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市面上的煎饼有多种，做煎饼的原料不仅来源五谷杂粮，还有水果和坚果类的，口感丰富，满足了各类人群的爱好和需要。“煎饼文化”成为文旅文化的新内容。然而，几十年过后，能刻在我骨子里味觉记忆的，还是那张“地瓜干煎饼”。
我一九五四年初生，从我有记忆起，地瓜干、“地瓜干煎饼”，就伴随我成长，毫不夸张地说，我是吃着地瓜、“地瓜干煎饼”长大的。然而，让我记忆深刻、难以忘怀的是在郯城县归昌中学高中求学，“地瓜干煎饼”“助”我完成两年学业，我与“地瓜干煎饼”结下了“食缘”。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的生活水平处在温饱线上，地瓜、“地瓜干煎饼”作为饭桌上的主食，粗糙却顶饿。而“地瓜干煎饼”的制做，是非常辛苦的劳作过程。先将晾晒了一秋的地瓜干，用清水泡约五六个小时，使其变“柔”变软，捞出后放在砧板上，用刀具不厌其烦的、来回反复的剁，直剁到玉米大小的块状，倒入一定比例的水在石磨上磨。
石磨上下两个磨盘足有二百多斤重。磨盘的下方是固定的，安有用铁做的“磨轴”。磨盘的上方是活动的，有“磨眼”，上下两个磨盘石都带有石匠用凿子凿成的齿轮。剁碎的地瓜干一勺一勺从上面磨盘口往里倒，在推动的上下齿轮的反复的“咬合”中，挤压成糊状，从磨盘留下的“通道”中流出来。石磨很重，一般需要二到三人推。
一九六九年秋季入学后，每个星期六下午放学，都要走25华里的路（从我家到学校的距离）回家拿一个星期的煎饼。母亲计算好时间，提前“备料”，我和弟弟一起帮母亲推磨，减轻母亲的负担。地瓜干韧性足，得反复磨压。我抱着磨棍深一脚浅一脚，一圈一圈的围着磨道转，称之为“赶圈子”集，转的头晕，即磨糊子又“磨”人。
母亲将磨好的地瓜干糊子收进盆里，端进灶（锅）屋，放下支起的鏊子，母亲坐在用草绳编织的草墩子上，拿起油续子（方言，有的叫油搭子），滴上几滴豆油，将鏊子擦上一遍，这样糊子就不粘鏊子。母亲将点燃的柴火，用手中的柴火棍送入鏊子中间，这时，灶屋里的烟火气顺着烟囱袅袅升起。鏊子烘热后，母亲舀一勺地瓜干糊糊，往鏊子凸起的中间一放，热气顿时散发出来。母亲用烙煎饼的工具竹批子（方言），将地瓜干糊子顺时针均匀的往鏊子的周围“赶”，去边修角，十多秒后，一张煎饼就完成了。母亲揭下煎饼，再把正面放在鏊子上烘上两秒，上上色，两面微黄，新煎饼的香气溢在屋子里。母亲一次次的重复着，烙出一张张煎饼，汗水和烟熏火燎的泪水迷糊了母亲的眼睛，母亲拿起身边的毛巾，利用间隙擦一把汗水和泪水。
我坐在灶屋的门口，目睹了母亲的艰辛，想到了母亲是一种岁月的句子。我的母亲何尝不是一种岁月，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重复着，劳作着，养育她的儿女，和为这个家付出的爱。她把有喜有泪有爱烙进了每一张煎饼里，把对孩子的期望、期待叠进了每一张煎饼里。
我每个星期从家里带回24张煎饼到学校，母亲再用卖鸡蛋换回二角钱作菜金，这就是我一个星期的全部伙食和伙食费。母亲每次都要多给我两张煎饼，我对母亲说，够吃的，把两张煎饼拿出来。母亲说，在家容易在外难，还是拿着吧。其实，烙的煎饼被我大部分拿走了，只剩十张八张的，就是弟弟和母亲的生活来源，他们在家顿顿要喝不顶饿的地瓜干面做的稀饭，那几张地瓜干煎饼，是生活的“配料”。
记得有一次冬天，我回家拿煎饼，吃过中午饭，我就要回学校。冬天，昼短夜长，母亲总是嘱咐我，赶路要早走，天黑之前到学校。这次母亲却要我一等再等。母亲一会屋里，一会屋外，一会又到鸡下蛋的地方看看。我知道，母亲为我“筹集”这个星期的菜金还没有着落。母亲在等鸡下蛋，而冬季的鸡下蛋少。母亲看太阳偏西，就跑到隔壁的大娘家借来两个鸡蛋给我当菜金。我离开家门时，转脸看到母亲在用还有烟火余味的衣襟在擦眼泪，我一阵心酸，我还一步未走，见到母亲的泪在流。我的求学路上，铺就母亲的委屈、无奈和尊严。
