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路诗史

——读朱海燕先生诗集

作者 肖能

孔子论诗，提到诗歌的功能，说“诗可以兴、观、群、怨”，兴观群怨，概括了诗歌的四大功能。

兴，是引起人的兴致，触发人的感动，把人沉睡的心灵唤醒。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就是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感奋”二字，就是包括诗歌在内的一切文艺作品的“兴”的核心能力。

观，是说诗有认识能力，从诗里看到社会的一般状况，诗歌是了解时代的一个窗口。有个历史学者说过，他每研究历史的一个段落，就找来这段中文人的诗集，借助于诗，体验当时社会的整体氛围、精神风貌。甚至还有哲人认为，诗能反映出世界的本质。例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所谓‘带普遍性的事’，指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某一类人可能会说的话或会做的事。”即，诗的表现范围比单纯叙述实然的历史要大，诗能涉及超越实然的可然且必然的世界。由此引申，从诗里还可以观察人性和世界的本质。

群，是说诗可以令人与人彼此接近而相合。真正的诗，是心声真切而自然的流露，作者和读者，借助于诗，实现了心声的理解和情感的共鸣，当然超越了人为的隔阂而使彼此有了更多的认同，无疑促进了群体的融合。

怨，是说诗能够很好地抒发愁苦哀怨的感受。不能把“诗可以怨”简单理解成诗歌可以用来发牢骚、泄情绪，诚然，怨有牢骚、情绪之意，但不止于此，它指的是人在复杂的社会生态中所产生的穷苦悲哀之类的感受。诸如此类的感受，是人性的必然，也是人性的自然，不能不发生。儒家论诗，一向主张温柔敦厚、怨而不怒，是利用文艺的形式重新塑造这必然而自然的哀苦悲痛，使之归于中正平和。

现在我读朱海燕先生这部元气淋漓且丰满厚实的诗集，油然想到了兴观群怨，因为它让人兴，使人观，致人群，令人怨。在所兴、所观、所群、所怨中，感受到了其强烈的史诗性。

                           

一

朱海燕先生是名记者，曾获得中国新闻界的最高荣誉——范长江奖。朱先生能获奖，可谓实至名归。如果把铁道也比喻为一道战线，那么朱海燕先生一身二任，既是曾经的铁道兵战士，也是战地记者，几十年来，他转战于崇山峻岭、雪域高原、大漠戈壁，亲历了一条条铁轨的铺就——这些铺就的铁轨筑出了贯通华夏东西南北的交通大动脉，令华夏大地气血流通、活力四射，他是中国铁道事业日新月异的大发展的亲历者、见证者。

杜甫有诗“凌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渲染当时大画家曹霸的丹青艺术。中国的铁道事业本就壮丽非凡，中国的铁道英雄本就可歌可泣，朱海燕先生还是用他的笔书写了中国铁道事业和铁道英雄的不可磨灭的成就、壮举，更开生面。朱海燕先生为铁路写的诗多了，而这部诗集意义尤其特殊，这是作者深入采访青藏铁路全线的情感印记。青藏铁路，是新世纪中国修建的最为宏伟的大工程，这条铁路把西宁和拉萨贯通起来，号称天路。

所以，这部诗集让人慨然起兴。《世说新语》记东晋名士荀羡登京口北固山望海，感叹：“虽未睹三山，便自使人有凌云意。”荀羡说，尽管没有看见蓬莱、方丈、瀛洲这三座传说中的海上仙山，但登高远眺，还是兴起了超然世外、凌于云霄的意味。优美的风景，仿佛有一种匪夷所思的力量，把人从世俗中拉伸出来，予人以莫可言喻的感动。读朱海燕先生的诗，似有荀羡之感——虽未历青藏天路，便自使人神往无限。

仅仅是看到唐古拉山、昆仑山、日月山、阿尔顿曲克草原、沱沱河、格尔木河、通天河、青海湖、可可西里等等这些个名字，都不禁要掩卷而起，遥望云天，浮想联翩，心驰神往；更何况朱海燕先生饱含激情地为我们描叙了整条天路的壮美。

他对昆仑一往情深，《告别昆仑》中说“昆仑，没有你，我就没有了人生的意义”；《高原八日》题记里说他自己“常常梦回昆仑”，还说“我将晚年，交给昆仑”。所以他被我们展示了昆仑的所有：

