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2月2日，母校二中要举行建校六十周年庆典，为此杨益校长特地带人来找我，希望能为母校的华诞写点什么，以飨后学。望着杨校长期待的眼神和为校庆忙碌的身影，作为母校学生的我不好推辞，只得应允从命。

       我是1974年从当时的爱国小学，升入二中读书的。按理说，从小学到中学应当说是一个大的跨越，但对我来说，两者却并不遥远。因为两个学校几乎连在一起，中间只隔了一座不高的小山。爱小在山的东南脚，二中在山的西北脚，一条无名小溪从山的东南贴着爱小校园由南向北淙淙流过。有山有水，山水相依，注定了这里是一个求学问道的好地方。

       去二中的路是一条顺着山势缓缓盘上的土路，也就一里来长，在五六米宽，这在当时已经是大路了。路的起点是架在那条无名小溪上的石桥，桥面平坦，桥下有两个拱形桥洞，用上好的青石加汉白玉雕刻相嵌而成，石质细腻，图案精美，端庄大气，即便现在也是一座很考究的桥。跨过桥，路的两旁栽满了翠绿的松柏，相间有序，整整齐齐，排成优美的弧线，顺势向前延展，与满山的青松辉映成满目苍翠的世界。

       走进学校的大门，首先分列两旁的，是经常歌声飘扬的宽敞礼堂与天天饭菜飘香的学校食堂。再往里走，映入眼帘的是学校气派的露天主席台和宽敞的学校操场。操场在两个山岗之间的坪地上依势而建，标准的四百米跑道，篮球、排球、单杠、双杠、跳高、跳远场地应有尽有。操场的四周也栽满了松柏，并有清澈的溪水环绕。在操场两侧的山岗上，修建有一排排齐整的平房，一式青砖灰瓦，错落有致。地势高的一侧是校领导的办公室和教师宿舍，地势低的一侧是从初中到高中的教室，教室平房北面有一幢学校唯一的教学楼，楼呈半口字型，上下各有四间教室。操场的西头是一个半天然的游泳池，面积有三、四个篮球场大小，池子北面建有一个类似的运动员领奖台的跳台。池塘四周浅，中间深，被称为锅底塘，没有好的水性，不敢游到池塘中央。当时学校特别重视学生的体育培养，学生们也都十分爱好参加各种体育活动。每天放学，学校操场上到处都是跑步、打球的身影，或追逐，或炫技，或单挑，或协作，个个意气风发，生龙活虎。而每到夏季，游泳池又成了乐水学生的天堂，他们或高台跳水，或深水潜行，或蛙式奋进，或自由劈波，把泳池搅得热闹非凡，全然不顾学校为安全考虑而一再强调的三令五申。学校每年都要举行综合性的运动会。学校的不少运动项目水平在全市都是数得着的。像篮球、排球、跳远和短、中、长跑水平都相当高。

       我在二中一段特别的记忆，就是接触到了射击运动。当时，全国正在青少年中开展小口径枪械射击活动，培育学生的运动和军事素质。我被教体育的王爱华老师选中参加了校队。她带着我们每天课后在校礼堂的水泥地上作枯燥的训练。举枪、压肩、瞄准、运气、“三点一线”，每一个动作都精益求精，最后竟能做到“人枪一体”。不久，在全市中学生射击比赛中，我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被选入市队参加集训。后来，代表铜陵参加全省比赛，获得卧射项目第一名，当时的《安徽日报》还作了报道，虽然篇幅简短，但已引起了相当的反响。再后来，我成了国家二级运动员，被送到六安参加省里的集训，到淮南、蚌埠等地参加比赛。那个时候，巢湖和县的徐海峰也差不多时间接触到了射击运动。他后来成为新中国奥运首金获得者，中国射击队总教头。射击运动几乎伴随着我整个中学时代，直至大学。我考上华东师范大学后，依然受益当初在二中的所学，在上海高校历次射击比赛中，为华师大争夺了不少荣誉。

       在二中除了运动，在课余，最能给我们带来乐趣的还有校园边上的那座山。我们常在山上那不疏不密的松林间穿行，采松果，捡松毛，找松油，做各种各样的游戏。当时，为了反帝防修，上面号召“深挖洞”，附近的居民不少人家在山上挖了大大小小的防空洞，虽然后来并未派上用场，都成了我们课余玩耍的好去处。本来，在林子里捉迷藏就不好找，有了防空洞，就更难上加难了。

