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情逸致中的历史回响与人间烟火

——岳定海散文三篇综论

覃正波

阅读岳定海先生的散文，如同在四川盆地的温润空气中缓缓品一盏盖碗茶，初尝是生活的闲适，细品却有历史的醇厚，回味则是人生的通透。这三篇作品——《鹤鸣半日闲》《大邑的作家们》《八仙桌》——看似各自独立，实则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精神整体：它们共同勾勒出一位饱经沧桑的作家在晚年对故乡、对友情、对文化传承的深沉思考，既有个人生命史的温情回望，又有巴蜀文化版图的宏大建构。

一、“闲”的哲学：慢生活里的文化重量

“人生难得半日闲”，这句古诗在岳定海笔下获得了新的生命维度。三篇散文的叙事时间精心排布——初夏的成都、秋季的大邑、立秋后的绵阳——季节的更替暗合着人生不同阶段的感悟。但贯穿始终的，是一种四川人特有的“慢生活”哲学，这种“慢”不是懈怠，而是对生命本质的深刻体认。

《鹤鸣半日闲》的开篇看似闲笔：“丙午初夏，惠风和畅”，紧接着却是申报中华母亲节这一严肃的文化议题。从嫘祖故里的历史追寻，到将军街的史海钩沉，再到鹤鸣茶社的文人雅集，岳定海巧妙地将宏大叙事与日常闲适编织在一起。他在人民公园的茶社里“偷得的半日闲”，不是逃避现实的消极，而是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寻找文化根脉的积极。这种叙事策略极具深意——当成都文艺界的朋友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围坐竹椅，畅聊文学与人生时，那氤氲的茶烟里升腾的，正是巴蜀文脉生生不息的活力。

《大邑的作家们》同样如此。在“巴金文学院”的会议之后，作者与夫人漫步小径，这既是身体的休憩，更是心灵的洗礼。随后的安仁古镇之行，从刘氏庄园的沉重历史到建川博物馆的民族记忆，再到上书书院的茶道诗会，叙事在庄重与闲适之间自如切换。特别是在那个月光皎洁的夜晚，作者激情朗诵《红岩》中的“囚歌”和刘禹锡的《陋室铭》，与夫人跳起新疆舞——这些看似“闲”的场景，恰恰承载着最不“闲”的文化记忆和生命激情。

这种“闲”的哲学，本质上是四川文人的生存智慧：他们在看似散淡的生活姿态中，完成着对文化使命的坚守。正如作者所言，“让这些自然界的魂魄在佳人的茶道调试里幻化成一杯杯激活灵魂的美妙诗句”——这才是“闲”的真正价值。

二、文脉的显影：私人记忆与公共历史的叠印

岳定海散文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对历史细节的痴迷与精擅。他笔下的成都，不是旅游手册上扁平的名胜集合，而是由无数生动的历史碎片编织而成的文化织锦。《鹤鸣半日闲》中，他对将军街、祠堂街的名称沿革如数家珍，从清代的将军府衙到年羹尧的胡同叫法，从杨森的“森威将军”到“猫猫巷”的民间记忆，一条寻常街道被他写出了历史的纵深感。更为精彩的是，他将这些公共历史与私人记忆无缝对接——写到青羊区，他自然想起做区长的盐亭老乡胥洪秋；说到年羹尧，他联想到其墓地在盐亭鹅溪镇的发现。这种叙事手法，使宏大的历史有了体温，使个人的生命史获得了历史的厚度。

《八仙桌》更是将这种私人记忆与公共历史的叠印发挥到极致。一张普通的八仙桌，因为围坐了八位文友，便获得了“八仙”的象征意义。而围绕这张桌子的故事，串联起的是绵阳状元苏易简故里的采风、嫘祖故里盐亭的文化寻根、文同墓前的肃立凭吊。岳定海在这里完成了一次文化的“点穴”——他让自己和友人们的足迹，成为激活巴蜀文化地图的触点。每一个地点都被注入了鲜活的生命记忆：玉河镇的状元文化、永泰乡的文同遗风、章邦场的知青岁月、毛公乡的“母猪壳”美食……这些私人化的叙事，恰恰构成了最真实的地方文化志。

尤为动人的是《八仙桌》中对友人的群像刻画。郑光福的“摆龙门阵”、何一东的摄影热情、石维明的机智幽默、向朝阳的古道热肠、王庆松的书画才情、尚勇的诗词功力，以及张樯的南方风骨——这些人物不是平面的文学形象，而是在一次次围桌共饮、结伴同游中立体的、可感的生命存在。当作者写到“贵平消失了背影，我们七仙后来坐在八仙桌上不觉悲从中来”时，一张八仙桌突然成为生命无常的见证者，友情的热烈与生命的苍凉在这里达成了微妙的平衡。

