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就是一场穷途末路的孤旅

文/谭越森

有许多诗人，自称是安静的写诗者，极少看到他们针对社会现实写出什么或分享什么观点，他们在网络发着自己诗之余，还要晒着今天与某某“著名的”诗人在一起，吃喝玩乐，明天与某某作协主席在一起，玩乐吃喝；看样子都是大雅云集很厉害的样子，这些所谓安静的写诗者，写着思想贫乏之极的诗，玩弄着文字游戏，却生龙活虎地不放过每一次酒桌上、笔会上露脸的机会。

通常情况下，往往是那些写不出好诗的人，喜欢小众这个概念的，因为小众概念具有着十分神奇的作用，一方面可以掩盖他们写不出深刻的形而上，具有超越精神的诗歌，另一方面，他们也写不出直面现实的批判精神的白话诗，他们总是处于两失中。

当我们的诗人在玩词语，把词语磨成一颗颗大小相当的鹅卵石，并炫耀那一颗放的巧妙，很不朽时，我想诗歌已经死亡了，没有温度，奉诗之名，一只鸟已无法立于一行诗句，薄凉已取代细碎的体温。

说诗死亡了，这让我无法认同。在这个奇异的时代，题材在无限扩大而不是缩小，而诗歌的视域却在萎缩，乃至枯竭，这是自我放逐呢，还是因为软骨病或双腿跪的太久的缘故呢？

论纯文学与纯诗，纯诗主义者会认为诗就是如同纯净水一般，经过层层过滤的纯，即“纯”诗。纯文学主义者认为生殖器为不洁之物，务必自净才能算是正道，所以他们不待图书审查官们进行审查，已经自我阉割且相互阉割，以及攻击和欺侮那些未净自身的写作者，他们一边脱裤炫耀一边蔑视勇于坚持独立的写作者。

由此，“纯文学”等同于谎言文学一个涂脂抹粉的脸谱，一块奴性文人用来遮羞的布，他们会掂着一张过度自慰的脸说，“我们纯纯的，人畜无犯，作品会直达永恒”。

一个作家从来都是自我任命的。曹雪芹需要作协会员证吗？鲁迅需要作协会员证吗？王小波需要作协会员证吗？卡夫卡需要作协会员证吗？布罗茨基需要作协会员证吗？1964年1月18日，列宁格勒法院开庭审判布罗茨基，指控其罪名为“利用黄色诗歌和反苏作品毒害青年”，并指责他是个“没有做过任何对社会有益工作的懒汉和寄生虫”。布罗茨基答辩道：“我是个诗人和翻译家。”法官们听了哄堂大笑，问道：“你是作家协会会员吗？”那些人认为不是作家协会会员就不能算是作家。“是谁把你引入诗坛的？”他被追问。“没有谁。是谁把我引入人类的呢？”他这样回答。

一个男人不勇敢就别去搞写作，写作永远属于冒险者的游戏，奴性之材断然操控不了沸嚣的词语的。

一些诗人有一种选择性失明，但却对搞女人搞钱却十分精通，他们的口头禅常常是四个字：玩世不恭。在我看来，玩世不恭是一种时尚的奴性。

米兰昆德拉说，“抒情诗人一生都在自己脸上寻找男子汉的标志”。我写诗，我拒绝抒情，力求有感而发，发则必如标枪，如闪电，必让一部分人不舒服。

有人跟我讨论文学圈，边缘写作的话题。我回道，其实，只要是作家的话，他都会在文学圈子外，他的写作都是一种“边缘”写作，即去中心化。

现在机器人都可以写诗著文，我很是怀疑目前官刊上的诗歌和小说都是它们所为。

一个人只有在孤独时，才会灵魂附体。在深夜里的阅读，本身就是一场经历，可视为一个人在漫漫长夜里行走，永无尽头。这种身处困顿的感受，令人觉知黑暗之永恒，逆旅之况味；以有限身做无限想，尝试挣脱时间的审查和禁锢。

对我来说，写作，就是一场穷途末路的孤旅。

我写作主要目的就是让一部分人感到憎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