他写了昆仑的云，“天与地的悬殊已经结束\昆仑云，踩着白雪，踏着大地，毫不隐秘地扑向我”；写了昆仑的草,“它的高度，赠予天下森林的凝望\带着白云的信任，扎进昆仑的额头\莫说草木是一个固定的词组\在昆仑，有草无木，木没有生的位置\草是一个独立的家族”；昆仑的水，“用攀援五岳之和的力气\我走到不冻泉\一路走来，有点渴，也有点累\恰好，一股活水从昆仑山涌出\带着仙味神韵，暖暖的\温情，招待我这个远方的客人”。

在他的笔下，在他的感触中，昆仑是阅尽人间沧桑的、拥有深邃智慧的老人。“同时，告诉那位花白胡须的昆仑\我们，爱已经学会，痛苦已经认清”。甚至，昆仑就是神。“其实，你是上帝\你就是神\你是万神之主\哪位神仙\不是你身上的一块石头\千千万万个神\垒起伟岸的昆仑”。

昆仑有头颅，“他在昆仑山口拓出道路\脚步丈量昆仑的头颅”;昆仑有额头，“列车飞在昆仑的额头\它的头颅不大，12步直径\留着慕生忠清晰的脚印\一个小脑袋，怎么享受万山之祖的荣光”；昆仑有眼睛，“昆仑的眼睛，未见过春天的翅膀”；昆仑有肩膀，“远方，他并没有独处，肩膀抵着昆仑的肩膀”；昆仑有胸膛，可以怀抱，“我的花园，在昆仑的怀抱”。面对如此深情款款的句子，对于昆仑、对于天路，谁又不是怦然心动，“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呢!

二

这部诗集，亦有可“观”之处。

青藏高原是世界的屋脊，在世界的屋脊上修建天路，不知道要克服多少无论事前怎么殚精竭虑地周密规划都会有从超出预料且蕴含巨大风险的艰难困苦，所以天路的筑成，灌注了筑路人的顽强意志和开辟精神。

作者擅长选择当地中典型性的风物来隐喻、象征筑路人的豪情。如《荒原中有颗杨树》，“在世界荒凉的肩膀挺拔着一棵白杨\万古荒原是它的背景”，“修路人，把孤独兀立的白杨视为贵宾”，“说它是站立的诗，不够精准\是修路人精神的落地生根”。在无尽的荒原上傲然挺立的胡杨，简直是筑路勇士最好的写照。《芦苇的塑形》，“芦苇，以坚韧的勇敢，站在第一排为盐湖划线\唱出植物的呼吸与自然的真理”，“如今，天路从这里通过\它像一支受命护路的士兵\沿着路基，举起一面面春天的叶子\送列车进了格尔木的大门”，“风与冷，无情地扑向芦苇\本身是一种无尽的赞美\时时用残酷为自己塑形\才能在命的高压下坚挺”。

当年筑路人用的柳筐、铁镐等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工具，也是他们精神的印记。《读昌耀<去格尔木之路>》，“那是没有遮阴的土地\在齁咸的察尔汗盐湖\我八年的青春流进齁咸的卤水\一只只柳筐，装满盐岩和汗水\长高的路基，砸实我经历的价值\先生，你笔下描绘的叶子里\存藏着我的青春”。《格尔木》，“劈路的铁镐从这里出发\雄赳赳的道路，北到柳园、东到香日德西到拉萨\一条天路，成为东方的传奇\千年不醒的历史，写下一笔夺目的记录”。

坚韧的精神的底色是沉毅，不过其另一种表现形式是乐观，而乐观又在于面对恶劣的环境时有足够的诙谐和风趣。《格尔木的那场大风》描写了1979年的一场惊悚的、狂暴的大风，大到“昆仑山说，这里千年未刮过这样的大风”，大到“想扭断格尔木明珠般的头颅”，但英勇的战士们严防死守，岿然不动，“第二天，一身沙尘的团长向师长报告\昨晚的大风，铁路上没刮走一根道钉\工地上没丢失一个士兵\因为猛吃一顿黄沙\每个士兵增加三两体重\师长大笑：敢吃黄沙，才能打败风沙”。

何为英雄？何为英雄的本色？作者给予的，不是理性的定义，而是活灵活现的、契合本质的叙述。

在朱海燕先生的笔下，我们看到了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名字——慕生忠。慕生忠是开国少将，就是他当年置条件的艰难于不顾，带领一、两千人，从格尔木开始，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荒无人烟的高原上，硬生生地修建了一条前无古人的公路，成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坐汽车进拉萨的人，所以将军又被称为青藏公路之父，同时也是青藏铁路的开拓者。像这样的传奇人物，可写之处太多了，诗人抓住了将军的风神，把将军的壮志豪情、坚忍不拔、举重若轻、体贴入微写得诗意盎然。《寻路》：“慕生忠用柳棍戳戳大地：这里就是格尔木\到家了!我们要做格尔木的第一代主人。”《传奇人生》：“他的柳枝拐杖，向大地猛然一戳\一入土，咕嘟一声，向长空吐出浓浓春色\他是青藏高原劈山修路的大斧。”通过慕生忠将军的人格形象，使人观照到以其为典型的无数个英雄的真正本色。 