三、记忆的伦理：非虚构叙事的情感力量

岳定海的散文坚守着非虚构写作的伦理。他笔下的人与事，皆有来历，皆可稽考。《鹤鸣半日闲》中，从车耀先的“努力餐”到胥洪秋的区长职务，从鹤鸣茶社1923年的创办传说到2026年5月31日的写作时间，都精确得近乎学术考证。这种对真实的执着，使他的散文具有了“信史”的品格。

但岳定海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不让史料淹没情感。恰恰相反，正是在这些确凿的细节中，情感获得了最坚实的依托。《大邑的作家们》中，他写杨庆珍“曾报名援助四川藏区帮助当地村民脱贫攻坚整整三年”，写女诗人亦心“特意为我们朗诵一首杏叶遍地的诗歌”，这些白描式的书写，比任何抒情都更能打动人心。而他在安仁之夜即兴创作的诗歌，虽是急就章，却因为有了前文的深厚铺垫而显得情真意切——“风你慢慢地吹吧，九月 上舍 一群人，带我到四面八方的山顶，带我到秋夜如水的安仁”——这样的句子，只有在对那片土地、那群人有了深切理解之后，才能真正读出动人的力量。

《八仙桌》中，岳定海记录了一次次文友聚会，从成都望平街的“人民食堂”到绵阳游仙的“海上海”，从盐亭的云溪国际大酒店到毛公场的黄桷树下。这些看似琐碎的场所记录，其实暗含着一种记忆的伦理——他要为那些逝去的时光、那些渐渐远去的友人，留下确凿的文字证据。“贵平”消失在八仙桌旁，这轻描淡写的一句，胜过万语千言的哀悼。而作者选择在2021年头稿、2026年二稿，更说明了他对这些记忆的珍视——时间在流逝，但文字可以让时间“活了起来，也动了起来”。

四、原乡的建构：盐亭—绵阳—成都的文化地理学

通读三篇散文，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空间叙事：所有的旅程都从盐亭出发，经过绵阳，最终抵达成都，或者反过来。岳定海是“四川盐亭人，定居绵阳”，这个身份标识绝非偶然。在他的散文中，盐亭始终是精神的原点——嫘祖故里的文化根脉、鹅溪镇年羹尧墓的秘密、章邦场七年知青的青春记忆，这些来自故乡的养分，滋养了他的一生。绵阳则是他的根据地——富临外滩花园的书房、御营坝厨百鹤酒楼的照片、富乐山的戏称，都标示着他当下的生活坐标。而成都，则是他文化交游的中心舞台——金河酒店的研讨会、鹤鸣茶社的文人雅集、巴金文学院的会议、安仁古镇的诗会。

这三座城市构成了岳定海文化地理学的三角地带。他用一生的行走和写作，不断地在这三地之间往返，每一次往返都是一次文化能量的释放。他带着盐亭的泥土气息，在绵阳沉淀思考，再到成都与同道人碰撞交流；然后又带着都市的文化养分，回到故乡寻根问祖，回到绵阳安心创作。这个循环往复的过程，正是巴蜀文化生生不息的一个缩影。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岳定海对成都的文化书写，始终带着“外来者”的温情与敬意。他不是成都土著，但正因为保持了适当的距离，反而能更敏锐地捕捉到这座城市的灵魂。“成都迷人之处在于，随便在那条街道上去散步或蹓跶，都会在树荫间、石缝里、门槛内和星光下，发现渐渐褪色的历史插曲与故事”——这样的感悟，非内里深情、外观冷静者不能道出。

五、结语：散文家的使命与风骨

岳定海在《鹤鸣半日闲》的结尾写道：“我们偷得的半日闲，难道不是对光阴荏苒最巴适的注脚么？”这句话可以看作他散文创作的自况。在浮躁的时代，他选择做一个“慢”的人，用一个个闲适的午后、一次次真诚的聚会、一篇篇朴实的文字，对抗遗忘，留住记忆。

这三篇散文，是他三十部著作中的沧海一粟，却足以见出他的文学追求：在个人生命的细碎片段中打捞历史的回声，在日常生活的流水账中刻下文化的印记。他写的是自己，也是同代人；他记录的是巴蜀，折射的却是整个中国文人圈层的精神处境。

八仙桌上的觥筹交错终将散去，鹤鸣茶社的茶烟终会飘散，安仁古镇的诗会也有曲终人散时，但岳定海的文字留了下来。这些文字证明：在一个追求“快”的时代，仍有作家固执地坚守着“慢”的尊严；在一个崇尚“虚”的时代，仍有文人虔诚地守护着“实”的价值。这或许就是岳定海散文给予我们这个时代最珍贵的启示——人生需要偶尔放松，在张弛之间，才能获得生命的真谛；而文化的传承，恰恰需要这样从容不迫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