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悉作家黄伟兴病逝，不胜痛惜。特发昔日为其文集所作序文一篇，以寄追思、永作缅怀（2026年5月6日于加拿大）——

情之美抒与思之妙达——序黄伟兴《怦然心动》

庞进

    伟兴将他的散文和小说集成一集，取名《怦然心动》，发给我，嘱我作序。这些作品，我以前大多看过，这次又细细地读了一遍。他的小说，我以为是很不错的，如果将中国的小说创作以万葱千茏的植物园为喻的话，伟兴的小说正像生长在家乡土地上的石榴。是的，是一株石榴，虽不高大，也不粗壮，却有心血染红的花朵，和一枚枚颗粒晶莹、富有营养的果实。——因已有李炳银先生的精到的评介，我这里就不饶舌了，只说说他的散文吧。

    在我看来，好的散文至少有两条标准：“情之美抒”和“思之妙达”。说散文是抒发感情的，没错；说散文是表达思想的，也没错。但是，如果其感情之抒发，没有做到推心置腹般真切、水到渠成般自然、恰到好处般适度，那感觉就不美了，就像你面前一个人，突然笑了，眉抖须颤腮邦子抽；突然又哭了，涕泗滂沱双肩耸，让你惊诧莫名，差不多要一跑了之了。同样，如果其思想之表达，或根本没有入木三分般深刻，和超凡出俗般颖悟——这样的文章缺乏穿透力和震撼力，可谓之“庸文”，不读也罢；或不能将入木三分的深刻和超凡出俗的颖悟寓于鲜活、灵动、独到的文字之中，那感觉就不妙了，就不如直接去读好的或比较好的文史哲著述了。

伟兴的散文是够标准的。

他写母亲对儿子的爱：“我”小时候经常感冒发烧，下地归来的母亲，“看见发蔫儿的我之后总会把她温热的嘴唇贴在我的额颅上”，然后，“一句话不说，背上我匆匆赶往几里路外的大队医疗站”。如果遇到半夜医疗站没有医生的情况，母亲就“把我抱在怀里，摇着，祈求着我的高烧赶快退去。”写自己因高烧产生了幻觉，“笑着把指头指向映照着煤油灯影的墙上说，妈，跳舞哩，穿红衣服的小人人跳舞哩。我的带笑的胡话让母亲极度恐惧，唯心的母亲以为小鬼来缠我了，于是急忙下炕，急忙从灶火抱来一捆麦秸，在脚地燃起熊熊的火苗替我驱鬼……”

他写自己曾是一个挑食的孩子，“我的挑食曾让母亲把盘子把碗在案板上弄出了很大的声响，也曾让母亲指着我的鼻子骂：没见过这么难伺候的娃，小着你有妈哩，看长大了，娶个媳妇还会不会像妈这样伺候你？但骂归骂，骂过之后，母亲依然会想法子让我吃饱的。当我开始把母亲为我单做的‘小灶’香香地往口里刨时，母亲坐在我旁边开心地笑了，笑着说：都是小时候闹的，那时，没啥好吃的，硬是把肚子饿小了……”（《母亲的名字叫修针》）

他写父亲的辛劳和耿直，“童年的父亲右手扶犁，左手高扬着牛鞭。在关中东部广袤的原野上，父亲的汗珠和泪珠一道在新翻的土地上滋滋作响。”写自己与哥哥及在省城工作的叔父，曾为给父亲落实政策而努力奔走，但终未成功，因为当有些事情需要父亲亲自去走时，“父亲却怎么都忍受不了热脸蹭人家冷屁股的尴尬，而个别还在位上的‘左先生’们的冷言冷语，更是让父亲的心灵遭受了炼狱般的折磨。最后一次，当父亲把我们给买的东西没有送出，事情当然也没有办成时，我们说：不行，不送是不行的。父亲躁了，说：我宁愿不平反，我也不去用热脸蹭人家的冷屁股了！”（《纪念父亲》）

写一家人对一只猫的感情：刚上高速公路，就接到了妻子打来的告知“点点因难产而死”的电话，“妻子呜咽的声音让我看见了一张珠泪滚滚的脸”；他写是自己给点点找了一位猫先生，让其再次怀孕。“或许，是我实在忍受不了点点不分黑白昼夜的声声嚎叫，实在忍受不了点点以那一种无比惨烈的方式呼唤爱情；也或许，在我的潜意识里，点点就是猫中的朱丽叶、祝英台吧？是的，作为一只被宠着的猫，点点是漂漂亮亮的，是干干净净的，是肥肥胖胖的，是养尊处优的，可对点点来说，养尊处优又能怎么样呢？没有了爱情的养尊处优，生活该是多么的寡淡无味啊……”（《永不养猫》）

这些例段，足以说明，伟兴的“抒情”，是真切、自然、生动、感人的。

与“情之美抒”相比，“思之妙达”更有难度，对作者的素养，或者说学养要求更高。这是因为，“情”，甚或“真情”，是人人都会有的，问题只在于会抒不会抒，抒得美不美；而“思”，尤其是“深思”“精思”“新思”就不是人人都能有的了。这也就是说，得先有“思”，然后才能谈得上“妙达”。伟兴显然是一位有“思”者。我如果说，走到读者面前的，是一位总在思考的黄伟兴，相信大家不会有什么意见；我如果说，走到读者面前的，是一位善于把自己的思考艺术地表达出来的黄伟兴，相信大家也会认同。且看：

