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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生命致敬22•又见西京
庞进
对一颗经历过风暴的心脏来说,平稳本身,已是一种值得珍惜,也值得感恩的幸福。——题记
自2018年秋天在西京医院做了支架手术后,“规范服药”四个字,便成了我日常生活中不敢有丝毫松懈的一件事。到了加拿大以后,我依然每天按时、按量服药,并按专科医生的安排,定期做心电图、心脏彩超、平板运动试验等检查。
2025年春天,鉴于我做支架手术已有七个年头,在完成上述检查之后,专科医生建议我再做一次心脏造影,以便进一步看看血管的情况。
心脏造影在加拿大当然可以做。只是我原本就打算2025年回中国,便想着,不如回国后去见见当年为我做手术的李成祥大夫。李大夫最熟悉我的病情,也最清楚当年的来龙去脉,让他判断一下我究竟要不要做心脏造影,这样心里更踏实些。
2025年5月13日,我搭乘中国东方航空公司航班,经上海转机,顺利回到西安。
20日一大早,我在妹妹陪同下赶到西京医院。和七年前一样,李成祥大夫诊室门前依旧挤满了前来求诊的患者。一直等到十点多,才见到李大夫的助手,领到一张写着“加号62”的纸片。拿着纸片去指定窗口排队、交费、挂号,再返回诊室门前继续等候,直到中午十二点多,才得以进入诊室,与李成祥大夫相见。
李大夫问了问我这些年的身体状况和服药情况,又用听诊器听了听我的左胸部,说:“先做个心脏CT看看吧。”
拿到他开的单子之后,又是扫码预约、交费、排队等候。直到下午五点,才轮到我做“冠状动脉CT增强扫描”,五点半左右做完。
第二天下午,我到西京医院打印出检查结果。因为弟弟和李大夫加有微信,便把结果拍照后由弟弟发给李大夫。李大夫很快回复:“植入的支架非常好。没有症状,好好吃药。”
一个星期后,也就是5月27日,在弟弟陪同下,我又一次来到西京医院,照旧走加号、排队、等候的程序,再次见到了李成祥大夫。李大夫看了看CT结果,说:“再做一下心肌负荷吧。”于是又开了一个单子。
李大夫让我做的“心肌负荷”,实际上包括“静息心肌灌注显像”和“负荷心肌灌注显像”两项检查。于是,我又像上次一样,扫码预约、交费、排队等候,于5月30日上午完成了检查。
三天后,即2025年6月3日,我取到了检查结果。拍照后,仍通过弟弟的手机发给李成祥大夫。
李大夫回复:“好着哩,不用再做造影了。”
至此,我这次回西安复查的事情,便算结束了。
如今已是2026年6月。回过头来看,自植入六枚支架以来的这八年间,我的身体状况总体是平稳的。没有明显胸痛,没有反复胸闷,稍强活动后也没有出现那种令人心慌、气短、坐立不安的感觉。表面上看,日子一天天过去,似乎与常人无异;可我心里始终明白,那几根血管里曾经发生过的惊险,并未真正离开我的生命。它们只是沉了下去,像狂风巨浪过后的海面,远看平静,深处却仍潜伏着暗流。也正因为如此,这些年来,我从不敢把“平稳”二字看得太轻。
回想2018年那场大病,至今仍觉心有余悸。那时冠脉造影显示,我患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血管有些堵”,而是三支病变并累及左主干的严重冠心病,是几条生命要道同时告急。
起初,我是在陕西省人民医院求治。周大夫曾为我实施手术,虽未成功,却让我第一次真切意识到自身病情的复杂与凶险。那次尝试没有换来理想结果,却绝非毫无意义。对这样复杂的病变而言,每一次进入、每一次探查、每一次判断,都是在摸清它的脾性,探明它的险处,也是在为后续治疗积累经验。
随后,日本大夫又为我做了一次手术,结果同样未能如愿。如今想来,那更像是一场人与病魔之间艰难的角力:病变太复杂,血管太难走,许多事情并不完全听命于人的意志。然而,即使没有成功,我也不能说那番努力是白费的。医学从来不是一条直路,越是险峻的病变,越需要反复试探,不断修正,才能一步步逼近真正可行的道路。
所以,后来李成祥大夫在西京医院为我成功实施手术,我心里始终十分明白:这份成功,固然首先应归功于李大夫高超的医术、丰富的经验和沉着的判断,但在此之前,周大夫和日本大夫那两次虽未成功的手术,也绝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失败”。他们像山路上的探路者,虽未把我直接带到终点,却替后来的人辨明了险处,留下了路标,也为最后的成功,作出了不应被忽略的铺垫。正因如此,今日回望那段经历,我对周大夫,对日本大夫,心中同样怀着真诚的感激。医者之恩,并不只在成功时才值得铭记;那些曾认真施救、尽心尽力的人,也一样值得我郑重说一声:谢谢!
