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说·老岭(六)
作者:沈巩利

金里湾的人不知道啥叫大骨节病。他们管那叫“老岭腿”。
得了老岭腿的人,手指头短一截,关节粗得像核桃,走路一瘸一拐的,膝盖往外撇。上了年纪的人差不多都这样,没人觉得稀奇。孩子们的手伸出来也是短短的,指头弯不下去,握铅笔都费劲。佐习教了这几年书,发现一个怪事——每年都有几个娃子写着写着笔就掉了,不是不想握,是手使不上劲。
他一直以为是娃子们营养不良。
那年开春,县里来了通知,说是全省搞地方病普查,金里湾被划进了重点区域。来的是县防疫站的老刘,四十多岁,走山路喘得跟拉风箱似的。他背着一个大箱子,里头装满了试管、棉签、登记表,在金里湾住了三天,挨家挨户地看,看完所有人的手、胳膊、腿,又挨个儿量身高、称体重,还抽了血。
老刘走的时候脸色不好看。他跟树群说:“老支书,你们村这个病,得报上去。”
树群问:“啥病?”
“大骨节病。土壤里头缺硒,水里头也有问题。这病从娃娃就得上了,越早越重。耽误了就是一辈子。”
树群没听懂啥叫硒,但“一辈子”三个字他听懂了。他把老刘送到山口,回来就蹲在祠堂门槛上抽了一下午的烟。阿紫路过,看见他那个样子,心里一紧,走过去蹲下来问:“爹,咋了?”
树群把事情说了。阿紫到底是上过大学的,知道大骨节病是啥。她回屋翻出大学时的教材,查了半晚上,越查心越沉。第二天一早,她就去找佐习,两口子把金里湾的情况和书上写的对照了一遍,一条一条对下来,冷汗出了一脊背。
佐习说:“这病能防不?”
阿紫说:“能。改善水质,改饮食习惯,补硒。关键是水。”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金里湾喝的是山泉水,从后山石缝里渗出来的,祖祖辈辈喝了多少年,都觉得这水甜、干净,是老天爷赏的好东西。谁能想到毛病就出在这水上?
县里的报告递上去,批下来一笔钱,不多,但够打一口深井。打井的消息传开,金里湾炸了锅。
老一辈人想不通。六叔公拄着拐杖站在祠堂门口,气得胡子直抖:“祖祖辈辈喝山泉水都没事,咋就你们这代人金贵了?那井水硬,喝了拉肚子,你们不懂?”
树群不好跟长辈顶嘴,站在一旁干着急。佐习更不会吵架,他这人嘴笨,明明心里有道理,一急就说不出话来。最后还是阿紫站了出来。她没跟六叔公吵,端了一碗山泉水,又端了一碗从邻村井里打来的水,两碗并排放在六叔公面前。
“六叔公,您看看,这两碗水有啥不一样?”
