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我的父亲毛玉龙
一一谨以此文纪念我的父亲
文/毛国昌
我的父亲毛玉龙，又名毛云亭、毛志强，他出生于1909年5月，山西省洪洞县万安镇上村人，少年时期立志参军报效国家，军校毕业后入阎锡山部担任联络官，后被任命为灵石县县长兼保警大队大队长，临汾解放后率所部保警大队三百多人起义投诚，解放初期遭人诬告到王庄煤矿劳动改造，后被无端扣上反革命帽子，历经磨难，1978年10平反恢复名义，1981年6月当选洪洞县第六届政协委员，1990年冬去世，享年8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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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校高材生 任职伪县长
在我能记事起，母亲就告诉我，父亲毛玉龙是洪洞县马牧北寺里的学生，以优异成绩考到山西省太谷县天才军官学校，是太谷军官学校里的一名高材生，父亲在毕业的时候，写了一篇军事方面的论文，阎锡山十分欣赏，一毕业，就当了阎锡山的联络官，那时我父亲的名字叫毛志强。
灵石县县长刘国珍在晋中战役开始前逃离后，阎锡山任命我父亲毛志强担任灵石县县长。经伪政府县政务会议开会决定，我父亲又兼任了灵石县保警大队长。一九四八年四月份，临汾解放后，我人民解放军迅速展开晋中战役，开始我军先不攻打敌军的防守城池,只在介休的张兰一代，平遥的红善等地消灭了一大批阎军，随后向太原阎锡山的老巢逼进。阎锡山知道后着了慌，急忙命令防守各县的阎军撤回太原，准备死守太原城。在灵石县城内的阎伪军也奉命向太原撤退，这股人马当中有民伪军、县保警大队、警察局等约六七百人。由于当时晋中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他们走到汾阳一带无法通过，只好回到离灵石县城十里远的二郎庙附近游动居往。在孤立无援坐以待毙的情况下，他们只能寻找出路，当时在我父亲保安队内部工作的共产党的地下关系，有九分区城工部秘密交通员李海生(又名叫猪娃，山西省洪洞县堤村乡堤村人)，保警大队中队长丑生（洪洞县堤村乡安定堡人），警察巡官张吉顺（洪洞县赵城镇瓦窑头村人）。三人关系密切。，又是洪洞老乡，他们一起分析敌我双方的形势以及他们这伙人的困境，觉得这是开展策反工作的好机会。最后以老乡的关系商定，先由丑生向兼任灵石县县长及保警大队长的父亲毛玉龙和警察局局长常国祥进行试探。父亲毛玉龙对眼下的形势更是再三考虑，细想不投诚对自己和众人的安全都没好处，于是对警察局长常国祥说了自己的想法，问常国祥“你说如何？”，警察局长常国祥说我也有同感，二人经常在一起互诉衷肠，我父亲想找解放军投诚却无门路，这时丑生向我父亲和常国祥说明情况，指出只有起义投诚才是正确的选择，也是唯一的出路。
父亲当即说正中我的心意并表露实意。说咱们都是自己人，有什么好想法直说就是。于是丑生乘机推荐说李海生认识八路军九分区的一个领导，如果毛县长有意起义投诚，李海生肯定能把事情办好。我父亲心里非常高兴的对常国祥说，和咱俩想的一样，于是立即把李海生叫来商量。李海生说只要你们同意，我就替你们跑跑腿。当即李海生便出发和我方八路军联系。临走时我父亲和常国祥再三叮嘱李海生,如果八路军愿意接收的话，请一定派人来谈谈。
李海生到了富家滩，找到八路军九分区城工部郭书文同志，汇报了这些情况。郭书文是八路军武工队队长兼情报站站长。听了李海生说的情况后，很快向九地委做了祥细汇报。九地委马上派城工部部长侯波同志来到富家滩详细了解情况，马上向地委写了详细报告，并提出了“对灵石县残存的敌人，是打还是争取投诚”的问题。九地委随即请示吕梁军区，吕梁军区马上报告了十八兵团司令员徐向前。徐向前司令员特别指示:“我军要集中兵力攻打太原，对灵石县的阎伪军可争取，采用和平解决的方法”。于是九地委派城工部郭书文去和父亲毛玉龙、常国祥进行谈判。
起义投诚回到人民怀抱
一九四八年八月初,郭书文要到敌战区和我父亲毛玉龙谈判，临走前对上级领导候波说，我要到敌战区去和敌人谈判，我想凶多吉少，临走时有一个请求，如果谈判成功那更好，要是谈判失败了，家里有一个老母亲和妻子交给党，我别无它念。候波代表上级答应了郭书文的请求。