      有时，我们也常常停下嬉戏的脚步，站在山岗上向城市眺望，向东，城市轮廓尽收眼底，一幢幢职工住房鳞次栉比，蜿蜒引领着城市向外扩张，远方的脚手架正在不停地拔高，新的楼房正在平地而起，预示着未来的美好。向西，大江东去，宽阔的江面如练带般横亘在天际线上。扫把沟现代工厂林立，一座座高大的烟囱，如火炬般高擎，昭示着一座年青工矿城市的崛起。尽管时过境迁，过去的那些平房已作为棚户悉数得到了改造，扫把沟的烟囱也与时俱进地拔除了不少，但当时在我们少年懵懂而又憧憬的心房，它们又是何等的骄傲与自豪。

       多少年后，我才知道这座小山，原来是有名字的，它叫鹞山，一座长了翅膀能振羽飞翔的山，多好的名字，多深的寓意。我们这些二中的学子，又何尝不是母校怀抱中孕育的一只只雏鹰呢，我们在这里破壳、展翅，从这里飞向远方。

       我在二中求学的五年，是艰苦的岁月，动荡的年代。一方面，“文革”的思想毒瘤还在毒害着社会，极“左”思潮还在桎梏着人们的思想，有人还常常张贴一些言辞过激、思想激进的大字报，受人尊敬的校长忽然挨批靠边站，勤勉尽责的老师时不时挨整，被剥夺教学权力。社会政治斗争的风暴常在学校卷起波澜，冲击着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另一方面，天灾与人祸相随，自然灾害频发。百姓生活困苦，学校的办学条件非常有限。特别是1976年，我们国家三位主要领导人相继去世，举国陷入无比的悲痛之中，记得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是我那天下午三点左右在学校打扫卫生时，从学校高音喇叭里得知的。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天塌地陷一般。在学校举行的悼念大会上，全校师生极度悲伤，在哀乐声中大家哭声一片，有的悲痛过度当场昏厥。那一刻，我真切地感到人民群众对自己领袖的热爱是何等地强烈。当然，大悲之后，我们也迎来了粉碎“四人帮”的喜悦，拨乱反正，大快人心，喜讯传来，校园沸腾，人们奔走相告，个个兴高采烈，仿佛搬掉了压在人们心头的巨石，终于可以畅快地自由呼吸了。校园到处是声讨、批判的板报、漫画和标语，师生们敲锣打鼓，举着红旗，扛着标语漫画，呼喊着口号列队上街游行。游行队伍按年级班级排序，绵延数里，一直行进到市中心长江路。

      1976年7月，河北唐山发生了7.8级强烈地震，整个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数十万居民死伤。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地震中的伤员被迅速运往各国各地救治，因为铜陵通铁路，远在一千二百多公里外的唐山伤员也被送到了铜陵。因医院病床有限，学校正好放暑假，不少伤轻一点的伤员被送到大一点的学校救治。当时，二中接受了数十名伤员，那些头和手脚裹着纱布、缠着绷带的伤员，就躺在我们教室里，几张拼凑的课桌成了他们临时病床，尽管条件艰苦，全校上下还是全力以赴，给了伤员们无微不至的精心照料。

       那些年，学校特别注重学生的社会实践。学校的教育方针是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学习与实践几乎各占一半。每个学期学校都要组织学生进厂矿，下农村，开展各种学工学农劳动，学习工农品质，体验劳作的艰辛。学校专门办有供学生勤工俭学的工厂和劳动锻炼的农场。校办工厂能生产一些教学用的器材，如圆规、角尺、粉笔、地球仪等。学校的农场很大，建在当时建华窑场附近的几座山坡上（今富鑫钢铁一带），种了很多的茶叶和留兰香，从开荒到播种，从除草到施肥都是老师带着学生们一担一筐、一锹一铲地干出来的，就连盖农场办公和生活用房的砖瓦，也是师生们从窑场一扁担一扁担挑来的。砖瓦不够用，学校还动员师生到处捡砖拾瓦送到学校。学生参加农场劳动要自带碗筷被褥或凉席，吃住在农场。后来，学校在西郊（今丰收门东南侧）又建了一个农场，主要种留兰香。记得当时我们还在那里垒起几口提炼留兰香的大土锅，远远望去，很是壮观，同学们第一次见识了什么是蒸馏提取技术。

