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梯上的九十级光阴  (散文随笔)

                                  常智奇

      乙巳年五月，天空晴朗，风清气爽，我专程去宝鸡山城看望多年未见的王孝理书记。

      车子拐进宝鸡市汉中路北段，那一带的老街已改造得面目全非。当年宝鸡剧院的门前已是现代装修辉煌的牌坊、门楼、题匾，我沿着北侧狭窄的小道向内走五百米，一栋灰色低矮的单元楼龟缩在楼林深处，六层，没有电梯。几十年了，宝鸡剧院的家属楼模样未变，只是灰砖墙在风雨地剥蚀下变得更破旧了，像一张被岁月反复揉搓得皱巴巴的纸。

      我站在楼下仰头望，四楼的窗户开着，想必是他在等我。

     楼道是那种老式的，水泥台阶，铁栏杆，墙面斑驳。最要命的是层高——那个年代的房子，楼梯又长又陡，每一级都抬得很高。我扶着栏杆往上爬，才到二楼就有些喘了。就在这时，我看见了他——王孝理书记。

     王书记站在二楼的拐角处，一头白发，满脸皱纹，微微笑着，他是专门下来接我的。

    他今年整整九十岁了。瘦，但腰板挺得直，眼神清亮。他站在那里，双手自然垂着，一脸慈善，像一棵从石缝里长出来的老松，安静，从容。我赶紧上前扶他，他却摆摆手，说：“不用，不用，我每天都要上下楼锻炼一次，习惯了。”

      我看着他走在前面，脚步不急不缓，稳稳当当。心里忽然涌起一阵说不清的酸涩——一个九十岁的老人，每天独自攀爬这样的楼梯，一级一级，像在丈量光阴的长度。可他又分明不需要任何人的怜悯，因为他脸上写着坦然，脚下踩着自在。

     四楼到了。一梯两户，他家的门敞开着，像是在迎候久别的故人。

      屋子很小。客厅不到十平方米，一张旧茶几，几把老式木椅，茶几上摆着切好的苹果和刚刚沏好的茶。阳光从窗户斜斜地照进来，落在茶杯的热气上，袅袅的，有种说不出的安详。

      他的老伴站在客厅中央，围着围裙，正在擦桌子。看见我，她笑了，笑得像乡下老家邻居的大嫂，朴素的，厚道的，没有一丝客套。

    我坐下来，喝茶，吃苹果，与他们闲扯。

     王孝理书说他，头不昏，眼不花，身体还可；照顾他们老俩口的是:小女儿每周来三天做饭；儿媳妇每周来三天，做饭。他的老伴在一旁补充：“他呀，什么都不操心，什么都不计较，吃得香，睡得着。他听说你要来看他，非常高兴，昨天晚上高兴的和我说话到深夜1点多钟才睡。”

      王书记的爱人是宝鸡剧院的财会干部，她今年也已八十七岁，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没有抱怨，只有一种经过岁月淘洗后的平静。像一条河，流过了激流险滩，终于到了开阔平缓的地方。

      我参观了这间屋子。四十多平方米的老房子，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格局，墙面已经看不出当初的颜色，家具都是几十年前的旧物。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每一处都小得转不开身，却又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

      这就是王孝理书记住了一辈子的地方。

      他是1936年生人，周至县农家子弟，上世纪五十年代从乾县师范毕业，又在大荔师范中文专科班进修一年。1956年分到陇县中学教书，四年后调到宝鸡市搞戏剧创作，1962年参加省文化厅首届“戏剧创作本科班”，陕师大、西北大学的教授授课，他系统的接受了文艺理论，中国文学作品欣赏，编剧、导演的教育。遗憾的是，四年学业未满，便赶上“社教”运动，被召回。此后，历任宝鸡戏剧学校校长、人民剧团党组书记，最后到宝鸡市艺术创作研究室当书记。