郭书文在李海山的陪同下，一路顺利的来到了离灵石县城十华里远的二郎庙。郭书文用余光看了一圈，便不慌不忙的走进了院子，又用眼环周一圈继而就进了坐北朝南的一个屋子。一进门也是眼观了一圈，只见一个人坐在一个旧桌子旁边面带笑容的说：“老弟坐下”。郭书文还是没有坐，细看屋里什么也没有，就是我父亲毛玉龙一个人坐在桌子旁边，桌子旁边搁着一把日本战刀。父亲招呼郭书文坐下，边说边从腰里拔出两把手枪丢在土坑上，这时两人才开始说话了。我父亲先说：“老弟你放心，窑顶上安排着机枪步枪了，这十多里地安排的暗哨多着呢，你来时见路上有人没？”，郭书文回答没有，我父亲又说:”为了防止走漏风声，我还派心腹张吉顺带领一些警察以闲聊玩乐为名,在一路进行了十分安全的警戒”。 俩人就详详细细的谈了近三个小时，谈的十分投机，然后俩人就紧抱在一起都说出了心里话。郭书文说等待好消息吧！我父亲回答说那就全靠你了,你放心的回去吧，你可要记得咱约定的时间，第三天拂晓前后在富家滩道明桥上进行投诚。
郭书文回到富家滩，马上向候波作了详细的汇报。随即我八路军开始着手安排好接收准备，并制定防止可能出现意外的措施。与此同时,我父亲和常国祥召集部下各连长及有关人员开会，给大家说明了当前的困境，说明了起义投诚是唯一的出路，并且制定了分期分批的行动计划。第三天早晨按计划行动开始,我军组织了一些群众和八路军一部分官兵夹道欢迎,第一批投诚的人员,马上由八路军和群众带进村，分别加入到八路军各连队,根据城工部的安排,由常国祥引路带领秘密进太原城里边、做好里迎外合的地下工作。第二批是马一川带领一大队人马，先到交口县的一个村边，一路纵队快步行进。这时叫八路军的一个哨兵发现了，马上报告领导，说发现有敌人进村了。这个领导就是郭书文，随即上了房顶用望远境一看，说好家伙，队伍前头在离村不远处停下了,后面的人还看不清，只有再等一会儿。已知这股敌人就是马一川带的，大约有三百多人，等他们还没坐稳时，郭书文就一声令下：“打”,居高临下机枪步枪劈头盖脸就打了下去，一边呐喊不停，连续不断喊投诚吧！缴枪不杀。这股敌人除了马一川一人逃跑外，其余的士兵都双手高举枪投诚了。
第三批由我父亲带领灵石县保警大队，警察局大队三百多人顺利投诚。这次投诚共上交的武器有机枪十二挺、掷弹筒五十来个、步枪手枪二百多支、手榴弹一百多个,子弹4万余发，骡马二十匹，粮食二十多万斤。
我父亲投诚后，我八路军候波部长问我父亲说:“毛玉龙，你这是起义投诚了，给你两个选择，一个是要在部队上干还是团长，整编后攻打太原,要在行政上干还是县长，你想怎样办？”。我父亲马上回答说我想在行政上干。候波部长说那好吧，很快给父亲办了起义证，再带上灵石县当县长的证明书。
父亲毛玉龙拿上起义证和现任县长的证明信又回到了灵石县城，安排好了一切工作后，不几天就回到了洪洞县上村村里。回村后有好多人问我爸，听说你带领灵石县保警大队投诚起义了，还发了投诚书和当县长的证明信，我父亲说是，便拿出来叫众人看，不几天又来了几个人问我父亲，你不是有起义证和当县长的证明信嘛，让我们看一下。我父亲于是拿出来又叫他们看了。但是这几个人不怀好意，对我爸说要把起义证和当县长的证明书拿上，到孔庄区里叫领导看一下，随后回来交给你，我父亲同意了，就把起义证和担任县长的证明给了他们。
含冤劳改 受尽磨难
万万没想到大祸临头了，这几个人把我父亲的起义证和当县长的证明信拿走后再没音信，他们又想坏点子借用历史问题告发我父亲。因那战乱年代，有理没处讲，有话没法可说，因此我父亲被几个人看管起来，到一九五二年六月，我父亲又被押送到霍县王庄煤矿劳改。王庄煤矿看守犯人的人是我们上村的贾保国。某一天早晨，贾保国突然对我父亲说:三哥你马上打卷被子回去。就这样不知怎么回事就出来了，那时是一九五七年。父亲劳动改造了四年多，却莫名其妙的被放回了家。
一九六二年，因我父亲的历史问题没有搞清楚，他多次被批斗、打压，最厉害的一次在我村的庙上，几个人揪打我父亲，直至把小碗粗的一根木棍打断了，还不罢休，想一想那时候父亲多么痛苦，除了严刑拷打还不算，我父亲又被戴上了历史反革命帽子，我们全家也受了很大的牵连，村干部百般虐待，我们兄弟姐妹念书不开证明，只有务农。大哥是江苏无锡纺织工学院毕业，没有分配工作却回了村，一九六三年三交河联校聘请我哥去代教,一月工资二十八元，生产队让交三十元副业款，又说是反动组织成员弄到洪洞县公安局，其结果在公安局待了四五天就出来，说没什么事，有人告发你，说你是在赵城三中参加过一个反动组织（人民创生党成员之一)。大姐在双昌参加国家提出的扫文盲活动也被召回村里，二姐考高中在村里开了九次证明都没开上，读不成书，年龄最小的我通过罗云一个远方表叔，到蒲县县城里去读书。六二年秋天去六三年六月我就回来，因为当时收到我哥写的一封信，信上说别人家把我们一家人的小麦口粮都扣了，哥哥让我别念书了，我就退学回到了上村。
艰难上访路 希望渐成真
光阴似箭，十多年过去了，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一九七七年，我下定决心，要解决根本问题就要从我父亲的事情上开始。就到洪洞县统战部去找有关领导。那时只有一个想法，父亲的问题不解决决不罢休。就这样，我每一个星期下城到洪洞县统战部一次，后来半月一次进城到统战部，谁也挡不住，反正一个念头，一直找领导反映情况。