后来转入西京医院,李成祥大夫接手了我的治疗。第一次手术,他为我打通了右冠和左前降支的主要通路;第二次手术,又处理了左主干和左前降支近段的关键病变。那些原本狭窄甚至闭塞的地方,重新获得了血流。对一颗一度濒于险境的心来说,这样的打通,不只是技术上的成功,更像是在断崖边上,重新开出了几条通往生机的道路。
至于左回旋支,因为原本就是病变复杂,李大夫当年曾说这一处“可做可不做”。后来又曾试图再次疏通,终究未能成功。那时的我,其实并不能真正体会,这句“可做可不做”背后包含着多少经验与权衡。病人总觉得,堵了就该通,通了才算放心;而医生所面对的,不仅是一个狭窄的数字,更是整个人的症状轻重、供血范围、手术风险与长远得失。如今再回头看,才渐渐明白,真正成熟的医学判断,看的从来不是一点,而是全局。
2025年回西安复查时,李成祥大夫让我做了冠脉CTA和核医学负荷心肌灌注显像。等待结果的时候,我心里依旧有些忐忑。毕竟,七年过去了,当年放进去的支架如今怎样?那条始终没能打通的左回旋支,后来又发展到了什么地步?平日里不去细想,这些问题似乎都沉在心底;一到复查,它们便一个个浮了上来,沉甸甸压在心头。
好在,CTA的结果先让我松了一口气:右冠的支架是通的,左主干和前降支的支架也是通的。换句话说,当年李成祥大夫为我重建起来的几条主要供血通路,直到今天仍在发挥作用。这是极大的安慰。它说明这些年来坚持吃药、认真复查,并没有白费;也说明当年的手术,不只是解了一时之危,更为后来这些相对平稳的岁月,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当然,检查结果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已恢复如初。报告同时提示:左回旋支13段仍有重度狭窄。这与当年的病变,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左回旋支本就是那场疾病中最棘手的一部分,后来再通未成,如今多年过去,它依旧是我冠脉系统中那个未能真正解决的旧患。所幸,其余多处病变多为轻度改变,而最关键的支架部位并未出现明显再狭窄。李成祥大夫看了结果后,说“植入的支架非常好。没有症状,好好吃药”,又说“好着哩,不用再做造影了”。听到这两句话时,我心里生出的,并不是“万事大吉”的轻松,而是一种经历过风浪之后,对“尚可维持”格外珍惜的踏实。
真正让我更进一步理解自己如今状态的,是那份核医学心肌灌注显像。它不像CTA那样,主要是看血管本身的形态;它看的是心肌,看它在静息时怎样,在负荷时又怎样,看它有没有缺血,看它还能不能稳稳撑住。检查结果提示:左室心腔大小正常;左室射血分数静息时为64%,负荷时为54%,总体收缩功能尚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同时,心尖部、间壁心尖部、前间壁中段、下壁心尖部、侧壁心尖部以及下侧壁中段,存在部分可逆性中度缺血。也就是说,这些地方在负荷状态下供血显得不足,而在静息状态下,又能有所改善。
这份结果让我感触很深。它告诉我:我的这颗心并不是已经恢复得全然无恙,也不是正站在岌岌可危的边缘。更准确地说,它进入了一种新的平衡——平时尚可,负荷时会露出短处;静息时能够代偿,紧张时便显出不足。这样的结果,与我这些年的实际感受,恰恰相合:平常生活大致无碍,并无明显不适,但毕竟不是一颗没有旧伤、没有隐患的心脏。它曾经受过重创,如今只是被岁月、药物与医学的力量,小心翼翼地维持住了。
