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绪蛟

韦胜明是一个现象级诗人。他在贵州现代诗坛占据一席之地。他的诗作以近乎白描的笔触，将个人深沉的生命体验融入黔北山水。有温度的意象，有烟火气的画面，有古典审美意味的意境，独具匠心，辨识度极高。 

韦胜明花了半辈子时间，构建自己的诗歌花园，根就插在故乡——贵州道真顺河村。数十年来，他从那里出发，足迹遍布半个中国，沿途采撷花的种子，种植在诗歌里。其中最动人的诗句、最深沉的情感，全是献给故乡的。他的乡情不是普通的乡愁，而是一种近乎痴狂的爱与痛。故乡已经衰败了，坍塌了，他在诗中一字一句地重建。

阅读了韦胜明大量的诗作，我为之震撼。本文试图解读他诗中的家乡情结与精神世界，并解析其对诗歌语言的创造性贡献。

一、构建精神家园

1.空村证词

不忘记来处，并深度思考记录自己的来处，这类诗歌是韦胜明创作中的精品。空村不是题材选择，而是诗人的命运——必须写，必须用情写，因为他就是从这里走出来的。《顺河村》六行写尽一个村庄的衰败：“鸟鸣遁迹/旷野萧瑟/狗蜷在柴草里，尾尖垂着怯/连公鸡的打鸣声都是蔫巴巴的/村前的小河骨瘦如柴/留守老人的思念日益肿胀”。《空村月没时》更短更利落：“暮归的鸟噪/再也升不起一缕炊烟/点亮一盏灯火”。最震撼的是《一个人的村》：“三十九年呵/我，就是一个人的村”——这一句把空村的主题升华了：村庄空了，诗人也空了；他不在村庄里，他就是一座空村。这种极致的物我同一，不是修辞，是诗人活出来的。

2.时间考古

韦胜明对时间有一种近乎强迫症的精确。他的诗里到处是年号：壬寅年腊月十三、十五、十六、二十四、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乙巳年深秋、三月、初夏、冬月；甲辰年七月初八……这不是文人的雅好，而是一个漂泊者在用节气和农历为自己校准位置。他没有固定地址，时间就是他的坐标。1986年9月是一个反复出现的原点。它在《归途》中出现了三次，在《风从故乡来》《九月书》《人间四月》中反复回响。“1986年9月我离开故土”——这个句子像一枚钉子，每次出现都把过去和现在钉在一起，让读者同时看到出发时的少年和回望时的白发。

3.亲情眷恋

在诗人的精神世界里，亲情是最暖最软的。《写给母亲》和悼亡父亲的诗只是入口，更深处是他与“煤油灯”这个意象的终生纠缠。煤油灯在他的诗中出现不下五次，“在昏黄的煤油灯下/孩子们雏鸟般安宁”（《时光慢》），“像我小时候母亲那样/在窗前点一盏煤油灯/让我的母亲摸黑也能看到回家的路”（《归去》）。父亲的形象则始终与“笑呵呵”绑定：“父亲笑呵呵的走进房屋”（《归去》），“父亲笑呵呵祭拜祖宗”，“父亲的骄傲如秋叶般灿烂”。这个"笑呵呵"不是轻浅的形容，而是在苦难面前不肯倒下的态度。当2010年春节父亲“起身离开”，“像柴火抽去燃烧的炭火/抽去我们内心的暖意/腾起的浓烟，呛得我们泪流满面”——“抽去炭火”这个意象，精准地写出家庭失去父亲后的物理性寒凉。

4.黔北风物

黔北是诗人的诗歌版图 。韦胜明写黔北，是在为一个正在消逝的农耕文明做诗性存档。从《百花开》到《庄稼》，从《溪流》到《黄昏》，从《惊蛰》到《清明》，他以二十四节气为经、以农事民俗为纬，织出了一幅黔北山村的清明上河图。 这些诗最好的部分不是抒情，是观察、呈现。他看见“荷锄而归的农人裤管沾满虫鸣”，看见“胚芽挣脱种子的束缚/露水搬运星辰/布谷鸟搬运节令”，看见“岸边的幽草钻进丛林/鱼儿撑着鸟鸣悠游向河心”——这些句子里的通感和比喻，证明他在用一种只有诗人才有的方式观察黔北，呈现黔北。但风物志中也埋着刀锋。《百花开》用对比手术刀剖开城乡裂隙：“城里人呼朋唤友携家带口/赏春色，放风筝，搞野炊/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深一脚浅一脚/头顶肩抗重若千钧的乡愁/梨花、李花、山花/花枝招展/但看上去有些落寞”。同一个春天，城里人的轻盈和留守者的沉重并置，不加评说，力道自现。

