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道街

 

张越隆

 

我是被窗外的声音叫醒的。

 

不是闹钟。是卷帘门推上去时那一串哗啦啦的响动，是竹扫帚一下一下摩擦水泥地的声音，是炸面窝的筷子从油锅里捞起来时“滋啦”那一响。粮道街的早晨从来不等人的，五点半不到，熊太婆水饺馆的灯就亮了。那股子骨头汤的香气很怪，顺着巷口拐几个弯，偏偏能飘到我床跟前，比什么闹钟都灵。

 

我在这条街上住了二十多年。从幼儿园，到小学，再到中学，脚底板子没怎么迈出过这片。小时候不懂什么叫故乡，只觉得这条街窄，挤，两边房子灰扑扑的，抬头看全是电线。夏天热得水泥地发烫，穿凉鞋都嫌烫脚，恨不得踮着脚尖走路；冬天冷得卖糊汤粉的婆婆把手缩进袖笼里，嘴里哈出的白气，和锅里冒上来的白气混成一团，分不清哪口是她的，哪口是锅的。

 

可偏偏是这条街，你走多远都忘不掉。

 

粮道街口有个修鞋的爹爹，从我记事起他就在那儿。一个木头箱子，漆都磨没了，露着木头的本来颜色；一架手摇补鞋机，摇把磨得锃亮；几把小榔头，一把锥子，几团线，摆了几十年。小时候放学路过，总看见他低着头，膝盖上垫块帆布，一锥一锥地纳鞋底。旁边放个搪瓷缸子，泡着酽茶，茶垢厚得洗不掉，他也不洗，就那么喝。前几年街面改造，大家都以为他要走了。结果工程队的人把那棵梧桐树底下的地坪整了整，把他那摊子挪了个位置，挪到树荫更深的地方。他还是在，低着头，修鞋，不说话。

 

去年秋天我回去，路过时停下看了他一眼。他抬头，眯着眼看我半天，把老花镜摘下来擦了擦，又戴上，说：“你小时候穿那双皮鞋，还是我补的。你妈抱你来的，你坐那小板凳上，动来动去，我一锥子差点扎着你。”我说是。那时候我大概四岁。他又低下头去，拿小榔头当当当地敲。那双鞋早就不在了，他还在这儿。

 

粮道街的人，好像都活得挺认真，又挺随意。开店的想多挣几个钱，但不耽误他们过自己的日子。棋盘街口原先有个剃头铺子，老师傅姓刘，剃了一辈子头。我小时候剃头都是他，坐在那把皮都磨光了的椅子上，听他收音机里的汉剧。他剃头不讲话，专注得很，剪刀在头顶沙沙响，碎头发掉在围布上，掉在地上。他老婆在旁边扫地，一边扫一边骂他剃得太慢，耽误人家孩子回家写作业。他不吭声，等骂完了，慢悠悠说一句：“你懂什么，头是随便剃的？”

 

后来铺子关了，改成卖热干面的。刘师傅搬回楼上住，每天早上下来吃碗面，跟新老板聊几句天，然后背着手，慢慢走回去。有时候走到巷口，站那儿看一会儿街上的车，看一会儿，又慢慢走回去。

 

我有时候想，这条街到底有什么好呢？房子老，路窄，人多，吵。卖菜的、卖鱼的、卖早点的，从早吵到晚；炸面窝的油锅滋滋响，卖肉的刀剁在案板上砰砰响，收破烂的骑着三轮车一路喊过去，嗓子都喊劈了。

 

可我又一想，那些老房子，哪一栋没有故事？文华书院那栋楼，恽代英读过书的地方，墙是青砖的，窗户窄长，从外面看进去黑洞洞的。可你站那儿多看一会儿，就忍不住想，一百年前，那个年轻人是不是也站在这扇窗户后面，往外看过？看什么呢？看街上的行人，看远处龟山蛇山的轮廓，还是看他自己看不清的前路？

 

