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踏春桃花沟
——乙巳暮春重游奥森桃花沟追怀
张兴源
北京今年的春天来得格外迟缓，仿佛一位迟暮的美人，迟迟不肯掀起她冷峻的面纱。三月将尽，天气才渐渐转暖，几场沙尘过后，天空终于露出难得的湛蓝。我本无心赏花，然而桃花沟的桃花年年盛放，仿佛在提醒着每一个北京人和来到北京的中外旅人：春天毕竟还是来了。于是，在一个风清日暖的上午，我独自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北园的桃花沟。
一
桃花沟坐落于奥森北园的西北隅，本是北京中轴线上一片不起眼的沟谷地带。沟谷蜿蜒起伏，两岸遍植桃树，三月底四月初，漫山遍野的桃花竞相绽放，粉白相间，蔚为壮观。从北园西门入园，沿着主干道前行，路旁已有零星的桃树，枝头上花苞累累，有些性子急的已然绽开笑靥。行至桃花沟深处，方知何谓“千树万树桃花开”——桃花沟的桃花，不是一两株或三五株的孤芳自赏，而是成千上万株的集体狂欢。那层层叠叠的粉白，如云似霞，铺天盖地，从沟谷的底部一直蔓延到坡顶，仿佛造物主打翻了调色盘，将粉色的颜料尽数倾倒在这片山谷之中。
我沿着蜿蜒的赏花小径缓步前行。小径由木栈道铺就，踩上去发出笃笃的声响，在寂静的山谷中显得格外清脆。栈道两侧，桃枝低垂，花瓣纷繁，几乎触手可及。桃花的花瓣薄如蝉翼，粉中透白，白中泛粉，阳光下呈现出近乎透明的质感。微风拂过，花瓣轻轻摇曳，偶尔有几瓣飘落，打着旋儿坠入沟底的溪水中，随波逐流而去。溪水清浅，倒映着两岸的桃花，水中的花瓣与水上的桃花相映成趣，真可谓“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沟谷中有几处开阔地带，可以俯瞰整片桃花林。我站在高处，极目远眺，但见桃花铺满山谷，如同粉色的海洋，一直延伸到远方的天际线。北京城的高楼大厦在远处隐约可见，与眼前这片粉色的花海形成奇异的对照——一边是钢筋水泥的现代文明，一边是柔美自然的春日景致，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在此交汇，令人恍如隔世。
古人写桃花，多寄寓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命运的喟叹。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描绘了一个与世隔绝的理想世界，“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成为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的精神乌托邦。唐代诗人崔护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更是将桃花与人间情缘紧紧联系在一起，桃花落尽，佳人已去，只留下无尽的惆怅与怀念。桃花易逝，花期短暂，正如人间好景难留，良辰易逝。眼前的桃花开得正盛，然而我知道，不出十天半月，这些绚烂的花朵便将纷纷凋落，化作春泥，归于尘土。这或许正是桃花最动人心魄之处——因为短暂，所以珍贵；因为易逝，所以美丽。
然而此刻，望着眼前这片绵延无尽的桃花之海，我心中涌起的，却并非伤春悲秋的感怀，而是对三十年前那个春天的一往情深般的追忆。
二
三十年前，也就是1995年的春天，我与我鲁迅文学院第二届“文艺学·文学创作”专业硕士研究生班的所有同窗们，也曾在一个桃花盛开的季节，踏春赏花。只是那时的桃花沟，是否在北京的远郊？我不记得了。我们的班主任何镇邦先生提议，趁着春暖花开，全班一同外出踏青赏花，同学们欢欣鼓舞，纷纷响应。于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我们这群来自五湖四海、年龄参差的文学青年，在何先生的带领下，踏上了前往北京某处桃花沟的旅程。
