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受命于危难之际:重建被敌人破坏的山东省省委及各级党组织——《黎玉评传》系列之三
李千树
引子：齐鲁暗夜，期盼黎明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叶的山东，正处在革命史上最为惨淡的时期。自1929年至1933年，中共山东省委机关连续遭受十余次毁灭性破坏，省、市、县各级党组织几乎荡然无存。一批又一批共产党人倒在韩复榘的屠刀之下，血染济南街头。据不完全统计，仅1933年一年，就有三百余名党员被捕入狱，省委与党中央的联系彻底中断。
“那时的山东，就像一艘失去了航向的船。”黎玉晚年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而正是这位从冀南走来的革命者，以非凡的胆识与坚韧，承担起了在废墟上重建山东党组织的千钧重任。本文作为《黎玉评传》之三，将详细还原1936年至1937年间，黎玉在腥风血雨中重建山东省委、恢复全省党组织的峥嵘岁月。
一、千里寻党：赵健民的执着与黎玉的相遇
(一）山东党组织遭受的毁灭性破坏
要理解黎玉受命的重大意义，必须先了解此前山东党组织的惨状。
1933年2月，省委书记任作民被捕；同年7月，新任省委书记张恩堂再次被捕；至1934年底，全省幸存的党员不足五百人，且多以零散状态潜伏于各地，相互之间失去联系。青岛、济南、胶东、鲁南等地的党组织或被连根拔起，或被迫停止活动。更为严峻的是，由于叛徒出卖，国民党特务对党组织的渗透无所不在，每一次重建都伴随着新的破坏。
曾任济南市委书记的赵健民后来回忆：“那时我们就像在黑暗中摸索，知道中央一定存在，却怎么也联系不上。同志们心急如焚，却也无可奈何。”
(二）徐庄的那辆自行车
转机出现在1935年的深秋。
时任济南乡师党支部书记的赵健民，在多方打探后得知：鲁西濮县一带活跃着一支共产党领导的群众组织“穷人会”，且与中共河北省委有联系。这一消息令他欣喜若狂。1935年12月，赵健民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沿黄河大堤顶风冒雪，行程四百余里，来到了位于鲁豫两省交界的濮县徐庄村。
在这里，他见到了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代表、直南特委书记的黎玉。
关于这次历史性的会面，当事人的回忆录中有详实记载。赵健民向黎玉详细汇报了自1933年以来山东党组织遭受破坏的经过，以及幸存党员们独立坚持斗争的情况。他特别说明：山东尚有党员五百余人，各地也保留了一些基层组织，大家盼望着与上级党恢复联系，如“大旱之望云霓”。
黎玉听完汇报后，沉思良久。他让赵健民将情况写成文字报告，由他转交北方局。临别时，两人商定了一个暗语——“老掌柜”，用以代指上级党组织。
三个月后，赵健民收到了来自濮县的密信：“老掌柜已到濮县，请速来洽谈生意。”1936年3月，他再次骑车来到徐庄，得知北方局已决定派黎玉前往山东，全面负责党组织的恢复与重建工作。
二、四里山下的“五一”会议
(一）潜入济南，秘密接头
1936年4月下旬，黎玉从河北磁县出发，骑着那辆自行车，经成安、清丰、大名进入山东。多年后，他的儿子黎小弟回忆父亲这段经历时提到：黎玉当时“单枪匹马来到济南，连一个警卫员都没有带”。
进入济南后，黎玉按照预先约定的方式，首先找到了济南乡师附小教员姚仲明。姚仲明将他安顿在乡师附小暂住。随后，通过姚仲明联系上了赵健民。
“那时我和黎玉同志接上头后，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赵健民回忆道，“三年来，我们像没娘的孩子，现在终于又找到组织了。”
为了确保安全，黎玉决定将会址选在一个极其隐蔽的地方。
(二）坟地里的省委重建会议
1936年5月1日，济南四里山（今英雄山）北麓的一片墓地。这里安葬着山东教育界耆宿王鸿一，占地五十余亩，柏木森森，人迹罕至。
黎玉、赵健民、林浩三人先后到达。他们选择了一处坟包背后的隐蔽位置，席地而坐。没有党旗，没有桌凳，没有任何仪式性的东西，只有三个人和三颗滚烫的心。
黎玉主持会议。他首先传达了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宣布：经北方局批准，正式恢复中共山东省委。因斗争需要，对外称“山东省工委”。黎玉任书记，赵健民任组织部长兼济南市委书记，林浩任宣传部长。
会议还确定了新省委的几项核心任务：第一，坚决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第二，积极、谨慎地恢复与党失掉联系的各级组织和党员的关系；第三，大力发展新党员，壮大党的力量；第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组织各种救国会。
这次在坟地里召开的会议，被后人称为“山东党史上的遵义会议”——它标志着与中央失联近三年的山东党组织，终于重回党中央的领导之下。
三、机关驻地与白区斗争艺术
(一）“越危险越安全”的隐蔽策略