     1995年，我们开始搭档——他管党务，我管业务。那几年，是创作研究室成果最丰硕的时期。霍秉权、王真、毛广魁、牛书强、刘金玺……一个个名字像星星一样亮起来；话剧《百元假钞》《去年的中秋节》《深山里的小子》《恶神》《家贼》，小品《张三其人》《出国》，戏曲《歪打正着》，《牛县令传奇》，电视连续剧《秦穆公》……一部部作品从这片土地上长出来，走到省城，走向全国。

       如今想来，那些成绩的光环，都照在作品创作者和我这位业务主管的身上了。而他，始终站在光环之外，默默地，稳稳地，像一座不为人知的桥。

     他说他“没有创作作品”，一生献给了文化教育、文艺组织工作。这是事实，但我总觉得这句话里有一种让我为他感到委屈的东西——他有才华，有学问、有水平、有见识，在每年一次组织全市戏剧作者的改稿会上，他结合作品，建设性的指出作品存在的问题，以及修改的路经，深得作者的敬佩。许多人认为他完全有能力写出自己的作品，可他选择了做幕后的那个人，做托举的那个人。

        而我，恰恰是他托举过的人。我连续几届是宝鸡市政协、文联委员，省青联委员、先进文艺工作者、优秀共党员，优秀拔尖人才，作品连年获奖。

      当年，我年轻气盛，书生意气，说话做事常常不知轻重。有些想法在旁人看来过于理想化，有些坚持在旁人看来是过于较真的。可王孝理书记从不泼我冷水，总是给我补台，给我完善操作程序。在组织召开全市戏剧创作工作者的会议上，他总是在我说完后，更具体细致地补充几条可操作性的做法。

     他支持我的“业务精益求精”。那些年，我们深入到各剧团看戏指导，狠抓创作质量，对每一个剧本、每一次排练都要求极高，有时近乎苛刻。有人不满，有人告状，王孝理书记只在会上轻描淡写地说一句：“业务上的事，听智奇的，我认为他说的有道理。”

      就这一句，足够了。

     更让我铭记的，是每年年终考评。我是搞业务出身，眼里只有作品好坏，嘴上只认艺术高下，考评时从不讲情面，该批评的批评，该否定的否定。有人说我“太直”“太硬”，王孝理书记却把每一份考评表都认认真真地看了，然后在会上说：“智奇的评价，我看过了，实事求是，我同意。”

      那不是简单的“同意”，那是一种担当。他知道我做的对，但对的往往得罪人。他替我挡住了那些明里暗里的风，让我能心无旁骛地继续往前走。

        这些事情，他从不提起。仿佛一切理所当然。

     我们在创作研究室共事那些年，每年都要带大家出去采风一次。

      1996年，我们去了宁夏。沙湖、影视基地、西夏王陵、清真寺、宁夏博物馆……一路欢声笑语，一路风清日朗。我记得很清楚，王孝理书记把他的老伴也带上了。老两口走在队伍后面，不紧不慢，有时低头说几句悄悄话，有时相视一笑。那是一种经过几十年岁月打磨的默契，像两块石头，磨去了棱角，恰好严丝合缝。

      在镇北堡影视基地，大家拍照、说笑，王孝理书记站在那堵著名的黄土墙下，阳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他看着远处的贺兰山，忽然轻轻说了一句：“这地方，有苍凉气。”

    我记下了这句话。后来想想，他说的何尝只是贺兰山？他说的，是这片土地上的文明，是山河岁月里的人生。

      这次我去看他，他的老伴又提起了那次宁夏之行。“坐大巴，一路上他给大家讲故事，讲了一路，嗓子都讲哑了。”她边说边笑，眼睛里闪着光，仿佛那趟旅行就发生在昨天。

      时间过得真快啊。一转眼，三十年过去了。

      1997年，王孝理书记退休。那时我还在创作研究室主持工作，他走的时候，没有惊动任何人，一个人收拾了办公室，把钥匙交到传达室，就走了。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不争，不抢，不求闻达，不慕荣华。