那时的北京，与今日相比，仿佛是两个世界。没有地铁八号线，没有奥森公园，连“桃花沟”这个地名，似乎也并非今日这个奥森桃花沟。三十年前的那条桃花沟，究竟在何处？时至今日，我已无法确知。它或许早已淹没在北京城市化进程之中，或许只是我们记忆中一个模糊的地标。但那条沟的名字、那片桃花的颜色、那些人的音容笑貌，却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何镇邦先生，我们敬爱的班主任何先生，一位满腹经纶的文学批评家，为人谦和温厚，治学严谨，又不乏幽默风趣。他早年就读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师从朱东润、蒋天枢、蒋孔阳等名家，一生致力于文学批评与教育事业。他是我们这届研究生班的总导师之一，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的童庆炳先生一起，共同主持这个班的学术与教学工作。那日踏春，何先生兴致颇高，与同学们谈笑风生，全然没有平日的严肃模样。他指着漫山遍野的桃花，随口吟诵起唐诗宋词来，那洪亮的声音在桃花谷中回荡，与花香融为一体。
班长张鸿疆，一个干练而富有责任心的中年人，一路上跑前跑后，组织大家乘车、集合、拍照，忙得不亦乐乎。柳建伟，那位后来以《北方城郭》《突出重围》《英雄时代》震撼文坛、最终荣膺茅盾文学奖的作家，那时已是同窗中创作成绩最为突出者之一，他沉默寡言，文思敏捷，常常在交谈中冒出一些奇崛的想法。可以说，鲁院第二届研究生班每一个名字背后，都藏着一个独特而丰富的生命个体；每一个人，都是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
同学中，除过柳建伟，另有何建明，他很少听课，鲁院毕业后不久，他的报告文学就横扫了半个中国文坛，什么《南京大屠杀全纪实》《国家行动》《忠诚与背叛》《根本利益》《落汨是金》《中国高考报告》《共和国告急》等五十余部，可说他就是中国报告文学的“国家队主力”之一；有被誉为西部散文、西部小说代表作家之一的马步升，来自甘肃合水，毕业后曾任甘肃省作家协会主席；有女作家曾英（曾明了），来自四川成都，曾在新疆插队务农八年，后来成为北京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有河北深泽的陈丽伟，后来成为天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有黑龙江肇源的徐景辉，笔名荒村，创作了《苍茫大地》等长篇小说；有湖北宜昌的吕志青，后来成为湖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有四川北川的母碧芳，后来成为中国新都市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部队作家高军，鲁院毕业后，主要转向电视剧写作，有《红十字方队》《外交风云》《彭德怀元帅》《陕北汉子》等；高领，内蒙古作家，他有一部电视剧，不记得什么名字了，在当时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徐明涛是我们这个班最狂热的“王蒙追星族”，为了深入了解王蒙在新疆的创作，他曾自费专程去了趟新疆，跑遍了王蒙在新疆生活过的许多地方，他有一本散文集，书名就叫《王蒙山》，让我这个陕西的“王蒙追星族”也望尘莫及了；曹谦的中篇小说《闯特区的女人》被收进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都市文学卷”当中，是一位接近“一线”的作家了；章珺当年就曾赠予大家一部长篇小说，但毕业之后，似乎没什么消息了；迟慧是黑龙江作协的专业诗人，我曾为她的诗集写过一篇评论，她后来的情况，也成了我所关注而不得者之一了；贾哲宇是我们这个班男生中的“颜值担当”，瘦高挑个儿，一派不修边幅的落拓文人气质，这个班如果没有贾哲宇，仿佛就不成其为“文艺学·文学创作专业”硕士研究生班了；钱宏，江西省出版社编辑，主编了一套大型学者丛书，我曾以他为引子，准备写一首关于鲁迅文学院的长诗，诗名就叫《鲁迅文学院》，但只写了关于“钱宏的喷嚏”一节，便因来人打断，没有下文了；钟兴林，来自山东胜利油田的工人作家，因为写作，熬坏了一双眼睛，就在我们快要