等发表于国家级期刊《课程教育研究》《素质教育》及原《甘肃教育报》《宁县教育》《乐苑园丁的歌》上,近百篇散文、诗歌散见于《城市头条》《今日头条》《庆阳大事件》《庆阳新鲜事》《庆阳人在他乡》《今日宁县》《早胜新生活》等平台。《宁县教育志》特约编校。爱好写作、音乐、书法、摄影等,擅长二胡笛子演奏,以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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