省委重建后，机关的驻地问题成了头等大事。黎玉深谙地下斗争规律，他采取了一个看似冒险实则高明的策略： “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 。
省委机关先后几易其址，每一次迁移都体现了黎玉对白区斗争环境的精准把握。
最初，黎玉住在济南乡师附小，与姚仲明同住。不久后迁至北园沃家庄，与赵健民同住。随后，他们在上新街甲三号（今上新街82号）找到了一处四合院。这所房子的房主是赵祝三，租给了爱国民主人士张金铎的母亲居住。院落地处幽巷，不易引人注意，成为省委机关的秘密办公地。
最令人称奇的是黎玉后来的住处——曹家巷11号。这里是武中奇家的宅院，而武家的大杂院里，竟然住着济南警察厅的厅长！“父亲认定，越危险的地方也越安全，便在此居住了一段时间。”黎小弟这样回忆。
白天，黎玉有时化装成黄包车夫，拉着车在济南街头穿行，借以传递情报、联络同志。他的车夫形象如此逼真，“肩头搭着泛黄的洗出毛边的汗巾子，短衫长裤，裤子挽到小腿，青筋依稀可见”。到了夜晚，他才恢复省委书记的身份，在昏黄的油灯下部署工作。
(二）武氏三兄弟与省委联络网
在曹家巷居住期间，黎玉与武中奇、武迹沧、吴思平（武中岱）三兄弟结识。这三兄弟虽出身平民，却个个行侠好义。黎玉经过考察，将他们发展为秘密党员。从此，武家成了省委最可靠的联络站之一。
“如果山东省委开会，武家老小就轮流放哨，提防国民党和日本特务的破坏。”武中奇后来回忆说，“为了保障省委领导的安全，我两年多从没脱过衣服睡觉。”
为了便于掩护，黎玉还建议武秀生夫妇开了一个小榨油铺。油铺里人来人往，正好为来往的联络员提供了天然的掩护。这种“以商养谍”的做法，是当时白区工作的经典手段。
省委还配备了孙洪、徐宾两名专职交通员，搞到了一架油印机，印刷了一份名为《齐鲁文化》的秘密刊物——封面伪装成文化刊物，内容却是党的指示和抗日宣传材料。
四、“从五百到两千”：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
(一）灵活有效的工作方针
省委重建后，摆在黎玉面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尽快恢复全省各地的党组织。但这项工作谈何容易？三年多的隔绝，使许多党员失去了联系；叛徒的出卖，又让所有人如履薄冰。
黎玉制定了三条工作原则：
第一，动员学校的党员利用假期回家，寻找老关系。济南乡师支部中有许多来自各县的学生，黎玉逐一找他们谈话，布置任务。王文轩、朱春和回寿光，白学光回博兴，以组织抗日救国会为名，发现和联系失散党员。
第二，就现有关系建立特委、工委、县委。一旦某个地区找到了党员，就立即派人去组建领导机构。
第三，对恢复组织关系采取审慎但不僵化的态度。凡失掉关系的党员，查明原因、历史清楚者，即可恢复党籍。过去是青年团员的，如果本人要求，可介绍入党，手续从简，以利工作开展。
这些措施，既保证了组织的纯洁性，又避免了繁琐的审查程序延误工作。
(二）一年多的时间，从五百到两千
从1936年5月到1937年7月，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山东党组织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鲁西北，黎玉将冀鲁豫边区特委巡视员刘宴春调任鲁西北特委书记，徐运北任组织部长，申云浦任宣传部长。这一地区贫雇农党员居多，“穷人会”等群众组织基础扎实。
在鲁东，派鹿省三担任工委书记，建立了寿光、潍县、昌邑等县委。寿光县委书记陈少卿，组织部长陈梅五，宣传部长陈耀三，骨干力量大多来自济南乡师的学生党员。
在淄博矿区，派张天民去开展工作。张天民化装成煤炭工人，下井与矿工一起挖煤、一起生活，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建立了洪山支部。1937年后又成立了淄博矿区特支。
在莱芜，县委曾因叛徒刘北戈的出卖而遭到破坏。黎玉将原县委书记刘盛玉调出，另派秦云川接任，同时将刘北戈认识的党员全部隐蔽起来。此后莱芜党再未遭到破坏。
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山东省党员人数已从恢复前的五百余人发展到两千余人，各地的特委、工委、县委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
五、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一）“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
省委重建后，黎玉敏锐地意识到：随着日军步步紧逼，华北局势日益危急。党的中心工作必须从单纯的组织恢复，转向发动群众抗日。
1936年6月，黎玉亲自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反对华北五省“自治”宣言》，以省工委名义发表。这是山东党组织在失去联系三年后，第一次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
