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南京路成长起来的，上海解放那年，我家住在市中心南京西路大光明电影院附近的新昌路。
那一带是上海最繁华的地区，车水马龙，商铺林立、人流如织，处处都是都市的繁华。
1950 年 7 月，我年方17岁，被分配到当时贫困的原北站区工作，从繁华的市中心踏入这片不同的土地，眼见的尽是破败与贫困，满目疮痍的景象。
当时的北站区，是上海的贫困落后地区。两次淞沪抗日战争，尤其是1937 年 “八一三”事变，日军对闸北狂轰滥炸，百日之间，数十年建设成果化为一片焦土，超过 95% 的建筑被毁，工厂、 商铺、民居成为废墟，沦为上海最贫困的区域之一。
我到北站区时，全区只有一栋三十年代早期建成，位于浙江北路118号，设施完善的楼房。区级机关连办公楼都找不到，中共区委机关和工、青、妇机关在虹口区横浜路的一栋两层楼房办公，集体宿舍在虹口区天通庵车站附近，日本人留下的一栋房里：区政府借用华侨的私房办公。全区连公交车都没有，下基层,出门办事，靠的是两条腿走路。
当时，工业十分落后，都是私营小厂，设备老旧。不少工厂只有十几个人，三十人以上的就算是大厂，我记忆中最大的工厂只有一家，是三百多人的裕兴布厂，是全区重点工厂。工厂有不少团员，我在团区委工作,常去该厂。
战后，无数失去家园、流离失所的难民从各地涌入，他们无家可归、身无长物，在这片废墟上落脚求生。他们用最廉价、最简陋的材料搭建了低矮的棚居作为栖身之所，连成片就成为棚户区。棚户区里最简陋、最惨的居所便是当地人俗称的“滚地龙”。人们找来几根纤细的竹片，弯成半圆形的骨架，两端深深插进泥土里，再盖上破旧的芦席、烂麻包、碎铁皮，就算是有了屋顶和墙壁，一头用杂物胡乱堵住，另一头挂块破布、草帘当作门，搭建成一间“滚地龙”。“滚地龙”高度不过成人胸口，进出都要低头弯腰，甚至要匍匐爬行，常一年四季不见阳光，夏天热,冬天冷,内部空间狭小，只能放下一张地铺，一家五六口人挤在里面是常态。
全区有许多棚户区，这些棚户区，密密麻麻分布着成千上万间这样的”滚地龙”和低矮棚户，没有规划、杂乱无章。这里缺少公共设施，没有自来水，居民们只能靠附近为数不多的公用给水站挑水；没有下水道，生活污水、雨水肆意横流，在街巷里汇成臭水沟，蚊虫滋生、恶臭扑鼻；没有正规的厕所，卫生条件恶劣；电力设施更是无从谈起，夜晚只能靠着煤油灯微弱的光亮照明。道路是坑坑洼洼的泥土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稍有风吹草动，尘土飞扬；遇到刮风下雨，滚地龙根本无法遮风挡雨，漏雨、坍塌是常有的事，居民们整日活在困顿与不安之中。彼时的蕃瓜弄，就是最典型的.“滚地龙”聚集地，上万人口挤在这片狭小的区域，过着食不果腹、居无定所的艰难日子，“蕃瓜弄似阴沟洞，走路三步一鞠躬”，便是当时真实的写照。
所幸，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心系百姓疾苦，开启了轰轰烈烈的棚户区改造工程。曾经破败不堪、贫困落后的北站区（后并入闸北区），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巨变。“滚地龙”和棚户区，被逐一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整齐划一、宽敞明亮的居民楼房。泥泞的土路变成了平坦宽阔的柏油马路，水电煤、排污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公园、学校、医院、商场等公共配套逐步完善，曾经臭气熏天的臭水沟，变成了干净整洁的景观河道；曾经杂乱无章的废墟之地，变成了宜居宜业的城区。
这片曾经的贫困区域早已改变了旧日的破败，高楼拔地而起，交通四通八达，街道整洁有序，时代的变迁,帶来焕然一新的城市面貌、温馨舒适的生活氛围。
那些藏在岁月里的记忆，成为我心中永不磨灭的上海闸北记忆。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