毕业的那阵子，他还在医院奔走；张大公，我调进延安日报社以后，他曾专程来延安看我，那时我还住在市场沟20号楼，他走的时候带走了我的许多书，可他或许已经忘记了，我自己也是爱书如命的人；傅建文，湖南人，当年跟我同住于鲁迅文学院314房间，与我交流时，他尽量说着“普通话”，一旦他的湖南老乡来访，他俩便说起了令我完全不知所云的湖南话，仿佛外语似的叫人抓狂；蔡若秋，在我们刚刚入学时间不长，他曾与我一起去过一次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当《世界文学》杂志执行主编高兴得知我便是张兴源时，说“您寄给我们的那篇谈外国诗歌的文章，因为那个栏目已经停刊，所以……”，这件事情让蔡若秋大为震惊，“没想到你人刚到北京，就有这么高层次的熟人了”；许明扬，一个风度翩翩的部队作家，他曾代我买过一件羽绒大衣，我特别地珍惜，穿了好多年，好像那件大衣就是明扬兄送给我似的；于守山，北京人，1995年秋，他曾打电话到我妻子单位，通知我参加鲁迅文学院的研究生毕业考试；冯捷，陕西西安人，是我至今唯一一位可以联系到的鲁院同学，她过去以写报告文学、小说为主，最近这些年，她的笔触伸向了艺术（绘画、书法、建筑等）评论，让我这个外行看的一愣一愣的……四十七位同学，四十七个来自全国各地、怀揣着文学梦想的热血青年。
那时的我们，大多已在各自的文学领域小有建树（我的长诗《献给青年》已是“一朝成名天下知”了），却不约而同地选择来到北京，来到鲁迅文学院，在何镇邦、童庆炳等名师的指导下，系统学习文艺学理论与文学创作。两年的时光，转瞬即逝。我们在一起听课、讨论、写作、争吵、欢笑、叹息……北京鲁迅文学院那座幽静的小楼（时在北京朝阳区八里庄，后迁至朝阳区文学馆路），见证了我们生命中一段最为纯粹、最为宝贵、最为神圣的时光。1995年的春天，正是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学期，离别的阴影隐隐约约地笼罩在每个人心头，而那次踏春赏花，便成了我们彼此之间最后一场酣畅淋漓的相聚。
那日的桃花，开得何等绚烂啊！我至今仍记得，沟谷两侧的桃树，密密麻麻，花开如雪，远远望去，仿佛给整条山谷披上了一件巨型的粉色锦袍。阳光透过花枝洒下斑驳的光影，在地上绘出变幻莫测的图案。同学们三三两两，在花海中穿行，有的驻足赏花，有的相互拍照，有的席地而坐，畅谈文学与人生。何先生坐在一棵老桃树下，身旁围着几位同学，听他讲述复旦求学的往事，讲述他与刘震云、莫言等第一届研究生班同学们交往的趣闻。
我独自一人，沿着沟谷缓缓前行，走到一处僻静的角落，坐在一块青石上。四野无人，唯有桃花的芬芳将我层层包围。那一刻，我心中既充溢着对过去两年鲁院生活的无限留恋，又涌动着对未来创作生涯的无限憧憬。我想起入学之初，第一次踏进鲁迅文学院大门时的那种激动与忐忑；想起童庆炳先生在课堂上讲授创作美学时，那充满激情的声音仿佛能将整个教室点燃；想起何西来先生、高莽先生、李德伦先生、周正先生、郑小瑛教授、汪曾祺先生、邓友梅先生、王蒙先生（那节课我没赶上）、李国文先生、钱理群先生、田本相先生、吴福辉先生、张炯先生、雷达先生、张韧先生、张捷先生、陶东风先生、林永福教授、孙津博士……；想起深夜里宿舍的灯光下，我们几个同窗彻夜长谈，从福克纳到马尔克斯，从《红楼梦》到卡夫卡，从文学的使命到文人的命运……那些日子，那些话语，那些意气风发、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岁月，仿佛就在昨天，又仿佛已经遥远得无法触及。
我随手拾起一瓣飘落的桃花，轻轻夹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里。那本笔记本里，密密麻麻地记满了何镇邦先生、童庆炳先生以及其他诸位学者教授们课堂上的讲授要点，也写满了我对文学的思考与创作的尝试。那片桃花瓣，后来随我回到延安，夹在一本书中，陪伴我度过了许多个写作的夜晚。只可惜，多年以后我多次搬家，那本书连同那片留下我指纹和记忆的桃花瓣，竟不知遗落在何处了。
三