武汉中学那栋楼，董必武办起来的，现在还在用。每天早上七点多，学生穿着校服，背着书包，从四面八方涌进来。我跟他们擦肩而过的时候，有时候会愣一下。他们不知道这栋楼有多老，不知道这扇门进进出出过多少人。可那又怎么样呢？他们照样读书，照样长大，照样有一天会走出去，然后有一天，可能也会像我一样，走回来。

 

胭脂路口那个伍亿丰杂货店，墙是老墙，砖是老砖，上面爬着些藤，四季常青。我外婆说，她小时候就在这里打酱油，拿个瓶子去，伙计用竹端子舀，漏斗灌进去。现在不打酱油了，可墙还在。藤还在。每年春天发新芽，夏天绿得发亮，秋天叶子变红，冬天落了，第二年又发。

 

前几年街上开了几家书店，小小的，挤在奶茶店和烧烤摊中间。有一家叫“白夜”，老板是个三十来岁的男的，戴眼镜，话不多。我进去过，里面卖的大多是文学书，还有几排旧书，大概是收来的。他说他不是武汉人，在粮道街租了房子住，就想开个书店。“这条街有意思，”他说，“老的没拆完，新的又长出来，两样东西挤在一起，挤着挤着，就不分了。”

 

我买了本书，走出来，站在街边看了会儿。对面是那家老字号刻字社，玻璃柜里摆着各式各样的章子，印泥红红的。刻字的老头姓陈，干了五十多年，手抖，可刻出来的字还是工工整整。他的手抖是天生的，年轻时候就抖，抖了一辈子，也刻了一辈子。他说手抖有手抖的好处，刻出来的字不呆板，有活气。他的店隔壁，是一家卖网红奶茶的，门口排着队，年轻人举着手机拍照。

 

陈师傅不看他们，只管刻他的字。手抖着，一刀一刀，慢慢地刻。

 

去年秋天我回去，在街口碰见住我隔壁的李婆婆。她拎着一袋菜，慢悠悠地走，看见我就笑了：“回来啦？”我说回来了。她说：“好，好，回来就好。”说完继续走她的路。我站在那儿，看着她走远。她走得很慢，走几步停一下，歇口气，再走。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一直拖到修鞋爹爹的摊子跟前。爹爹还在那儿，低着头，当当当地敲。

 

那天晚上我没走，在街边找了家烧烤摊坐下。老板是个年轻人，我不认识。可他对面坐着的那个剥蒜的婆婆，我认得——她以前在街口卖糊汤粉，卖了三四十年。那个摊子就支在她家门口，几张矮桌子，几条小板凳，糊汤粉里放虾皮、紫菜、榨菜，她自己炸的油条，切成段，泡在汤里。那时候每天早上都有人排队，端着碗蹲在路边吃，呼噜呼噜，满头大汗。

 

后来她老了，搬不动锅了，就把摊子收了。现在帮她儿子剥蒜，儿子烤烧烤，她剥蒜。她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说：“你还没走啊？”我说没走，坐一会儿。她点点头，继续剥蒜。炭火的光映在她脸上，一闪一闪的。我看着她那双泡在水里剥蒜的手，想起以前她端糊汤粉的手，也是这双手。

 

那天晚上粮道街很热闹。卖铁板鱿鱼的摊前排着队，卖桂花糊的小推车被围得水泄不通，路灯底下有人举着手机拍照，说是外地来的游客。我从他们中间穿过去，走到街尾，再回头，整条街灯火通明。霓虹灯一闪一闪的，招牌五颜六色，年轻人的笑声从奶茶店门口传出来。

 

可我看见的，还是那个修鞋的爹爹，低着头，当当当地敲；还是那个刻字的陈师傅，手抖着，一刀一刀地刻；还是那堵爬着藤的老墙，叶子在风里轻轻动；还是那栋一百年的老楼，窗户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可你知道，它在那儿。

 

他们在那儿，在这片灯火底下，一声不响地，守着这条街。

 

这条放在武汉市几万条街里面都不显眼的小街。他们这些极其普通的人，和这条街的古树、青藤、地面、青石板、店铺融为一体，仿佛分不清谁是谁，却又谁也离不开谁。

 

我也是，走了多远，都走不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