我也因此更愿意相信,左回旋支闭塞处周围,或许已形成了一定的侧枝循环。说得通俗一点,就像主路堵死之后,身体自己在旁边慢慢修出了一些“便道”和“小路”,虽然远不及原先那条大路宽阔顺畅,却足以维持基本通行。正因为有这样的代偿,再加上右冠、左主干、前降支那些支架依旧通畅,我才能在这八年之间大体平稳,无明显症状。核医学检查提示的“可逆性缺血”,似乎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这一点:并不是完全没有供血,而是在负荷增加时,储备显得不足。这种“平时尚可,劳累时差些”的状态,正像一种已有代偿、却并未恢复如常的生命处境。
李成祥大夫的判断,正是建立在这种整体把握之上:CTA告诉他,主要支架仍通着;核医学检查告诉他,虽有一定缺血,但尚不至于到了必须立即再次介入的地步;而我本人这些年来又一直无明显症状,生活状态基本稳定。于是,他给出的结论十分明确:情况还好,继续吃药维持,暂时不用手术。
这个结论看上去平常,实则分量很重。它不是一句轻轻带过的安慰,而是对既往病情、现有结果和未来风险反复权衡之后作出的判断。它并不是说“从此无事”,而是说:目前这道防线,还守得住。对一个曾经历多支病变、左主干受累、左回旋支某处长期闭塞的人来说,这几个字,已经来之不易。
回头看这一程,我越来越体会到,医学很多时候并不是把病“彻底消灭”,而是把人从悬崖边拉回来,再尽可能帮助他在往后的岁月里维持一种平衡。病并没有完全消失,血管也没有恢复年轻时的模样,但借助手术、药物、复查与自我节制,人仍可以与疾病达成某种艰难却珍贵的和解。
对我而言,2025年的这次复查结果,既不是一个可以彻底放心的句号,也不是一个新的惊叹号。它更像是一枚停顿稍长的逗号。它提醒我:过去那些支架,仍在无声地守护着我;那条没能打通的左回旋支,仍是心头未了的旧患;而我如今所拥有的这份稳定,既来自李成祥大夫当年的妙手,也来自周大夫、日本大夫此前艰辛而尽责的探路与铺垫,更来自这些年来不敢松懈的规范服药、合理饮食、充足睡眠、适度锻炼、情绪稳定、定期复查等等。
往后的日子,自然还要继续吃药,继续复查,继续小心地与这颗心相处。若有胸痛、胸闷、气短、活动耐量下降,自然不可拖延;若一切如常,也不能因此大意。毕竟,对一颗经历过风暴的心脏来说,平稳本身,已是一种值得珍惜,也值得感恩的幸福。
作者简介:庞进 龙凤文化研究专家、作家。龙凤国际联合会主席,中华龙文化协会名誉主席,中华龙凤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西安日报社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加拿大中文作家协会副主席,加拿大西安大略出版社副总编辑。先后求学于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北大学,哲学学士,文学硕士。20世纪70年代起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化研究,至今发表各类作品逾千万字,出版《创造论》《中华龙文化》(上中下)《中华龙学》《中国凤文化》《中国祥瑞》《灵树婆娑》《平民世代》《庞进文集》等著作五十多种,获中国首届冰心散文奖、陕西首届民间文艺山花奖、西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奖项八十多次。有“龙文化当代十杰”之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