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出身与初生
——《黎玉评传》系列之一
李千树
在山东抗战史上，黎玉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这位全面抗战爆发前临危受命、只身潜入山东恢复省委的“孤勇者”，后来成为齐鲁大地抗日烽火的主要点燃者之一。然而，一切伟大事业的起点，往往藏匿于传主最初的生命密码之中。1906年5月12日（农历四月十九日），黎玉出生于山西省崞县陈赵野庄（今原平市大牛店镇东野庄村）一户农家，本名李兴唐，字子岳，乳名玉人。日后他投身革命，取李姓之谐音“黎”与乳名之“玉”字，化名“黎玉”，而“兴唐”这个旧名，恰如其分地隐喻了他一生救亡图存的志业。
一、祖辈基业：并非赤贫的农家底色
黎玉的出身，需要置于晋北乡村社会的阶级图谱中精确锚定。其祖父李毓秀，是一个颇善经营的庄户人，家中有七八十亩土地，这在黄土高原沟壑纵横的崞县，已属殷实。李毓秀每日带着家人起早贪黑，还雇了一名本家兄弟做长工，农忙时耕作，冬闲时便赶上牲口，到六七十里外的轩岗驮煤炭，再驮至原平镇贩卖。这种“农工兼顾”的家庭经济模式，使李家虽非钟鸣鼎食，却也吃穿不愁，在乡间颇有体面。
黎玉的父亲李祺，早年曾远赴绥远（今内蒙古中部）的粮店做店员，后因故回乡，在镇上杂货店当伙计，经营布匹、棉花等杂货，农忙时回家帮工。后来分家，李祺分得三十多亩地。李家还有几分“耕读传家”的期盼——父亲李祺虽常年在外做工，却深知读书识字之重要，不惜借钱供儿子入塾。祖母信佛，治家极严，家中井然有序。这样的家庭出身，既非钟鸣鼎食的官宦世家，亦非赤贫如洗的佃农苦户，而是典型的“富裕中农”乃至“小地主”边缘——一份足以供子弟读书、却无法坐享其成的家业。
这一出身，深刻塑造了黎玉日后革命的若干特质：他因家庭相对优渥而得以接受完整教育，拥有那个时代极为稀缺的文化资本；但他又不是地主阶级的天然代言人，当接触马克思主义后，很容易从“阶级”而非“个人恩怨”的角度理解社会压迫。正如许多出身中产家庭的早期革命者一样，黎玉的革命选择，不是被饥饿逼上梁山，而是源于思想觉醒后的自觉献身。
二、乳名与故土：晋北乡野的文化胎记
陈赵野庄（东野庄）位于崞县（今原平）县城以西，地处忻定盆地北缘，云中山脉余脉之下。这里是典型的晋北农村，土地贫瘠，民风淳朴而刚毅。崞县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属代北边陲，百姓习于战乱，性格坚韧。这种地域文化基因，也在黎玉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一生数次被捕入狱，却从未动摇，其骨子里的倔强，或有故乡水土的陶铸。
乳名“玉人”，寄寓着长辈的珍爱。而“兴唐”之名，则颇有几分传统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意味。黎玉幼时，家中虽不豪富，却也不至为温饱发愁，这使得他能够无忧无虑地接受启蒙教育。但他的童年，也并非完全浸泡在蜜糖中——晋北农村的贫困与艰辛，地主与佃农的贫富悬殊，他自小耳濡目染。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乡邻，终年辛劳仍不得温饱，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投下了最初的阶级印象。
三、开蒙与求知：从私塾到高小
(一）私塾启蒙：传统教育的底色
1916年，十岁的黎玉被送入本村私塾，开始了他的求学之路。彼时科举制度已废除十余年，但乡村教育仍以私塾为主。他先读《三字经》《百家姓》，继而《论语》等典籍。这种传统蒙学教育，虽然形式陈旧，却为他打下了扎实的国文底子，也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士人情怀，早早植根于他的心中。
然而，黎玉并非那种死读书的“乖学生”。他私塾期间便已展露出好侠尚义、不喜拘束的个性。课余时间，他背着塾师偷看《说岳全传》《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小说，以及民间鼓词唱本。岳飞的精忠报国、梁山好汉的替天行道、关羽的忠义千秋，这些故事深深吸引了他，在他心中催生了“好打抱不平”的朴素正义感。日后他在革命中表现出的敢于斗争、不畏强暴的品格，其最初的萌芽，或许就在这些被塾师视为“闲书”的字里行间。
(二）高小岁月：近代刺激与金兰之约
1920年，十四岁的黎玉考取了崞县大牛镇高级小学。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个重要转折——从私塾到新式学堂，意味着从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跨越。高小的课程设置，远非私塾可比，尤其是中国近代史一课，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心灵冲击。
当老师讲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如何用坚船利炮轰开国门，清政府如何割地赔款，八国联军如何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时，少年的黎玉“产生了富国强兵的感慨”。他不再满足于像梁山好汉那样“路见不平一声吼”，而是开始思考：这个国家怎么了？民族出路在哪里？这些追问，虽然尚显朦胧，却已指向了他日后投身革命的最终归宿。
在高小，黎玉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毕业时，他们互换庚帖，结为金兰兄弟。这种带有传统江湖义气的结拜，在当时的青年学生中并不鲜见。但黎玉日后走上革命道路，这些“把兄弟”中不少人确实给予了他实际的帮助——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人情与义气，有时就是革命者最可贵的掩护与支持。