 

三

诗歌创作源于诗人自发的、不可遏止的情感冲动，因而带有鲜明的、强烈的个人色彩，但诗本身也有社会性，不过这种社会性不是先验的规定，而是诗人特殊的感受和体验经有广泛的、自由的共鸣而得以明证其自身的普遍性。因此，诗歌天然就有合群的功能。更进一步，群的摶聚、和谐，亦可成为诗歌的表现对象，这是诗可以群的深化。朱海燕先生诗所涉及的“群”，有铁道兵、高原建设者、民族同胞乃至天地自然，在其笔下，构建了一个跨越时空的精神共同体。

他写了铁道兵战友，这是诗集中分外动人的部分。诗人作为铁道兵一员，与战友们扎根高原，同吃同住，同苦同乐，诗歌也成为彼此切磋砥砺的精神纽带。

《我的七连》《十六连》中，诗人以深情笔触，书写连队这个最小群体的坚守，平凡的连队，成为群体精神的载体；《荒原帖之一》中，女军医张淑敏的出现，让三年破天荒见到女神的战士们放声歌唱，观照雄赳赳的军营中的温情共鸣。

战友是生死相依的共同体。《关角隧道的前世今生》中，127人被困，“节省体力，少耗氧气，才是生存之本”，绝境中的团结，诠释群体的力量；《一群雕像》中，55位牺牲的战友“站成一道巍峨的山岭”，为有牺牲多壮志，群体的牺牲，成为了镌刻着铁道兵“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壮志的丰碑。

朱海燕先生的诗歌突破了战友圈层，扩展为囊括高原拓荒者、天路建设者在内的精神群体，从将军到士兵，从医生到科研人员，从铁道兵到现代筑路工人，构成了跨越半个世纪的建设者共同体。

《周幼吾》《施雅风的第一次》《张鲁新》中，科研人员“新婚季节，把玫瑰的生活藏进记忆”，扎根风火山、攻克冻土难题，成为建设者群体的智慧支撑；《高原人的保护神》中，医生“骑一匹枣红马，把雪山草原的高度纳入脚下”，守护建设者的生命，成为群体的健康保障。这个群体，有将军、有士兵，有科学家、有普通工人，身份不同，但使命相同，共同筑路高原，共同许身国家。

青藏高原是多民族聚居之地，朱海燕先生诗歌之“群”，还上升为民族交融、家国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以诗沟通民族情感，促进和谐共生，彰显“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家国情怀。 

《日月山》中，文成公主“把大汉的文明与唐诗种在天上”，书写了历史上汉藏交融的佳话；《拉萨河大桥》中，桥梁设计融入珠峰、雪莲、哈达等藏族文化元素，“摸住西藏的心肝脾胃\向世界举起一个民族的文明”，实现文化的尊重与融合。诗人笔下，天路是民族交融的纽带，《天路梦圆》中，“西藏庄严地推开腾飞的时代大门”，天路让西藏与内地紧密相连，让汉藏同胞成为命运共同体；《琴鹅河》中，本为“西子湖的女儿”的拉琴女兵与黑天鹅的诗意场景，象征汉藏文化的和谐共生。

更可贵的是，朱海燕先生的视野还融合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天路可不仅仅是人力伟大的明证，还是人力慈爱、谦卑的结果。这个慈爱与谦卑，是人对自然的尊重、爱护，是人对人与自然的融合的自觉认同。《南山口上马》，“这次归来\开来现代化的机器\东风，输送的氧气十分充足\揣来医治冻土的1200万个秘方\和藏羚羊、野驴们签订的友好协议”,开来现代化的机器可不是肆无忌惮的征服，而是与藏羚羊们签订友好协议。《请过路，亲爱的藏羚羊》中，“天人合一,我们生活于同一个命运共同体”，建设者保护藏羚羊，尊重高原生态，扩大了对命运内涵的理解，天和人的合而为一，才是人类的命运。

总之，诗人以诗为媒，超越了身份、民族、地域、物类的界限，把五湖四海的战友、建设者以及汉和藏、人与自然生灵一道融成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共同体，实现传统诗学的旨归——用诗歌来凝聚朋辈情怀，熔铸民族和谐。