5.地理位移

韦胜明是一个用诗歌建造、拆毁、再建造故乡的人。诗里故乡，是记忆中的老宅，是湿地公园的亭台水榭，是飞龙湖的浩渺烟波，或者是黔北田畴的二十四节气。这些地方，其实是同一个精神工程的施工场地。他那些看似散漫的、在不同地方写的诗，有一条统一的暗线：寻找一个可以安放自己的家园。

《播州湿地公园》17节不是散步时的一组即兴诗作，而是一个被疫情封控的异乡人，把公园当作临时故乡来栖居的记录；《飞龙湖》不是同学会的应景之作，而是借重逢来丈量“漂移”与“归位”之间距离的尝试；《归途》也不是简单的返乡叙事，而是一次将地理位移转化为精神考古的实践。

在建造诗意家乡的工程中，移植江南——这是他最新、最值得关注的方向。“在黔北豢养一片江南”，是一份美学宣言。他不只是向往江南、描写江南，而是要把江南的审美方式移植到黔北的土壤里，让两个相距遥远的地理文化传统在诗中嫁接生长。这组诗的源头是一次真实的相遇：壬午年（2002年）在浙江东阳花园村，他遇见一个“从浙师大清新中走来”的女子。二十三年后，这段记忆在黔北的雨夜苏醒，被他用古典词牌的韵脚重新编织。“你弯腰汲水时/发间滴落的/不是水珠/是半首《青玉案》”——这里的词牌名不是装饰，而是情感的量度：一段寻常的记忆，经过二十三年的发酵，已经具有与千古名篇同等的情感重量。这组诗的真正突破在于：它不是在追忆一个具体的人，而是在追忆一种可能性——那个“从浙师大清新中走来”的女子，象征着他生命中未曾实现的另一条路径：江南、文雅、安闲。而“乙巳年的夏天/年过半百的我/坐在黔北乡村农家院子/我也用白瓷杯泡绿茶”——他用一个微小的动作（用白瓷杯泡绿茶），完成了对那个心愿未了的自己的致敬。这是一种温柔的和解，不是替代，而是豢养。

 二、诗歌特质

1. 意象体系的系统性

韦胜明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个人意象体系，这些意象构成了独有的意境。”水鸟划人字波纹”，出现在湿地公园17节中的至少5节、飞龙湖、归途中。这不是重复，而是贯穿性的签名。“煤油灯”，从照明到引路到灵魂导航，前文已经介绍。“芙蓉江”，归途中的核心意象，从具体河流变为文化血脉。从“煤油灯”到“白瓷杯”，这是最重要的意象更替。早期诗中反复出现的煤油灯（困苦中的光），在晚期诗中被白瓷杯（日常中的美）替代。从求生到求美，这是他精神变迁的物证。 

2.长诗结构的掌控力

《播州湿地公园》17节和《归途》10章，证明韦胜明有能力驾驭长诗结构。湿地公园系列尤其出色：从腊月十三到腊月二十八，时间线清晰；从公园游人如织到疫情空城，场景交替；从两个女儿的嬉闹到独自一人的寂寥，视角灵活。17节像17幅连续的册页，每一帧可以独立，合起来构成一幅完整的长卷。这种"组诗"写法，比单首抒情更考验结构能力。《归途》9章则是另一种结构：以一次驱车返乡为时间轴，在行进中不断插入记忆、历史、想象，形成“公路诗”的文体。第5章的高原壮景与第8章的雪崩突围形成情绪峰值，第10章的返乡方案（“盖一间瓦房/收留走散的蟋蟀”）则是落脚点。整体节奏张弛有度。 