      在那个小小的客厅里，我看着他清瘦的面容，忽然想起一句古话：“大智若愚，大巧若拙。”

      他是通透的。人事纷争，他看得清清楚楚，却从不卷入；功名利禄，他触手可及，却从不伸手。他像一潭水，深不见底，表面却波澜不惊。世事洞明，却不以洞明自诩；善解人意，却不以善解自居。他真诚地对待每一个人，无论对方地位高低、能力大小。在名利场上，他活得像一个局外人——不是因为他不能，而是因为他不想。

      他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对自己，什么都能将就；对别人，什么都肯包容。

     他的朴素，不只是生活上的，更是精神上的。他不穿华服，不住大屋，不追求任何形式的奢侈。可他的内心，却比许多锦衣玉食的人丰盈得多。

      看着他满足自得、怡然自乐的样子，我忽然明白了他健康长寿的秘诀——不是吃什么补品，不是做什么锻炼，而是一种人生态度：天然后，遂其生。不违逆，不强求，不患得患失，不怨天尤人。像一棵树，该发芽时发芽，该开花时开花，该落叶时落叶。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这就是他。

     可是，我的心终究是不平的。

     我是创作研究室主任，那些年所有出名的作品，几乎都贴着我的标签，或者贴着作者们的标签。而王孝理书记，作为书记，作为我的搭档，他在每一部作品背后都付出了心血，在每一次成功的背后都提供了支持。可所有的聚光灯都打在前台，没有一束光愿意照亮他。

     他有名吗？没有。

     这公平吗？我觉得不公平。

       可我无能为力。历史记住的往往是那些看得见的创造者，而忘记了那些看不见的支撑者。王孝理书记就是这样一位支撑者。他支撑了我，支撑了创作研究室，支撑了宝鸡戏剧创作的那个黄金时代。

      他没有自己的作品，但他把一生献给了文化教育和文艺组织工作。他的作品，就是我们这些被他支持过、宽容过、托举过的人。

      他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我信任他，因为他从不骗我；我尊敬他，因为他值得尊敬；我贴近他，因为他让我感到温暖。

      我坐在他家的旧沙发上，阳光一寸一寸地移过来，爬上我的膝盖。王孝理书记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安安静静地，像一尊被时光雕刻过的塑像。他的老伴在一旁续茶，动作缓慢而温柔。

     这一刻，时间仿佛凝固了。

       我想起那个楼梯，那个九十岁的老人每天上下攀爬的楼梯。忽然觉得，那楼梯不仅仅是楼梯。它是人生的隐喻——陡峭，漫长，没有电梯，每一步都要靠自己。可只要心里亮堂，脚下稳当，再高的楼层，也能一级一级地走上去。

      王孝理书记走了一辈子这样的楼梯。

       他不是走不出去，而是选择不走出去。他安于这四十平方米的旧屋，安于这陡峭昏暗的楼道，安于这种在旁人看来过于清贫的生活。因为他的心足够大，大到不需要用房子来证明；他的世界足够丰富，丰富到不需要用物质来填充。

     他是一个幸福的人。

      而我，能有幸成为他的搭档、他的朋友、他的晚辈，也是幸福的。

      夕阳西下的时候，我起身告辞。他又送我到楼梯口，我坚持不让他下楼，他站在四楼的门口，朝我挥手。

     我往下走，走到三楼拐角，回头看了一眼。他还站在那里，瘦瘦的身影衬着昏暗的楼道，安安静静地站在那里。

      走出楼门，暮色四合。远处的秦岭隐隐约约，像一道沉默的脊梁。

     我忽然想起了王孝理书记说过的那句话：“这地方，有苍凉气。”

     何止是贺兰山？这人间，哪一处没有苍凉？可苍凉之中，总有一些温暖的东西在发光，像他茶几上那杯早已凉透的茶，像他站在楼道口目送我的那个身影。

     那光尽管很微弱，却能照亮一个人的路，温暖一个人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