       学校倡导开门办学，经常组织学生开展各项校外劳动。到校外劳动，学生们特别乐意，不仅能够接触到许多新鲜的事物，每人每天还能从厂家那里得到一毛多钱的保健票，要知道这在当时对学生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我在二中，就先后在有色机厂学过车工，翻过砂。在小钢联运过焦炭，给矿石脱过硫。在玻璃厂为炉膛添过料，用热玻吹过瓶。在汽运公司跟师傅扒过轮胎，修过车。还到过铜陵县安平冬修过圩堤，在农家堂屋裹着稻草入过眠。每一次劳动，都是师生齐上阵，大家脏活累活抢着干，没有人叫苦叫累，手拉开了口子，脚磨出了泡、蹭破了皮，是常有的事。有时受个凉，发点热，也坚持参加劳动。大家相互关心相互帮助，有困难彼此都会伸出援手。记得有一回，我因没吃早饭，加上劳累过度，在农场劳动时晕了过去，程淑雅老师急得团团转，张俊等同学二话没说，在程老师的护送下，背起我一路小跑将我送回家。当时路况很差，抄近道走铁路线也有十多里，等回到家中，同学们个个已是气喘吁吁，汗流浃背。

       走出校门，深入社会，到工厂、农村火热的生活中去，在艰苦的劳动中磨练意志品质，在收获的喜悦中认识社会，感悟人生，对于一个人的成长确实相当重要。虽然，当时的社会实践和开门办学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对学生的学业的确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但面对当下应试教育给学生、家庭和社会带来的种种弊端和隐忧，其中值得我们反思的东西也确实不少。

      在二中求学，最有幸的是遇上了一批学识渊博、品德高尚、想着学生的老师，结识了一群有理想、有抱负、肯吃苦、爱学习的同学。在那样一个动荡而又艰苦的年代，如果没有力排干扰、努力维护教学秩序，无私奉献，倾心关爱学生的老师，如果没有志存高远、追梦圆梦、砥砺前行、相互激励、共同成长的同学圈，我们这些来自普通家庭的孩子，是绝难改变命运，走进大学的殿堂的。

       二中作为我市一座创办较早的中学，集聚了一支年富力强的教师队伍，他们很多是五六十年代老牌大学毕业生，既有真才实学，又富有教学经验。而到我们的这个年龄段，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已过，人口出生率偏高，学生人数激增，学校师资力量严重缺乏，不得不将本校部分应届高中优秀毕业生留校担任代课老师和辅导员，因此，当时与我们朝夕相处的，不仅有像父母一样严厉慈爱的老教师，也有像哥哥姐姐一样关心照顾我们的年青教师。老教师细致严谨、循循善诱，新教师敢抓敢管，热情奔放，这种情形也只有在那个特殊年代才会出现。

       五年多的学习生活，教过我们的老师不计其数，至今仍能浮现脑际的有宋同敏、归绪昌、黄永年、李礼兰、刘子中、赵开华、李永柏、林志华、刘显烈等，青年教师有程淑雅、黄韶华、王刚、王水平、程贵生、卞传贵、孙自敏、吴晓伟等。

       宋同敏老师是淮北人，毕业于阜阳师范学院英语专业，他中等身材，黝黑的脸庞，说起话来带有明显的北方“胯”音，他既是我们的班主任，也是我们的英语老师，形象特别质朴，对学生特别真诚，工作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他每天起的很早，总是第一个来到班级，然后陪着同学一道晨读。下午放学时，他也一定会到班上来转转，问问未走的同学，看看班上值日情况，桌椅是否摆放整齐。他家就在礼堂边教师宿舍平房第一间，离我们教室也就百把米。我和同学经常在放学后去他家请教问题，总能得到他耐心细致、不厌其烦的解答。有时，正好赶上吃饭，他会热情地端出刚蒸好的馒头、花卷请同学们吃，他做的面食特别好吃，既蓬松，又有嚼劲，渐渐地我们成了宋老师家的常客。其实，宋老师家里条件并不太好，兄弟姐妹都在淮北农村，年迈的母亲跟他一起过，妻子身体不好，有两个女儿要抚养，家里家外都要他来张罗。虽然他在学生面前总是乐呵呵的，但我们也能时常看出来他身心的疲惫。他对学生一视同仁，对好的学生他不偏爱，总是语重心长地激励，对差一点的学生，也不放弃，总是苦口婆心地劝导。我因为要经常被抽调到省、市参加射击训练，影响学习、耽误课程，宋老师很着急，经常安排老师为我补课，并时常检查学业完成情况。还在晚上不辞辛苦到我家来家访。这些关爱，在我当年写的日记中多有记载，现在读来仍令人感动。