六叔公眯着眼看了半天,说:“差不多。”
阿紫又说:“您再看看。”
旁边的人凑过来看,有人说左边的清一点,有人说右边的亮一点。阿紫说:“光用眼睛看,看不出来。得用仪器测。县里来的刘同志带了仪器,测出来咱们这山泉水里头缺一样东西,叫硒。人的骨头、关节缺了硒,就跟盖房子缺了水泥一样,要垮的。”
六叔公不懂啥叫硒,也不懂啥叫仪器,但他听懂了“垮”。他的膝盖垮了一辈子,走路咯吱咯吱响,阴天下雨疼得睡不着。他看着自己那双手——指头短得像半截筷子,关节肿得发亮——忽然不说话了,拄着拐杖转过身,慢慢走了。
打井的事就这么定了。
打井队在春耕前进了山。金里湾从来没打过深井,以前吃水都是拿竹管从山涧里引下来,雨天浑,旱天断。打井的师傅说,这地方地质硬,得往下打八十米才能打到好水层。机器轰隆隆响了一天,村里人都跑来看热闹,孩子们趴在旁边看,被佐习一个一个拽回来,怕出危险。
井打了半个月。出水那天,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来了。第一股水从管子里喷出来的时候,没人敢喝。阿紫走上前去,用瓢接了半瓢,仰头喝了一大口,抿了抿嘴,笑了:“甜的。”
孩子们这才一哄而上,抢着接水喝。佐习站在旁边,看着阿紫头发上溅的水珠子在太阳底下发亮,忽然想起她第一次在河边拽住他袖子的那个雨天。他觉得这个女人比他还像金里湾的人。他是在金里湾长大的,可她比他还爱这个地方。
井打好了,水的问题暂时解决了。但阿紫知道,光靠一口井治不了根。大骨节病不是一天得的,也不是一天能防住的。得让金里湾的人知道这病是咋回事,得让大人小孩都养成好习惯——喝开水,不喝生水;吃加碘的盐,多吃杂粮;手要洗干净,菜要煮熟了吃。
阿紫跟佐习商量:“咱俩周末给学生补课,能不能也顺便给村里人讲讲这些?”
佐习说:“怎么讲?你写个告示贴祠堂门口?”
阿紫想了想,摇了摇头:“写告示没用,大部分老人不识字。得当面讲,用他们听得懂的话讲。”
佐习看着她,忽然笑了。他很少笑,笑起来嘴角歪歪的,有点傻气。他说:“你是大学生,你来讲。我给你搬凳子倒水。”
第一个周末,没有人来。
阿紫在学校门口摆了条凳,烧了一壶开水,泡了一大缸子茶,等了半天,门口一个人影都没有。金里湾的人在地里忙了一周,周末要么收拾菜园子,要么去山上采点山货,没人有空来听什么卫生课。
阿紫没泄气。第二个周末,她把条凳搬到了祠堂门口,那是村里人最多的地方。老人们在祠堂门口下棋、晒太阳、抽旱烟,看见阿紫搬凳子过来,都笑眯眯地打招呼,但一听说要讲课,一个个都摆着手说要回去喂猪。
阿紫忽然站起来,扯开嗓子喊了一声:“六叔公,您那膝盖还疼不?”
六叔公正要溜,被这一嗓子喊住了。他转过身,一脸尴尬:“疼……疼啊。”
“您过来坐,我告诉您一个法子,能让您少疼些。”
六叔公犹豫了一下,拄着拐杖慢慢走过来了。其他人一看六叔公去了,也不好意思走,三三两两凑过来,祠堂门口渐渐围了一圈。
阿紫就这么开讲了。她不讲大道理,不打官腔,全是金里湾人听得懂的话。她不说什么“补硒”,她说:“多吃苞谷、多吃黄豆、多吃核桃,这些东西里头有一样东西,专门管关节的。”她不说什么“水源性致病因素”,她说:“井打好了,水烧开了再喝,别图省事喝凉的。凉水喝下去,肚子里的虫高兴了,你就不高兴了。”
讲到手上的卫生,阿紫把孩子们叫过来,让他们把手伸出来给大家看。山里娃子的手黑乎乎的,指甲缝里全是泥。阿紫打来一盆水,拿肥皂一个一个给他们洗,洗完了把手举起来:“你们看看,洗干净了是不是不一样?”孩子们的手在太阳底下白白净净的,大人们看了,嘴上不说,心里记着了。
佐习就站在一旁,真的只管搬凳子、倒水、烧水。有时候阿紫讲得口干,他就把茶缸子递过去;有时候讲到关节变形的原理,阿紫需要在黑板上画图,他就帮她把黑板扛过来架在祠堂的墙上。两个人配合得跟一个人似的,村里人看了,都说这两口子像一把剪刀的两片刃,分不开。
