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那个坐在板胡箱上的女孩
散文/郑曼
这些天电视里在播《主角》，是陈彦老师那部小说改编的。我本没打算追剧，可一不留神瞥见那蓝色练功服，脚就挪不动了。宿舍的大通铺铺了半边画面，压腿、喊嗓子、下腰……那些动作像一把钥匙，咔嗒一声，撬开了我心底落了灰的木箱子。箱子一开，小时候的味道扑面而来——是练功房里的尘土味，是馒头嚼在嘴里甜丝丝的粮食味，是父亲二胡松香的味道。
我想起自己的那一年，在戏校的日子。
其实说“学戏”并不准确。我四岁起就被父亲带着穿梭在秦腔的各种舞台后面。那时候父亲坐在乐队里拉板胡，我就乖乖坐在他放板胡的盒子上。大幕一拉开，台上的灯亮得晃眼，台下黑压压的人头，锣鼓家伙一响，我的世界就被那声音填满了。我不懂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只觉得好看、好听、好玩。那些阿姨走台步，我就跟在后面学；她们唱词，我也咿咿呀呀地模仿；还有木偶，我伸着胳膊摆弄，觉得自己像个小小的掌中戏人。谈不上喜欢，也不反感——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哪懂得什么是喜欢？只是觉得大人们做的事情有意思，像一场永远不会结束的游戏。
父亲大概觉得我是块料子。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心里或许藏着女承父业的一点点念想。十岁那年，他去了一所当地的戏校任教，我也被带去了。那个年月，父亲一个月工资才七十五块钱，他硬是托一位要去西安出差的老师，从那边带一把琵琶回来，准备让我学。琵琶还没到，戏校里一位教唱腔的毛老师先看上了我。她说我模样好，有灵气，把我拉去了练功房。于是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开始了和那些比我大一两岁的哥哥姐姐们一起练功的日子。
练功房的地上铺了毯子，踩上去软塌塌的。压腿的时候疼得龇牙咧嘴，喊嗓子要对着墙，声音从肚子里顶出来，震得耳朵嗡嗡响。还有下腰——我至今记得腰弯下去时眼前倒过来的世界，地板在上头，日光灯管在下头，血往头上涌，脸涨得通红。毛老师在旁边说：“好着呢，再坚持一会儿。”我就咬着牙，一滴眼泪都没掉。一周后，那些翻跳动作我竟拿捏得恰到好处。
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
第一次吃戏校大灶上的饭，更是觉得到了天堂。农村女子进城，馒头一口气能吃三个，就着炖菜，香的嘞——那种香是家里没尝过的，那种香是踏实的，朴素的，像是给练了一上午功的身体一个结实的拥抱。现在想想，那一个月的记忆里，除了练功的苦，还有大通铺上姐妹们挤在一起的热乎劲儿，蓝色练功服洗得发白的颜色，一双小白鞋白得亮眼，以及每天晚上沾枕头就睡的踏实。
但真正让我心里亮了一下的是另一件事。
有一天下课，我路过教师宿舍，听见一阵从来没听过的声音。不是二胡的呜咽，不是板胡的高亢，也不是秦腔那种扯着嗓子往天上唱的腔调。那声音叮叮咚咚的，像山泉流过石头，又像是谁把星星撒在了瓷器上。我顺着声音走过去，躲在一间宿舍门口往里瞧——一个阿姨坐在一架像桌子一样的乐器前头，手里捏着两根纤细的小棍，灵巧地敲在那些琴弦上。那旋律像一幅流动的画卷，在我的眼前缓缓铺开，抑扬顿挫，美得不像话。
后来阿姨把我叫了进去，说那乐器叫扬琴。她问我喜不喜欢，我说喜欢。她说那你回去跟你爸说，想学的话我教你。
我跑去找父亲，兴冲冲地告诉他我想学扬琴。父亲听完，苦笑了一下：“今天你们毛老师还让我送你去学演员唱戏呢，说你来了一个礼拜，功夫都赶上别的同学了。”
我那时候不懂父亲的苦笑是什么意思。我只顾着高兴，还补了一句：“毛老师还说我长得心疼呢！”
父亲看着我，眼神里有犹豫，有茫然。他大概在想，到底该让我走哪条路。一条是他熟透了的戏曲路，有多苦他知道，有多难他也知道；另一条是扬琴，也是民乐，总算还在他熟悉的圈子里，但终究不是他手里那把板胡。他想了很久，最后还是依了我。
