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常烟火里的红色长歌
——读李印功老师《二议刘增良与烈士文化》
文/王博（陕西西安）
一、跳出模板：写活一个普通人的信仰
在红色主题写作渐渐陷入“模板化”怪圈的今天，李印功老师这篇新作，像一股从渭北黄土塬吹过来的风，带着泥土的粗粝和温热，一下子吹走了悬浮抒情带来的空洞感，把一个退休老人四十余年的寻烈足迹，写得撞进了人的心窝子。
不同于常见的“劳模叙事”，这篇文章从开篇就跳出了拔高人物的旧框架：它没有把刘增良塑造成天生的英雄，反而点明他只是一个退休的邮政干部，做这件事既没有官方指派，也没有专项经费支持，纯粹是出于心里埋了几十年的念想。作者没有铺陈华丽的辞藻，只用最平实的白描勾勒人物：临时办公阵地是汽车驾驶座，一路同行的“助手”是档案馆门卫、村口大爷和热心的烈士遗孀，“车程四万余公里，足迹踏遍七百多个村落”，没有刻意渲染辛苦，只是把这组数字摆出来，一个固执又赤诚的老者形象就已经立住了。
这种去神化的写法，恰恰最能打动读者。作者抓住了刘增良最动人的特质：他的坚持不是源于什么宏大的号召，而是源于刻在骨血里的乡情——是同村先辈的模糊传说，是四爷爷留下的战地笔记，是童年就种在心里的那粒种子，让他在本该安享晚年的时候，毅然走上了这条满是荆棘的路。没有喊口号，没有讲空泛的大道理，作者只是把一个普通人的选择原原本本写出来，这份选择本身，就已经拥有了穿透人心的力量。
二、以小见大：看见烈士文化的民间根脉
这篇文章最深刻的地方，不止是写活了刘增良一个人，更透过刘增良的个人选择，点出了一个被很多人忽略的命题：红色记忆的传承，从来不止是自上而下的宣传，更有来自民间的自发觉醒。李印功老师没有把文章写成一篇简单的人物报道，而是跳出人物谈文化，从刘增良的个人行动，挖到了烈士文化最鲜活的根。
作者敏锐地抓住了“民间视角”这个核心：传统的英烈叙事多由官方主导，而刘增良做的事，是基于地缘、血缘、情缘的自发打捞，这种打捞自带泥土的温度。他写刘增良为刘光秀寻亲的过程，没有讲什么宏大意义，只写那个落灰铁皮盒里褪色的军装照，写后人那句迟到八十年的哽咽呼唤，就把“英雄不是冰冷的符号，是有家有牵挂的普通人”这个道理讲透了。作者点出，刘增良的价值，在于把烈士从冰冷的石碑上请回了人间，让烈士文化从高高在上的口号，变成了能疗愈伤痛、连接亲情的活的力量——“英雄如果有家，我们的烈士文化便有了根”，这句平实的总结，恰恰点破了当代红色传承最核心的密码。
这种思考不是空洞的议论，完全是从人物的行动里自然生长出来的。作者顺着刘增良的足迹，梳理出民间传承的独特逻辑：它不需要刻意动员，只要这片土地上还有人记得这些名字，红色血脉就断不了。村口大爷主动带路，烈士家属亲手擀面条，这些散落在寻访路上的温暖细节，恰恰印证了作者的判断：民间的自发坚守，才是烈士文化最持久的生命力。
三、平实见真：笔底藏着最动人的深情
读这篇文章，最舒服的就是它的文风，没有刻意的煽情，没有生硬的升华，全程都是平实的白描，却处处藏着深情。李印功老师本身就扎根关中大地，写刘增良这件事，更像是写身边一个熟悉的老朋友，字里行间都透着共情。
作者没有站在高处评判，而是贴着人物的脚步走：他写刘增良“常常因路费开销捉襟见肘”，写他吃闭门羹、听风凉话，写他饿着肚子赶路，这些不回避难处的写法，反而让人物更真实可信。最后落点在“民间坐标”这个点上，也没有喊出响亮的口号，只是平静地点出：这种来自普通人的坚守，就是红色血脉最鲜活的“精神坐标”。
整篇文章读下来，就像坐在渭北的土塬上，听一个老乡讲身边的旧事，平淡却后劲十足。它让我们明白，最好的红色叙事，从来不是写多么宏大的场面，而是看见一个个普通人的选择，看见那些藏在寻常烟火里的信仰，而这些普通人的坚守，终会汇成一条生生不息的红色长河，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家园。
编辑：赵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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