“上学时，学校的墙上写着，按时到校，但能够让老师表扬的学生，却常常就是那早到的学生；恋爱时约会，掌握主动的一方（往往是女性），也会有意无意地迟到那么半个小时，让小伙子在约会的地方傻等，以此考验对方的真诚；参加工作后，如有会议，必是大家端端地坐在下边，静候着姗姗来迟的领导，甚至，在领导登台时，再报以雷鸣般的掌声……”正是因为这种“对提前到和提前量的过分鼓励”，“才使得我们的时间观念有了较多的弹性，而少了必要的钢性。”（《时间观念》）。

再看：“背不知在何时有点弯了，妻就说我不够挺拔，女儿说我像个老汉，就连单位里的领导、同志，也笑我的形象阻碍了我的仕途。我却笑了，给妻子和女儿说，牛的背也是弯着的，而且弯得比我厉害，但牛却比我有用得多，活着，耕田挤奶，死了，那肉也比猪肉卖得好；给领导和同志说，没有形象了好，没有仕途了更好，省得人骂我天下乌鸦一般黑。”（《人际拾零》）

在自嘲式的幽默中奇峰突起，若没有对社会现状的深入洞察而不能得。到乡下一位朋友家做客，听到村巷里一位七十多岁的老汉呼唤九十多岁的母亲回家吃饭，便放下酒杯，来到村巷，亲眼观察了“一个老人搀扶着另一个老人从东边走来”，看到“阳光照在两个老人的脸上”，看到了“漾在老人脸上的那笑，那如菊花绽放一样的锦绣的笑”，于是，写到：“朋友，你想过没有呢？一个七十多岁的老汉，娘还健在，这可是多大的福分啊。站在自家的门前，走在窄迫的村巷，放大了声音呼唤娘亲，让一种并不动听的声音在整个小村的上空回荡，那放大了的，何止是声音啊，那久久地在小村上空回荡的，又怎么不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幸福呢？”（《呼唤》）一个偶然进入视野的情景，引发了一段对幸福的思考，而对这段思考的表述，又是“水到渠成般自然、恰到好处般适度”的。

20世纪80年代初，走出大学校门的我，被分配到临潼文化局写作组工作；不久，伟兴从师范院校毕业，到临潼城区一所学校当老师，业余时间喜欢写作。相同的爱好使我们相识。后来我调入西安日报社编副刊，伟兴便每有新作就寄给我。从编辑的角度看，伟兴的文章是让人喜欢的，你不必做大的修改，甚至只字不动就可以编发。好像在讲台上没有站多长时间，伟兴就成了一名在教育管理部门上班的公务员。工作琐碎繁忙，但他对文学的热情不减，业余时间大都扑在了上面，散文、随笔、诗歌，短篇、中篇、长篇……我曾想，如果给伟兴换一个环境，比如到作协当一名专业作家，或到省城，甚至京城的某一个报社杂志社工作，伟兴出的成果可能会更多，影响面也会更大。因为他是具备成大气候的资质的。

      2002年年初，为了写作一本名为《大悟骊山》的书，我回临潼采访。伟兴搞了一辆小面包车，由他的一位熟人驾驶着，陪着我东至铁炉乡，西至坑儒谷，北到古栎阳。2007年年底，我到临潼参加张东江先生的诗歌研讨会，会毕，我提出想去看望一下写作《高巷史话》《栎阳史话》，却已病危的文化乡贤田焕新先生，伟兴和剧作家周满强欣然做陪。这一次是伟兴自己开车了。我们来到田先生的家中，在其病榻前，你一言我一语地就如何让田先生的成果引起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进行策划，之后经过几多努力，我们策划的一部分终于在田先生去世前得以实现……

还有几次，我因事回临潼，伟兴约来满强等文友，或茶社，或宾馆，或饭铺，大家开怀一叙，世界万象，民间疮痍，个人遭际，笔下波澜，常常是谝到半夜三更还意犹未尽。人生总有让你每每回味起来，都感到温馨、感到美好的场面，坦诚的、没有或少有顾忌的交谈便是这样的场面。

看好伟兴，祝福伟兴，期待伟兴！

（2008年6月29日于西安慧雨庐；《怦然心动》，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

黄伟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临潼人。小说作品散见于《山西文学》《北京文学》《安徽文学》《长城》《黄河》《长江文艺•好小说》等杂志。2026年5月6日病逝，享年六十四岁。

庞进 龙凤文化研究专家、作家。龙凤国际联合会主席，中华龙文化协会名誉主席，中华龙凤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西安日报社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加拿大中文作家协会副主席，加拿大西安大略出版社副总编辑。先后求学于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北大学，哲学学士，文学硕士。20世纪70年代起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化研究，至今发表各类作品逾千万字，出版《创造论》《中华龙文化》（上中下）《中华龙学》《中国凤文化》《中国祥瑞》《灵树婆娑》《平民世代》《庞进文集》等著作五十多种，获中国首届冰心散文奖、陕西首届民间文艺山花奖、西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奖项八十多次。有“龙文化当代十杰”之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