那日踏春归来，同学们都有些依依不舍。夜幕降临，鲁迅文学院的教室里，我们围坐在一起，谈论着白天的桃花，谈论着即将到来的毕业。何先生坐在前排，眼中闪烁着异样的光芒，他说了一句我至今难以忘怀的话：“你们这批同学，是中国文学的希望。毕业后，天各一方，但文学的根，会把你们紧紧地连在一起。”
那番话，如同一颗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毕业后，我们真的天各一方了——柳建伟回到部队，后来写了《突出重围》《英雄时代》，以雄浑的笔力记录时代风云；何建明写下了《南京大屠杀全纪实》《根本利益》《落汨是金》《中国高考报告》《共和国告急》等五十余部，以他的敏锐观察和精准表达，为时代画出了严正的肖像；马步升扎根甘肃，以西部特有的苍凉与厚重，书写着那片黄土地上的悲欢离合；曾明了回到北京，继续着她的都市文学创作；陈丽伟在天津的报社担任副刊主编，以笔耕不辍的姿态延续着文学的热情；徐景辉回到黑龙江，潜心创作了多部长篇小说；吕志青回到湖北，在《三峡文学》杂志社默默耕耘；冯捷创作了多部重要作品，后由兰州军区转业回到西安，成为我直接的笔友这一；母碧芳回到四川，后来成为沙汀文学艺术院的常务副院长，致力于文学事业的组织与推广……而我，回到了延安，那片生我养我的黄土地，在陕北的山川沟壑间，继续着我的文学跋涉。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当年那些意气风发的文学青年，如今大多已经两鬓斑白，有的功成名就，有的默默耕耘，有的或许已然离我们而去。当年的班长张鸿疆，毕业后便渐渐失去了联系；牟洁、王根贤、马京生、黄少云、万剑声、焦乃芳、刘晓斌、孙平、梁洁茹、王丽、郭晓力、黄嘉宾、黄以明、刘爱姝、袁丽馥、李玉成、徐桂芝、高伟、毛眉、李志伟、蒋蓝黛、魏碧海（著名作家和学者叶炜先生写鲁迅文学院的专著《作家何以养成》，其中完整地记录了鲁迅文学院第一届和第二届“文艺学·文学创作专业”硕士研究生班全体同学名录，我由此得以补齐已经沉睡记忆中许多年、仅靠回忆完全记不起来的这些名字）……这些名字，有的已在文坛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有的却如同那年春天飘落的桃花瓣，消逝在岁月的长河之中，再也寻不见踪迹。
然而，那沟桃林，那片桃花，那个春天，那场踏青，却如同一枚印章，深深地烙在每个人的记忆深处。不论我们后来走到哪里，不论我们取得了怎样的成就或遭遇了怎样的挫折，1995年春天的那个日子，那群在桃花丛中穿行的年轻人，那位坐在桃树下谈笑风生的老人，都将成为我们生命中永恒的风景。
四
三十年后的今天，我站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北园的桃花沟中，眼前的桃花开得正盛，比记忆中那年春天的桃花似乎更为繁茂。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当年的那条桃花沟，与今日这条桃花沟，并非同一处所在。三十年前的那条沟，或许已经不在，或许已面目全非。然而，桃花易谢，精魂不灭。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一代又一代的文学人，在不同的桃花沟中，找寻着相同的感动与慰藉。
我又想起了何镇邦先生，想起了童庆炳先生。两位恩师，都已先后离我们而去。童先生于2015年6月14日，在爬山时突发心脏病去世；何先生亦在前些年驾鹤西归。他们为中国文学教育事业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与学者。可以说，没有他们的提携与教诲，就不会有我们今天在文坛上取得的任何成就。如今，我们这批学生中，有的已是茅盾文学奖得主，有的已是各省作协的骨干，有的还在默默耕耘，但不论身处何位，大家都不曾忘记何先生的那句话——“文学的根，会把你们紧紧地连在一起。”
是的，文学的根，把我们紧紧地连在一起。无论走到哪里，无论经历什么，文学始终是我们共同的信仰与归宿。三十年前，我们因为文学走到一起；三十年后，我们依然因为文学而相互牵挂。虽然天各一方，鲜有联系，但每当读到同窗们的新作，每当在新闻中看到他们的名字，心中总会涌起一阵温暖与骄傲。那些名字，那些面孔，那些年轻时的梦想与誓言，都化作了一行行文字，镌刻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史册之中。
