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清”运动是全国性的一次政治运动，从1964年开始至1966年基本结束，历时3年。1964年叫“小四清”，1965年叫“初步四清”,1966年“大四清”。所谓“四清”，就是“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主要清查对象是干部，包括最基层的大队、生产队干部。

我在本篇所插叙的“四清”运动，是指1966年的“大四清”，是省委组织的外县干部参加的庞大工作团，到另一个县去工作。

通海口区是1966年3月开展的，由钟祥县和天门县干部混合组成“通海口区四清工作分团”（县设总团）。分团团长是钟祥县委书记戴诗义，副团长是天门的一位县委副书记。还有一位副团长兼区机关工作队长薛鲁，北方人，是抗日时期老干部，据说是某县县委书记调到沙市某单位任党委书记，当时有50岁开外，是个很有水平的知识分子干部，区机关主要是由他带的一班人来开展。

这次“大四清”来势凶猛，庞大的工作团直接进驻各公社、大队。驻公社的叫工作队，队长、副队长都是钟祥、天门各区的区委书记、副书记、副区长这一级的干部。驻大队的叫工作组，正、副组长也是这两县公社党委书记、副书记、社长、副社长这一级的干部。总之，各级工作队的领导都要比当地干部高一级，县里总团团长是地委书记。区直属财贸文卫、工厂等单位也进驻了工作队。

当时分团团部和机关工作队大部分驻在区机关，区机关干部几个人挤一间房，把房子腾出来给工作队住。工作队进驻后的一两天，除开了一个机关干部大会，说了来意之后，什么动静也没有，只是觉得这些工作队员脸上都扳着一副严肃的面孔，没有丝毫笑意，即便是走着碰了面，也不过是皮笑肉不笑点点头而已。还看到他们经常找些区里的一般干部到他们房间去谈话。

我区的领导和工作人员照常工作。一天傍晚，几个工作队领导在区机关大院（说是机关大院，其实没有围墙，是区干部平时用自己的劳动栽的一圈“窝竹”，几年来长得十分茂盛，形成了一道自然的“绿色围墙”，极为壮观）逛了一圈，看见区门前一条小河是灌溉渠道，上面有一座石桥，桥边分别有一座石狮子和一座石象，大路两旁栽了很多松、柏、杨、柳等树木，每排平房前种了许多花草，平房后面是一片果园，是种着100多株桃树的小桃园。这都是区干部们利用休息时间，用汗水换来的劳动成果。可是，工作队怎么评价呢？

他们说：“小桥流水，青狮白象，松柏杨柳，茂林修竹，奇花异草，世外桃园，住在这个地方，不出修正主义才怪哩”。好一个颠倒黑白的奇谈怪论，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第三天，区机关开大会，宣布运动开始。区委区政府的工作，由工作队接管（各公社、各大队都是如此），区里领导干部和各职能部门干部，按照中央关于“四清”运动要求进行思考、检查，并写出书面检查材料。

这一下子，就把区、公社、大队各级领导班子整个“泡在水里”了，各级班子由各级工作队（组）代替了。工作队强调说，运动期间，你们的任务，就是考虑“四清”“四不清”的问题，工作问题及下面生产问题都由我们工作队来抓，我们都是搞农村基层工作的，都是“内行”。

书面检查后，紧接着是大会检讨。参与大会人员都是工作队培养的区直属单位和各公社的“积极分子”。从区委书记、区长起一个个挨着检查，可是检查了几天，一个人也未能“过关”，工作队认为都不深刻，都未认识上去。

后来就大会揭小会批，大会套小会，并且开始用“大字报”的形式揭发批判，机关食堂和机关会议室，用铁丝拉成几条线，上面挂着大大小小用毛笔写的“大字报”。其内容五花八门，有区领导工作上的缺点、错误、工作作风、生活上的特殊化，家庭出身、社会关系、经济上的四不清，两性关系，以至于把个人生活习惯、个人爱好都上纲上线、上挂下连等无所不包。

我出身成份、个人历史、社会关系、工作作风、生活作风都过得硬，经得起查。但是有一条把我上挂下连挂上去了，就是“意识形态”问题，因我是从小在私塾读古书出来的人，喜爱古书、古诗词、古典文学成癖，在繁忙的农村工作中，仍然常带书在身边，和干部群众闲聊时，也喜欢讲这类东西，有时对青年干部也常常鼓励他们多读点古典文学，以提高人的文化素养。甚至在开会讲话或开大会作报告时，讲到兴起时，也常常旁征博引地插进报告中去以丰富报告内容，提高讲话质量，未曾想到的是良好的学习习惯在“四清”运动中遇到了麻烦。

此时全国正在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 “三家村”的代表作《燕山夜话》我读过，也讲过。工作队抓不到我别的“辫子”，这下子算是抓准了，叶某就是通海口“三家村”黑帮份子。这是最大的“政治四不清”，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于是关于这方面的大字报纷纷而来，贴满了食堂饭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