四

朱海燕先生的这部诗集中有没有“怨”呢？也有的。

因为对青藏高原这片华夏民族的天域的赤诚热爱，回顾历史，朱海燕先生对一百多年前闯入这里的西方所谓“探险者”嗤之以鼻，愤懑地予以指斥。《青藏高原的探险者》：“蓝眼睛拍下这里的山水\也放大他们的野心\一群外国人，以探险之名走入剧本\在青藏高原的皱褶里\费尽心机敲响岩石的心肺眼睛的巨网，捞尽藏着日月的地方\每个梦都是阴谋的卧室。”朱海燕先生“不否认探险者的英勇”，但更看到的是这类人膨胀的野心，看到的是其贪婪的本性，“探险，说穿了就是偷窃”，“他们把野心种在这里”,“偷走青藏最具特色的文物\叠加一本书的文字\占据世界探险家的位置”。

历史总是有意无意地遗漏了许多本不该遗漏的东西，这对诗人而言，是一种痛惜和哀怨。《韩滩》中，19岁的战士小韩在捡牛粪为大家取暖时牺牲，“至今，文字组成的历史，没有打捞出他的全名”，怨叹历史对无名英雄的遗忘。《生命的扳道工》中，一位来自河北沧州的无名班长牺牲，“他不是烈士，不是英雄\诗歌与花圈没有为他送行\死的重量，不是鸿毛，不是泰山”，平凡人的平凡牺牲，令诗人浩叹。必须要指出，这种类型的“怨”，乃哀怜，而非怒斥，所以“哀而不伤，怨而不怒”。作者是以深情的笔触书写牺牲，以诗为平凡人立传，让无名者豁然有名，让遗忘者永被铭记。

任何对象性的情感其实都包含着自身的情感体验，以自身的情感体验为基础。当作者把同情的目光投向那些无名者，无意中也代入了哀怜自己命运的视角。

作者把青春留在了高原、戈壁，有如影随形、挥之难去的苦、累、痛、憾、惆怅、迷惘等，这些感受交织起来，成了个人对青春命运的真切动人的“怨”，但既不颓废，也不偏激。

《高原第一夜》中，“去哪里寻一点安慰，陌生里找不到一丝亲情\荒原没给一粒安眠片\泪水踏着时间，一秒一分等待黎明”，在高原第一夜估计地饱尝高反之苦，此时何尝没有怨意呢？但诗人意识到，这是从新兵到老兵转变的必要煎熬，是打开高原之门的通行证，不经此砺炼，难成高原人。高反无休无止之苦没有引导诗人走向无休无止的怨，而是经理性得以升华，感性和理性的矛盾获得了一种平衡。

所以这种个人之怨，实为青春的真实告白，是生命的真诚反思。诗人并不抱怨命运，而是将个人的懊悔升华为青春无悔。《不再懊悔》和《日月山的东面和西面》都书写了情感的转变，先是“懊悔没向月中的嫦娥敬礼\没向万神之所的玉虚峰敬礼\愧对决定命运的元始天尊”,但“日月山西的岗位上，我拧干自己\升起一丝后悔，后来\更多的不后悔，在我额头上闪着亮光”。个人之怨在生命的历程中转化为对高原的炽爱以及对青春的无悔。

诗人的命运之怨，是个体与时代的和解：时代自有局限，青春留有遗憾，但奉献是伟大的，牺牲是崇高的。这种温和的反思，使诗洋溢着人性的温暖，令“怨”的批判和暴露精神，落于积极的生命态度上，绝不沉溺于抱怨，而是以坚执和热爱的态度砥砺前行。

朱海燕的诗歌在“兴、观、群、怨”的诗学框架下，呈现出鲜明的史诗性特质。其诗以“兴”为情感基调，通过昆仑山、沱沱河、青海湖等雄浑的意象群，兴起深沉的雪域情怀；以“观”为历史视角，真实记录了茫茫戈壁、莽莽高原上无数战士的生命轨迹，保存了有档案意义的时代记忆；以“群”为精神纽带，写修路人的多重身份交织起来的关系凝聚为跨越个体的集体精神共同体；以“怨”为思想锋刃，把包括自己在内的无数留下青春、热血甚至生命于高原的前行者的苦辛，升华为对民族命运的关切。

这种四维交融的书写，使其诗歌既有个人抒情的温度，又承载了集体记忆的厚重，可以说建构起一种立足于微观的宏大史诗，通过一条天路的修建背后无数个体的生命历程和情感体验来勾勒时代的轨迹，用诗镌刻一段民族波澜壮阔的奋斗史和精神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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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 李汪源

校对 张    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