然而日子并没有因为我想学扬琴而变得温柔。相反，那之后的一个月，我像是被扔进了一个魔鬼训练营。每天早上五点半必须起床练声，喊到嗓子发干才能去洗漱吃早饭。然后是两个多小时的基本功训练，压腿、踢腿、翻身、下腰，一样都不能少。完了还没喘口气，父亲就把我叫过去练二胡——自己教不用付学费，这话他没说出口，但我知道他是这么想的。我的手指一按错音，他的手就落下来了，啪的一声，又疼又响。我咬着嘴唇，眼泪在眼眶里转，不敢掉。
完了还要按时去上文化课。一天下来，骨头像散了架。
整整一个月，我都在那种强压下循环。压腿的时候想哭，练二胡的时候想哭，早起练声的时候想哭。终于有一天，父亲又在呵斥我——我已经不记得是因为什么了，也许是一个音不准，也许是手型没摆对——我忽然就炸了。
“我要回家上学！”我哭着喊，声音都破了，“再也不碰二胡了！我讨厌秦腔，太难听了！”
那句话喊出来的时候，屋子里安静了一瞬。父亲愣住了，手里的二胡弓子停在半空中。我看着他的脸，他的表情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不是生气，甚至不是失望，而是一种很复杂的、说不清楚的东西。像是一个早就知道结局的人，终于等到了结果。
他什么都没说，只是慢慢把二胡放回了盒子里。
从那以后，三十多年了，我再也没有摸过父亲的二胡。听见秦腔的唱腔就本能地想逃，那种高亢的、苍凉的、往云端里钻的声音，像一根细细的针，扎在我耳朵里，扎在我心里。我知道这不公平，秦腔没有对不起我，民乐也没有。但一个十岁的孩子，哪里管什么公平不公平？她只知道疼，只知道想逃。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些年父亲年纪大了，偶尔跟我提起那些我小时候熟悉的叔叔阿姨。他说他们还在唱，还在拉，还穿梭在乡下的红白喜事上。谁家的老人过世了，请一台戏；谁家娶媳妇了，请一台戏。他们背着乐器，骑着颠簸的摩托，从这个村到那个村，从这个镇到那个镇。日子清苦，但戏还在唱。
父亲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吃了什么饭。末了他忽然加了一句：“当年你多亏没学戏，要不然现在也还在四处奔波讨生活……”
我没接话。
但我在心里想，爸爸，其实当年我要是真学了扬琴呢？或者真跟着毛老师学了演员呢？会不会也像那群叔叔阿姨一样，一边辛苦讨生活，一边舍不得放下手里的家什？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虽然远离了秦腔，远离了二胡，远离了那把没学成的扬琴，但有些东西是逃不掉的。比如看到戏校的蓝色练功服时心里忽然涌上来的那阵酸涩，比如听到一段熟悉的旋律时下意识屏住的呼吸。那些东西长在我身体里了，不是父亲硬塞进去的，也不是练功的苦烙上去的——是更早的时候，四岁那年我坐在板胡盒子上，大幕拉开，灯火通明，锣鼓一响，我就已经在了。
你说我没学过戏，我确实什么都没学会。你说我学过，我也确实在那一个月里流过汗，掉过泪，喊过嗓子，下过腰，吃过三个馒头，睡过大通铺。
我也曾学过戏。
只是后来走了别的路。只是那些练功的早晨和父亲的呵斥，连同那段被我讨厌了很多年的秦腔，终于在我这个岁数上，变成了另一种东西——不是和解，不是原谅，而是一种安静的、温热的明白。
父亲说得对，我没接着学戏是对的。但他不知道的是，就算我逃了三十多年，那个坐在板胡盒子上的小女孩，却从来都没离开过。
作者简介：
郑曼，陕西礼泉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入选全国文学作品著作权保护与开发平台“新锐作家库”。陕西省作家协会2026年定点体验生活项目签约作家。出版长篇小说《乐人》《西安女娃》、诗集《一株玫瑰》（上下册）。其中，《乐人》以关中民间艺人生存史为题材，获2024年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扶持项目。作品散见《海外文摘》《天津文学》《延河》《散文选刊》《星星》诗刊等，累计发表诗歌两百余首、散文数十篇。散文《六爷》《土房子前的女人》分别荣获2021、2023年度中国散文年会二等奖。2025年全国职工诗歌大赛“我们的诗篇”中，诗歌《补月的姑娘》荣获全国一等奖；另一首诗歌《你说，你是援藏干部》被人民数字网、新华社客户端转载，累计阅读量达115.2万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