堵住的门与敞开的心:
杂文的现实锋芒
好的杂文像一把手术刀。李含辛这篇《堵门“咋不合适”?》下刀的位置很巧——从车间门口一辆横着的执法车切入,刀锋一路往上,剖开了地方治理的肌理,划开了一条从前端执法到后端监督的完整病灶。
真正有力度的,是作者那种层层推开、步步紧逼的论述节奏。先写“堵门”的物理事实:正门堵了、偏门也堵了,工人只能破墙运货。这不是执行公务,这是猫抓老鼠。接着切入法律层面:执法者便装、不亮证、无文书,被质疑时拿出来的不是执法证,而是“工作证”。这三步一走,“堵门”从一件小事变成了一个信号——在某些人的认知里,权力不需要程序背书,只需要一辆公家的车。最狠的一刀剖在了监督者身上:纪工委书记一句“咋不合适”,把整件事从“执法失范”升级成了“监督失守”。作者点得极准——当守门员也下场踢假球,球赛本身就失去了意义。
杂文的生命力,在于它扎根于真实的土壤。这篇文章处处扣着“事实”的命门,没有空对空的说教。执法车堵门十一天是事实,执法人员不亮证是事实,纪工委书记反问记者是事实,调查组介入也是事实。作者就是把这些事实排成一排,用“执法的本质是程序”这面镜子一照,不用多说什么,荒诞与是非自己就显了形。这种写法克制而有力,把故事讲清楚了,道理也就到了。
语言的锋利本色更是这篇文章的灵魂。“堵你门是为你好”“你敢要证我就敢治你”,几句对当事者心态的精准摹写,比一千字的心理学论文都管用。最后那句“比挪走一辆执法车更难的,是搬走人心里那堵横着的墙”,既是点题也是破题,把一根具体的执法事件,抬升到了法治信仰与权力心态的博弈层面。收笔收得准,也收得亮。
附录
堵门“咋不合适”?
杂文/李含辛
一辆执法车横在厂门口,把董师傅的厂子“堵”了十一天。这事儿,就发生在咱西咸新区。
这车横得很专业。横在正门口还不够,没几天又弄来一辆,把董师傅好不容易在围墙上掏出来的偏门也给堵了。工人破墙运货,他就堵你偏门;你开厂谋生,他就断你活路。翻译成人话就是:你配合也得配合,不配合也得配合,你敢跟我要执法证?那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执法”。
可这辆横着走的车里坐的,偏偏是一个最不该横着走的角色。
执法的本质是什么?是替法律代步,是用规则说话,是一板一眼地走程序,是不偏不倚地辨是非。执法者最能代表公信力的时刻,往往是站得最直的时候——该亮证亮证,该下文书下文书,该告知权利告知权利。结果上林街办的某些人反过来了:进厂查人家,便装,不亮证,口头一句“今天必须停”;被拒绝了,不开文书不走程序,直接甩出一辆执法车横在门口。是在执法还是在出气?更荒诞的是,面对记者追问,工作人员振振有词:“街道办没有文书,没有执法证,有工作证。”突然就让人明白了:人家不是程序走歪了,人家压根就没觉得需要程序——我有工作证,就是执法;我觉得该堵门,就堵门。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凭什么?凭我横。
最惨的还是那位纪工委书记。记者问“没证没文书堵门合不合适”,他来了句反问——“咋不合适?”四个字把纪工委的性质给炸没了。纪工委是干什么的?监督执法过程,纠正违纪行为。结果连书记都觉得“堵门没毛病”,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地方的行政执法监督彻底失守。当监督者和被监督者共享同一套错误认知,当守门员也下场踢假球,那这局球还怎么打?也难怪执法车能纹丝不动堵十一天。
为什么说这种“横”比堵门本身更可怕?因为它暴露了一个地方的法治生态。个别执法人员敢任性,不新鲜;新鲜的是整个单位都默认这种任性,都觉得“堵你门是为你好”“你敢要证我就敢治你”顺理成章。这就不只是某个人不懂法了,这是从上到下的规则意识被连根拔起,是组织层面的一种失明。在这种失明的氛围里,法律条文还在,可精神没了;监督机制还在,可活力没了。剩下的就是一辆辆横着走的车。
董师傅的遭遇不是孤例。这些年屡屡出现的“暴力执法”“逐利性执法”“钓鱼执法”,表面上各有各的说法,根子上都指向一个病灶:执法权一旦离开程序的轨道,就会变成个人意志的代步工具。而公权力一任性,最先吃亏的就是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普通人和小企业。他们面对的是一辆车、一群人、一个国家的名义,还让你无处说理——你来要证件,人家堵你门;你去讨说法,人家反问你“咋不合适”。要不是舆论这次来把门给推开了,这车还不知道要横多久。
车堵的是门,毁的是信任。营商环境说到底是一种预期:今天我在这个地方办厂,我敢不敢投入?敢不敢雇人?敢不敢跟执法者说一句“请您出示证件”?这些信任不是靠开几次会、喊几句口号能建立起来的,它靠的是每一次执法都干净、每一次检查都规范、每一次冲突都有地方讲理。可一辆横在厂门口十一天纹丝不动的执法车,足以把所有苦心经营的信任碾得粉碎。
当天的事当天办,该下的文书当天出,该亮的证件一亮到底,这才是执法。一堵十一天,无证无文书只靠“我觉得”,这不是执法,这是把公权力当成了私家院墙——想堵哪堵哪,想堵多久堵多久。
现在调查组成立了,姿态是摆出来了。但舆论真正关心的,不是谁来查,而是查完之后,那些做了糊涂决策的人能不能被真正问住;问他们为什么能把工作证当执法证、为什么能把执法车当砖头用、为什么能对程序正义毫无敬畏。更要追问的,是这个“咋不合适”的环境是怎么形成的——是培训没跟上?是考核出了问题?还是某些基层早已习惯用“土办法”代替法治,却从未被纠偏?
比挪走一辆执法车更难的,是搬走人心里那堵横着的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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