六叔公连着来了三个周末,第四周没来。阿紫以为他不来了,正准备开讲,远远看见六叔公拄着拐杖慢慢走过来了,手里还拎着一篮子鸡蛋。他把鸡蛋往阿紫手里一塞,说:“你这个女娃子讲得好,我听了你的话,这几天天天把水烧开了喝,又拿热水敷膝盖,还真没那么疼了。这鸡蛋你拿着,给娃子们吃。”
阿紫推辞了半天,推不掉,只好收下了。那天她讲得格外起劲,讲完了大骨节病的预防,又顺带讲了讲怎么预防感冒、怎么处理小伤口、怎么识别毒蘑菇。金里湾的人以前采了蘑菇拿回家就煮,不管有毒没毒,每年都有吃蘑菇闹肚子的。阿紫专门从县里找了一份毒蘑菇的图样,让佐习照着画在黑板上,一个一个教大家认。
佐习的粉笔画不算好看,但胜在认真。他画出来的蘑菇虽然歪歪扭扭的,但每个特征都画到位了——菌盖的颜色、菌褶的形态、菌柄上的环。村里人看了,说:“这蘑菇画得像,比真的还像,因为它把要紧的地方都画出来了。”
阿紫在旁边听了,心里美得很,好像夸的是她自己似的。
日子长了,周末来祠堂门口听讲的人越来越多。起初是老人,后来年轻媳妇也来了,再后来连周边几个沟沟岔岔的人听说了,也翻山过来听。阿紫讲的这些东西,县上的医生也讲过,但县上的医生一年来不了一趟,来了也说不了几句就走。阿紫不一样,她就住在金里湾,天天见着面,说的又是金里湾的话,讲的又是金里湾的事,句句都落在心坎上。
有回讲完了,一个年轻媳妇拉着阿紫的手说:“阿紫老师,你懂这么多,咋不回城里去?在城里挣大钱多好。”
阿紫把手抽回来,反手握住她的,笑了笑说:“城里不缺我一个懂这些的,金里湾缺。”
那媳妇没听懂,但阿紫自己心里清楚。她在燕城那四年,见过太多好东西,好到她觉得自己不配。可回到金里湾,站在祠堂门口,对着这些手粗得像树皮的乡亲,她忽然觉得自己是值钱的。不是值钱的“值”,是值得的“值”。
佐习那天晚上在灯下批改作业,阿紫在旁边织毛衣。两个人都不说话,煤油灯的火苗忽闪忽闪的,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土墙上,叠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哪个。
佐习忽然放下笔,没头没尾地说了一句:“你比我讲得好。”
阿紫没抬头,针线不停,嘴角弯了一下:“废话,我上过大学。”
佐习又说:“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你讲的那些东西,比我教的书本上有用。书本上教的,娃子们长大了不一定用得上。你讲的那些,他们天天用得上。”
阿紫这才抬起头,看了佐习一眼。佐习低着头继续批作业,耳朵尖又红了,跟第一次在河边被她拽住袖子时一模一样。阿紫看了他几秒钟,低下头继续织毛衣,心跳快了几下,脸上没露出来。
窗外,金里湾的夜很静。深井的水在月光下泛着微微的光,井台上搁着几个空桶,是第二天早上各家各户要来打水留下的。祠堂门口的黑板上还留着佐习画的蘑菇,歪歪扭扭的,但每根线条都认认真真。夜风从老岭上吹下来,把粉笔画的蘑菇慢慢吹淡了,但金里湾人的心里头,有些东西却一天比一天清楚起来。

沈巩利,笔名雁滨,陕西蓝田人,在职研究生学历,教育硕士学位,西安市价格协会副会长、蓝田县尧柳文协执行主席、陕西省三秦文化研究会尧柳文化交流中心常务副主任、蓝田县诗歌学会执行会长。第四届丝绸之路国际诗歌大赛金奖获得者。丝绸之路国际诗人联合会、联合国世界丝路论坛国际诗歌委员会授予"丝绸之路国际文化传播大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