四、思想的转折：崞县中学的风云
(一）进入崞中：新文化浪潮的冲击
1923年高小毕业后，十七岁的黎玉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崞县县立中学。这是他人生的第二个重要节点。如果说在高小时，他的民族意识刚刚萌芽，那么在崞县中学的三年，则是他世界观发生根本转变的关键期。
彼时，五四运动已过去四年，新文化运动的浪潮虽在北京、上海风起云涌，却也已波及至晋北小城。崞县中学虽然僻处内陆，却并非思想孤岛。《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通过各种渠道流入校园。黎玉如饥似渴地购买、阅读这些新书刊：《胡适文存》《独秀文存》《吴虞文录》，鲁迅的《呐喊》《华盖集》……这些文字，猛烈冲击着他的旧有观念——民主、科学、自由、平等，这些陌生的词汇，在他眼前展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二）“协进社”与《共产党宣言》
1924年秋，黎玉加入了崞县中学第11班部分学生自发组建的“协进社” 。这是崞县历史上第一个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的读书会，其意义不可小觑。协进社的活动形式多样：交流读书心得、办黑板报进行宣传、组织思想辩论会……在这里，黎玉第一次读到了《共产党宣言》全文，第一次接触了阶级斗争学说，第一次看到了中共中央党刊《响导周报》。
《共产党宣言》对他而言，不啻一场精神上的“原子弹爆炸”。 他以阶级斗争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写了一篇批判孔孟“天命论”的文章。这篇文章，在崞县中学历史上可谓石破天惊——它被认为是崞中历史上第一篇“离经叛道”的文章，发表在协进社的社刊《撼阴报》上。其影响之大，“惊呆了校长和讲经学的教师”。一个十八岁的青年，敢于公然挑战延续千年的儒家正统，其勇气与锋芒，可见一斑。
(三）“五卅”怒吼与第一次被开除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消息传到崞县，群情激愤。黎玉挺身而出，组织学生上街游行、下乡宣传、抵制日货。这是他第一次大规模的社会政治活动，也是他革命生涯的实战预演。
然而，校方却认为学生“越轨”，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古训劝阻学生。黎玉不以为然，针锋相对地反问：“既然‘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孔子何以周游列国呢？ ”这一驳斥，机智而犀利，却也彻底激怒了校方。不久，学校当局以“违背教导”“不尊重教员”的罪名，突然将黎玉开除。
面对这一打击，十八岁的黎玉没有退缩。他发表声明，公开驳斥学校的指责，明确宣告：“所谓违背教导，就是说我们宣传救国是多管闲事……所谓'不尊重教员’，就是说，我们不同意教员以上述的教导阻止爱国运动。……你们开除了我，我不后悔，换个阵地，到农村去！”
这是黎玉人生的第一次重大挫折，也是他第一次展示出革命者的本色：被压制，但不屈服；被抛弃，但不放弃。 他回到了家乡，开始在农村进行宣传鼓动。暑假过后，在同学们的强烈要求下，校方被迫恢复了他的学籍。黎玉重返校园，继续他的革命活动。这一进一出之间，他的声望在同学中反而更高了。
五、家庭的支持与局限
在黎玉的成长过程中，家庭扮演了复杂而微妙的角色。一方面，父亲李祺不惜举债供他读书，希望他能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另一方面，当黎玉逐渐走上革命道路，尤其是不惜与学校当局对抗时，家庭的担忧与不赞同也随之而来——在那个年代，革命意味着杀头、坐牢、株连九族，任何一个安分守己的农民家庭，都难以接受儿子走上这条“不归路”。
但黎玉的父母并非顽固守旧之人。他们虽然不能理解儿子的“激进”，却也没有强行将他禁锢在家中。这种“有限度的宽容”，为黎玉日后的成长留下了空间。 更重要的是，家庭相对宽裕的经济条件，使他无需过早为生计奔波，得以专心读书、思考、探索。据载，黎玉后来几次被捕入狱，家中都曾出钱出力营救。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家虽非革命家庭，却以自己朴素的方式，为儿子的事业提供了支撑。
六、小结：一颗革命的种子
综观黎玉的出身与早年经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思想成长的轨迹：从一个读《水浒》、讲义气的乡间少年，到一个接受新文化洗礼的热血青年；从一个好打抱不平的“侠义”之士，到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这一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私塾、高小、中学整整十余年的知识积累与思想淬炼。
他的出身，给了他读书的机会；他的时代，给了他觉醒的契机；他的选择，则将这一切化为了革命的燃料。当1926年9月，他在崞县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他所告别的不只是一个“李兴唐”的旧名，更是一段懵懂的少年时光，和一个本可以岁月静好的人生选项。
从此，中国少了一个安分守己的农家子弟，山东多了一位在腥风血雨中重建省委的无畏战士。而他日后在齐鲁大地上点燃的抗日烽火，其最初的火星，早在晋北那个叫陈赵野庄的小村里，便已悄悄埋下。
（未完待续）
2026年6月1日晚于济南善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