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送我上师范

    文/一掬清泉（曹自兴）

        三十年前的一九八八年初秋，我，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孩子，有幸考上了当时初中毕业生人人向往的宁县师范。我的父亲高兴极了，他骑上买回来两三年的红旗牌自行车，一路向北，送我去宁县师范报名。那时，天气尚好，早晨也不冷，倒很舒服。太阳东升至三竿高时，我们已经到了南桥坡头。蹬了那么长时间的车子，父亲竟然没有累的感觉，一路和我说个不停。我长了这么大（那年刚好十七岁），还是第一次去宁县，所以在路上边听着父亲的介绍，边四顾周围的景色。路上的行人不多，偶尔开过一辆班车。路边的野花不少，崖畔丛林中鸟声悦耳！ 

　　下坡了，父亲停止了蹬车，改而不时地捏起了刹车，偶尔也摁几下车铃。自行车轮欢转触地发出的声响妙不可言，倒有风驰电掣般的感觉。崖畔那宁县特有的酸枣，虽然未红透，但已略有红色，夹杂在其他植物间，蛮是吊人胃口的！现在想来，不知为什么宁县的酸枣怎能那么大？和家乡的枣都差不多哩。 

        “看，那是宁县县政府大楼！”在盘山公路第一弯前，父亲指着右下远方说。 啊，真雄伟！对一个连楼是什么样的农村孩子而言，那简直像现在见了名星一样兴奋。朗朗的太阳下，隐隐的晨霭中，那五层的淡黄色大楼庄严地矗立在东山半坡，顿时让我心生崇敬。我看了很久！ 

        转过一弯，又是一弯！我的心儿早已飞往那末曾谋面的宁县师范。到了南山脚下，父亲歇着的腿脚又蹬开了车子。 

        “到县城了！”父亲说。 

        眼前的建筑，清一色的灰色水泥墙，统一七八米的高度，和乡镇供销社的门店差不多。不过，规模可大多了，街道也长。城里的人来来往往，像很忙碌。电杆顶上的大喇叭，正播送着什么。 

        快到新华书店门口时，我们看见了学校设立的新生接待站。接站的大哥大姐们很是热情（他们都是中四级的同学），这让父亲很是放心。交接了行理后，父亲没送我坐上了接送的车子，转身要回了，我心情一沉，多有不舍，更有浓浓的感激。看着父亲那站原地骑跨式起车的背影，我鼻子一酸，赶紧转过脸来。

　　此后的四年间，我绝大多数时间都是生活在庙咀坪上。因为家里穷，所以两三周才回一次家。那时候很少坐班车，多数坐蹦蹦机子，五毛钱就可回到早胜，然后步行十里路回家；上学时先步行，再坐车。曾有几回，我和同学硬是从宁县走回家里，当然，人家比我近多了。这样一趟趟的上下奔波中，我饱尝着求学的艰辛。我深感求学机会的来之不易，所以平时学习也就倍加努力。这四年，有许多好老师在影响着我，激励着我：班主任焦老师内敛稳重，从不发火；语文老师张老师多次在班上朗读我的作文，使我更爱写作；音乐老师，两位杨老师、一位闫老师使我与音乐结了缘；美术老师张老师的一次素描又让我爱上了绘画；让人敬爱的乔老师，为我练习器乐提供了很多便利……每每想起这些，我都觉得我幸运至极。我感谢他们，感谢这一生中给予我关心、帮助与鼓励的任何一位长者，任何一位朋友，不仅是上师范的前前后后，还包括工作后的三十年中所遇到的一切贵人！

        师范四年，我爬过宁县的每个山头：东山的广播站，南山的杏林，西山的砖厂，北山的小径都留下了我的足迹。我也深入过宁县的每一条川：九龙川的故事让人神往，城北河川的古冢让人感受到历史的沧桑。马莲河川，去得太多了，在湿软的河滩上散步聊天，在古老的岩层下乘凉睡觉，在河心的大石头上洗脚（后来，那十几吨重的大石头在一次涨水后竟然离奇地消失了，很是让人怅然）……当然，宁县城区那更是有空必去。宁县城在我和同学们的穿梭中慢慢地变化着：灰色的人民公社式老建筑逐渐地被有现代气息的楼房所替代，人们生活的各方面也慢慢地变化着：西装多了，健美裤流行了，大彩电普及了……不过，宁县城大规模的变化还是从马莲河大桥的修建开始的，此后，便有了九龙广场，有了马坪新城。三十年过去了，宁县城的变化可谓是翻天巨变。现在，四山林木溢翠，三水清流扬波，商城琳琅满目，广场人来人往，垂柳拂堤，鲜花似海！宁县人带着满怀豪情，沿着党的十九大指引的方向，阔步向前！

  曹自兴，甘肃省宁县早胜初中一级语文教师，中共党员。有数篇论文报道等发表于国家级期刊《课程教育研究》《素质教育》及原《甘肃教育报》《宁县教育》《乐苑园丁的歌》上，近百篇散文、诗歌散见于《城市头条》《今日头条》《庆阳大事件》《庆阳新鲜事》《庆阳人在他乡》《今日宁县》《早胜新生活》等平台。《宁县教育志》特约编校。爱好写作、音乐、书法、摄影等，擅长二胡笛子演奏，以悦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