3.幽默与自嘲的锋芒

诗人在作品中有大量的幽默、自嘲的笔法，表现出人生的豁达与通透。“蹦嚓嚓”中：一个当年跳迪斯科的“天之骄子”，如今混在一群中老年妇女中蹦嚓嚓——这个反差本身就充满喜剧性。更妙的是他用屈原佩挂香草来类比喇叭裤尖皮鞋，用“成吉思汗”的歌词与“蹦嚓嚓”的节奏交错，在自嘲中保留了一种不肯认输的少年气。《山民》中的自嘲更锐利：“我阿Q一样的自尊/与‘王胡、小D们’为伍/现在的我出有车食有鱼/不需要弹铗而歌’”——物质上的改善和精神上的不甘形成反讽，而引钱大昕“家谱是天下最不可信之文籍”来刺穿宗族虚荣，见识在诗中闪光。这种幽默和锐利，在他的抒情诗中是看不到的另一面。 

4.口语与书面语的临界点

韦胜明的作品中，最好的句子常常在口语和书面语之间找到那个微妙的临界点。“像垃圾堆里一只破败的风箱”是口语的粗粝；“发间滴落的/不是水珠/是半首《青玉案》”是书面语的精微；而“像鸟雀在春水里洗澡那样/洗去记忆里的旧疾”则是两者的融合——“洗澡”是方言口语的入诗，“旧疾”是书面语的凝练，合在一起既亲切又深刻。他的诗在这个临界点上时最为动人。  

三、在贵州诗坛的地位

在贵州诗歌版图中，韦胜明是一个被低估的“基层诗人”，他的创新能力和独特贡献，具体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空村诗学：他把“空村”从题材提升为本体论层面的问题——当故乡不再存在，人如何安放自身？这个问题不仅是贵州的，也是整个转型中国的。 

2.古典与现代的嫁接实验。从早期的零散征引到“豢养江南”的自觉美学，韦胜明的实践为“古典如何在当代诗中重生”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路径。不是仿古，而是让古典作为文化基因在当下语境中自然表达。 

3.仡佬族诗学的拓荒。韦胜明不是“民族诗人”，但他的仡佬族出身和山地经验构成了诗歌的深层语法。在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仡佬族在现代诗歌中的发声极为稀少，他的写作客观上填补了这个空白。   

4.教育家诗人的独特视角。韦胜明干了半辈子教育事业，从教师做到校长，成为知名的教育家。他对“成长”“托举”“育人”的本能关切，使诗歌不沉溺于个人悲欢，始终有一种朝向未来的力量。哪怕是在最痛的诗中，他也在为读者（常常是隐含的“学生”）提供一种在绝境中不沉沦的示范。在更广阔的当代诗歌领域中，他与于坚（云南日常生活诗学）、雷平阳（云南山地叙事诗）、李少君（自然诗学）等人共享着“地方性特质”的写作自觉。韦胜明的独特性在于，他不是站在地方向外看，而是站在流散中向内看。他的目光始终是回望的，而正是这种回望，让他的地方性不是封闭的自恋，而是开放的精神考古。

总之，韦胜明的诗歌，是一个仡佬族山民的儿子给自己的一生写的证词。这个证词从煤油灯下开始，在白瓷杯旁暂时停留。最好的那些句子——“我，就是一个人的村”——指向同一个事实：他是一个不肯与自己和解的人，而正是这种不肯，让他的诗有了骨头。希望韦胜明永远不要和解得太彻底。

韦胜明，男，仡佬族，六零后，贵州省道真县人，居遵义市，中学校长；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诗人协会理事。作品散见《中国文艺家》《中国诗人》《诗选刊》《诗歌月刊》《浙江诗人》《散文诗》《河南诗人》《星火》《鸭绿江》《参花》《海南文学》《广东文学》《三角洲》《辽河》《中华文学》《神州文学》《文艺生活》《贵州民族报》《遵义日报》等100余家刊报；有作品入选《21世纪贵州诗歌档案》《乌蒙见证》《多彩贵州诗歌代表作精选》《红色遵义诗歌赏读》《新南方诗篇》等，与人合著《中国地理诗歌.绥阳卷》《中国地理诗歌.道真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