桃花沟中，游人如织。有年轻的恋人依偎在桃树下拍照，有白发的老人在花丛中散步，有孩子们在栈道上奔跑嬉戏，他们的笑声清脆如铃，与花香一起在沟谷中回荡。我想，三十年前的那群年轻人，何尝不是如此？只是时光无情，青春易逝，当年的我们，如今也已两鬓如霜，成了别人眼中的“老人”。然而，我并无伤感之意。正如这桃花，年年谢了又开，开了又谢，从不曾因为生命的短暂而放弃绽放。我们这些文学人，不也是如此么？一代人老去，又一代人成长，但文学的火种，却代代相传，永不熄灭。
我在桃花沟中盘桓良久，直到日影西斜，游人渐渐散去，才依依不舍地踏上归程。临走前，我俯身拾起一瓣飘落的桃花，轻轻夹入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中。这本笔记本，不再是当年那个写满课堂笔记的本子，但那份对文学的敬畏与热爱，却与三十年前别无二致。
五
归途中，我登上地铁八号线。车厢里人流如织，人们神色匆匆，各自奔向各自的去处。我坐在靠窗的位置，望着窗外飞速后退的街景，思绪万千。
三十年前，我们这群文学青年，在北京鲁迅文学院的教室里，在何镇邦先生和童庆炳先生的课堂上，在那些不眠之夜的卧谈中，曾无数次地讨论过中国文学的未来。那时的我们，年轻气盛，激情澎湃，仿佛整个中国文坛都在等待着我们去征服。如今，三十年过去了，回头再看，当年的许多豪言壮语已然随风而逝，但那份对文学的赤诚，却从未改变。
柳建伟后来成了茅盾文学奖得主，他的“时代三部曲”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马步升被评论界誉为西部散文、西部小说的代表作家，他的作品入选过数十种选本；曾明了获得过《小说月报》百花奖，部分作品被译为多种文字在海外出版；陈丽伟后来担任了天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主编《滨海时报》“望海潮”副刊；徐景辉出版了多部长篇小说，累计发表作品五百余万字；吕志青的作品屡见于《收获》《人民文学》等顶级文学期刊；母碧芳的长篇小说《惑之年》获文化部建国五十周年献礼优秀作品奖……这些成就，既是他们个人努力的成果，也是何镇邦先生、童庆炳先生当年辛勤培育的结晶。
而我，在延安这片黄土地上，三十年如一日，坚守着文学的阵地。陕北的山川河流、风土人情，成了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虽然未能像某些同窗那样名满天下，但我从未后悔过当年的选择。文学的意义，从来不在于功名利禄，而在于它能否触及人心、启迪思想、传承文明。只要有一个读者因为我的文字而受到感动或启发，我的创作便有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桃花沟的桃花，明年还会再开。三十年前的那些人与事，却再也回不去了。然而，那又怎样呢？正如桃花虽然凋零，却孕育着明年的绽放；青春虽然逝去，却在记忆中获得了永生。那片粉色的花海，那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那位慈祥而睿智的老人，那个名叫“桃花沟”的地方，都将永远活在我的文字中，活在我们的生命里。
注：本文成稿后一年多，我偶然看到上海作家、学者、文学博士叶炜所著《作家何以养成》一书，此书主要研究的是“创意写作中国化的实践研究”，书中对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合办的全国总共两届“文艺学·文学创作”硕士研究生班都有详细记载，并附有这两个班的全部学员名单，使这两届学员（包括我本人）都堂堂正正地入了“国史”。这也同时替我解决了写这篇散文缺少许多“证据”的问题。衷心感谢叶炜先生！祝您安好！
2025年4月8日初稿，2026年4月21日改定于延安市十二万卷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