冬季，煎饼还好贮存，每到夏季，煎饼，特别是“地瓜干煎饼”的霉变非常快。同学们从家里带来的各种“绳子”，有的是铁丝，在寝室里东南西北各个方向扯起来，布置起“天罗地网”，将煎饼悬挂在上面，延缓变质霉变。整个寝室里散发的煎饼味及人体、衣服上的“异味”混合在一起，有时“熏”的同学直屏住呼吸。到了星期的最后两天，煎饼上布满了霉点，开饭时，我们就拿到食堂，用开水冲两遍，去霉去异味，嚼着丁点咸菜，“有滋有味”吃起来。有时，家庭条件好一点的同学，花5分钱买上一碗白菜炖豆腐，同学们匀一点，吃得美美的。我在高中同学联系会上曾形容，当时求学的环境和同学的友谊，说“喝过一碗水，分吃过一张煎饼。品尝过豆腐白菜的美味，吃过五香辣疙瘩的纯香”，引起了同学们的共鸣。看来，快乐是不需要物质的，需要的是日子，有滋有味的日子。
每天发生在校园里的故事，总有一些让人难以忘怀，总有一些让人泪流满面。高二最后一个学期的夏季，怕煎饼霉变，母亲叫我带三天的量，约定星期三下午回家拿后三天的量。星期三下午，上完最后一节课，我向班主任李德玉老师请假。李老师当时只有二十五六岁，正值青春年华，戴一副眼睛，温文儒雅，给同学一种亲近的温暖。李老师看着我瘦小的身躯，眼睛里透出的关怀，心里对学生的爱溢在脸上。李老师让我跟到学校最后排的教师宿舍。李老师推开门，让我进屋，一辆崭新的小金鹿（轻便型的）自行车特别耀眼。要知道当时的自行车是奢侈品，是计划分配的，一个县每年难得分上二辆三辆。这是李老师刚刚托人从青岛购来的。李老师看出我脸上的惊讶，然后告诉我一声惊喜，让我骑上自行车，回家拿煎饼，并嘱咐我路上注意安全（我是在舅家，姨哥教会我学骑自行车的）。我心里高兴极了。
老师把爱“藏”在最平凡的细节里，展现在最需要的帮助中，而这种爱和帮助也是写在我人生经历中最美丽的而恒久的记忆。夏季昼长夜短，那天下午，太阳还高高的挂在西边的天上，我骑行穿越校园的喧嚣，一路上所经之处，引起众人注目，我成了一次“追风少年”。
我从部队退役后到报社工作，李老师因才华出众，也被调到山东政法学院任教。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李老师来临沂出差，向同学问起我，因我出差在外地，失去了与恩师相见的机会。后来，李老师突发疾病，离开了我们。痛失恩师，留给我的不仅是内疚，而是永远的心痛！
我与“地瓜干煎饼”的“情结”，不是我喜欢或爱吃“地瓜干煎饼”，而是一种见证，一种经历，告诉人们，生活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归昌求学的两年，乃至更长一些的岁月，我们全家的生活，可以说是母亲用瘦弱的身躯，抱着磨棍不知走了多少“圈”推出来的，是母亲经历无数次烟熏火燎一张一张的烙出来的，直推到驼了背，直烙到白了头，才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无论后面铺满鲜花的路，有多平坦，我们都不要忘记来时的路。无论物质生活有多丰富和富足，我们都不要忘记"地瓜干煎饼"在特殊年代的那份“清香”！
朱成军，男，1954年12月生，曾服役于南京军区后勤部司令部办公室，1986年退役后，曾在郯城县委办公室工作，后入职临沂日报社，任编辑、主任编辑。2014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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