洪洞县委统战部部长史英、副部长阴水泉，在我一年多跑的时间里都熟悉了，有时人家开会，史部长就叫我到旁边看报纸，一直跑到一九七八年夏收小麦时节，史部长叫我不用去了，收麦你也忙，说我父亲的问题快解决了，政策落实下来马上办。他还说父亲若在十年前平反了，我就可以顶替父亲的工作。史部长说以后你别跑了，上级要有事我就叫你这个阴水泉叔叔到你家去。
阴部长是洪洞苏堡人，军人出身，最后一次来我家说他到龙马辛庄苗铺工作了，让我有空去那里。
平反昭雪 恢复名义
一九七七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问父亲，有人说你是起义人员，是有功劳的人，为什么又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呢？你受罪受苦，全家人也跟上受害二十多年，人家抄家把你好多书烧了，只留下一本书《东周列国志》和一本《红军长征记》。我连问了父亲多少天，最后我对父亲说:“你不管受过多少苦、受过多少罪，你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而我也三十岁了，这简直没法活人呀！”。经过几天的劝说，父亲终于答应找了解投诚情况的人做证明。我们村的史建和父亲是孩童之交，他当时是临汾行政公署专员。我父亲就去到临汾专门找了史建。跑了好多回，最后史建说:“玉龙.我帮你打听到郭书文了，他现在在甘亭柴油机厂里工作，是那里的保卫科科长”。我父亲听了十分高兴，父亲到甘亭柴油机厂保卫科找到郭书文，时隔几十年两人一见面十分亲热，我父亲就直接把这几十年的风雨过程详细讲了一遍。
郭书文听了十分气愤，暴跳如雷,说解放后我是太原市公安局局长，有一天我到省文化馆，无意中发现了你在王庄煤矿劳动改造的材料，当场就冒火了，说这个毛玉龙又名毛云亭，是一个有很大功劳的起义投诚人员。怎么能叫在煤矿上劳动改造呢？马上放人！郭书文用命令的口气向有关单位的领导说明情况，父亲才被放了出来，原来这就是父亲从王庄煤矿出来的原因。我们全家人却一直不知情。
一九七七年到一九七八年前半年，郭书文连续写信给洪洞县委、县法院及有关单位，还有当时的双昌公社、上村大队等，接连不断的信写了很多次，经有关单位查证落实，父亲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一九七八年十月，洪洞县革命委员会根据对起义投诚人员既往不咎的政策，重新做了结论，再经洪洞县法院摘掉了父亲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再经法院复查撤销了原判。一九八一年六月，我父亲光荣成为洪洞县第六届政协委员会委员。父亲成为政协委员后，每次有开会通知，邮递员都要直接送到家交 给父亲，县委还专门安排招待所，对父亲这位农村的政协委员特殊照顾，每次开会吃住全部免费，因为父亲是一个农村来的，特别困难，县上给了我父亲很大的优待。 一直到一九八八年，父亲才有了生活补助费，每个月四十七元钱。在当时来说，已经很不错了。 一九八九年冬的一天晚上，天刚黑，父亲在屋子里靠墙拿枕头靠着，头只歪了一下就心平气和的、心安理得的命撒黄泉了，享年八十二岁。父亲走完了他不平凡的一生，安祥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父亲精神 值得铭记
我的父亲从小天资聪颖，心灵手巧，在校读书时品学兼优，在军校也是出类拔萃的学生，他双手连嘴会写梅花字和鸟儿字,还会刻字。他留下的字画可惜文革当中抄家时都被烧了，现存只有我家老宅大门上刻的“焕然一新”四个字，如今还清晰可见，照背上一个梅花“福”字二零零六年被人盗挖了。他的鸟儿字和梅花字社会上没有见过。
父亲去世二十多年了，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财富，但他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由一个阎伪政府的县长，不与人民为敌，毅然决然的起义投诚回到人民怀抱，这是他最正确的选择，值得后人尊敬，含冤受屈历经磨难而痴心不改，无怨无悔甘愿忍受，这是莫大的心胸。好在党和政府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最终给他平反恢复名义，给了生活补助，让他参政议政，担任一届政协委员，古稀之年为党和人民做了一些工作，我想他是欣慰的，这也算一个好的结局。
我们怀念父亲，愿他的精神永存。
敬爱的父亲，你安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