       归绪昌老师是上海下放到新疆伊犁的知青，辗转到铜陵二中，成了我的语文老师，能成为他的学生是我的荣幸，他是我所有老师中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位。他总是活力四射，充满激情，像一块磁铁深深地吸引着你。他有很高的文学与戏剧素养，创作了许多优秀戏剧文学作品，不少作品发表在国内知名的期刊上，我至今还保存着他创作反映新疆少数民族故事的剧本《鲜红的奇曼古丽》，学校的文艺演出经他指点，水准马上会提升一个档次。他的语言极富感染力，听他在课堂朗读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宗福先的话剧《于无深处》，简直是一种享受，他慷慨激昂，情真意切，每到情深处，他的眼眶总噙满泪花。听他朗读，似乎你的每一个细胞都被他调动，兴致勃勃地跟随着他走进文学所描绘的境界里，感受文学对心灵的洗涤与震撼，陶醉文学所带来的憧憬与美好。他上语文课，不仅把课文讲得透彻明了，还善于启发学生的思维，激发学生想象力。记得他说，作文要多写新生事物，少写枯藤老树，即使要写也要写绽放其上的新鲜嫩芽，它是新生的力量，希望所在，也是我们作文能够发挥的地方。他硬笔书法很好，能刻一手好钢板腊纸，我们很多讲义、课外辅导材料都是他亲手刻写的。正是在归老师的影响下，我们有一批同学走上了文科这条道路。课上是严师，课后是朋友，我们也是归老师家的常客，我们常在他书房或卧室围绕着他，听他说文学，谈创作，也总能在他家的书橱里找到爱读的书籍杂志。他还经常带我们外出参加各种活动，观看电影，观摩演出，我们甚至经常跟他到他姐姐位于长江新村的家中作客，他姐姐家门前的那棵“歪脖子”树，是他提点我们去找他姐姐家的“定位”。

       黄永年老师特别注重仪表，每天衣着整齐，黄皮鞋擦得锃亮，总是以最好的形象出现在同学们的面前。他对语文课文中心思想的提炼，段落大意的划分，语法词句的解析十分精道，他的讲义详实工整，旁征博引，举一反三，引经据典。

李礼兰老师的课讲得抑扬顿挫，他善于用演义故事，把枯燥的历史课文讲得风生水起、活灵活现，

       林志华老师语言幽默风趣，他的板书字体优美，线条流畅，是学生们摹写的对象，每到下课都不忍擦去。

赵开华老师的课讲得环环相扣，条理清晰，温婉而又有魅力，每到要紧处，总是再三强调，反复讲解，不厌其烦。

       刘子中老师上地理课善于用地图和仪器，一张地图他三笔两笔就能勾画出来，惟妙惟肖，他通俗易懂的讲解，打开了学生们的思维空间。

       刘显烈老师的数学课重点突出，深入浅出，重点问题抓的准，难点问题剖析的透，能用形象的语言讲析抽象的道理，令人难忘。

        青年教师也是个个朝气蓬勃，讲起课也都是生动有趣、引人入胜。我至今还记得黄少华老师讲长工背着财主“老爷高升”坠河的故事。陈淑雅老师的数学课能抓住学生们的眼球，板书清爽，几何图形画的漂亮，一堂课下来整个黑板就像一副图画。孙自敏老师的课讲得认真仔细，她对不懂的学生特别有耐心，对不想学的学生也是循循善诱，从不放弃，为此也受了不少委屈。

       老师们渊博的才学令学子们深深地敬佩，孜孜不倦的教诲使每个学生深受教益。青春年少的我们沐浴在师恩的阳光之中，干渴的心田如雨露般滋润。我们吮吸着知识的营养，懂得了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埋下了追梦寻梦的种子，激发了奋斗前行的动力。后来，随着我国教育事业走上正轨，我们的这些老师，也有了更好的发展，他们有的成了教委的领导，有的成了职教的专家，有的成了高校的老师，有的进入了著名学府深造。而我们班很多同学也都改变了人生，考上了理想的大学，成为那个年代的骄子，其中有王屹宇、黄泛舟、吴云高、李昭宇、夏桂林等。他们或是大学的教授，或是名校的校长，或是大医院的名医，或是城市建设和大型国企的管理者，更多的同学则遵循着母校的教诲，在各自的岗位上爱岗敬业，为铜陵的建设默默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