在组织建设上，省委大力推动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学生救国会、小学教师救国会、工人救国会、农民救国会、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得越多越好”，黎玉在省委会议上这样强调。
他的逻辑很简单：一旦抗战全面爆发，这些救国会就是武装起义的骨干力量。
1937年5月，黎玉奉命赴延安参加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代表会议）。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对黎玉说：“山东是有基础的，当前一定要搞好统战工作，为今后的发展创造条件。”
黎玉向中央请求：一旦山东沦陷，我们需要军事干部来领导武装起义。中央答应了。
(二）“七七事变”后的紧急部署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中旬，黎玉从延安赶回济南，立即召开省委紧急会议。
会议决定：第一，将省工委正式改称中共山东省委；第二，将全省划分为东西南北中十个区域，每个区域都要发动武装起义；第三，山东省委直接领导徂徕山起义。
为了充实军事领导力量，黎玉通过北方局向延安求援。很快，中央派来了洪涛、廖容标、韩明柱、赵杰等八名红军干部。与此同时，黎玉通过统战工作，迫使韩复榘释放了关押在监狱中的四百余名共产党员，其中包括赵健民等人。这批干部出狱后，立刻成为各地武装起义的骨干。
起义的时机被精准地选定在：国民党军队开始撤退或已溃散，而日军尚未到达或立足未稳之际。这一“时间窗口”的把握，展现了黎玉作为战略家的远见。
六、从地下到武装：历史性的跨越
1937年10月，山东省委机关迁往泰安。黎玉结束了在济南一年半的秘密工作生涯，转入公开的武装斗争阶段。
这一年半，他完成了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组织上，将一个支离破碎、与中央失联三年的党组织，重建为拥有两千余名党员、覆盖全省绝大部分地区的坚强领导核心；
在政治上，使山东党组织重新纳入中央的领导轨道，结束了“左”倾路线的影响；
在军事上，为即将到来的武装起义准备了干部、群众基础和起义方案。
1938年1月1日，徂徕山起义爆发。黎玉以省委书记兼起义部队政委的身份，站在了抗日武装斗争的第一线。那面绣着“游击”二字的大旗，正是由武中奇在起义前夕赶制出来的。
从地下到地上，从秘密到公开，从组织恢复到武装斗争——黎玉以他的坚韧、智慧和胆略，带领山东党组织完成了这一历史性的跨越。
七、小结：危难之际的真担当
“受命于危难之际”，这七个字用在黎玉身上，恰如其分。
1936年的山东，不是一张白纸，而是一片废墟。在这片废墟上重建党组织，需要的不仅是组织能力，更是政治智慧和心理定力。黎玉做到了三点：
一是寻路有方。他精准把握了白区斗争的特点，“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被贯彻得恰到好处。
二是用人得当。赵健民、林浩、刘宴春、鹿省三、张天民……每一个人都被放在了最合适的位置上。
三是谋划有远见。他没有满足于组织恢复，而是将眼光投向了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战。省委重建之日，就是他谋划武装起义之时。
历史已经证明：没有1936年省委的成功重建，就没有1938年的徂徕山起义；没有莱芜、博山、寿光、胶东各地党组织的恢复，就没有后来遍布全省的全国最大抗日根据地。
黎玉晚年曾写下这样一段话：“一个国家最大的患难就是遭受外国的侵略，它必然激起人民的反抗。山东的人民和党组织，就是在重重困难、压迫和摧残中坚持战斗，最后终于打倒了敌人。”
这段话，正是他自己那段峥嵘岁月的最好注脚。
（未完待续，敬请关注系列之四：《徂徕烽火——黎玉与山东抗日武装起义》）
主要参考文献：
1.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深切怀念黎玉同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
2. 黎玉：《回忆山东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收入上书）
3. 赵健民：《山东党组织与北方局恢复关系前后》（收入上书）
4. 徐向前、段君毅、王从吾、赵健民：《鞠躬尽瘁六十年——为纪念黎玉同志而作》（收入上书）
5. 黎小弟、罗东进主编：《黎玉画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6. 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黎玉同志在山东》
2026年6月3日晚于济南善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