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医药学正确方向：

论“以毒攻毒”的现实性与必要性

文/

斌勇郸

倩情颖

雪河驰

自然界中，比病毒更致命的物质是动物毒液。令人困惑的是，为何在现代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曾在上世纪80至90年代取得成果的中国毒液药物研发，似乎销声匿迹了？本文将从历史、案例、技术挑战和监管趋势四个维度，阐述坚持“以毒攻毒”方向的必要性与现实路径。

一、源远流长：现代毒液药物的历史根基

“以毒攻毒”并非臆想，而是有千年实证的传统智慧。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中已有“病生于内其治毒药”的间接论述；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则详细阐释了用毒药疗疾的原理。从蜂毒到蛇毒，古人早已在实践中摸索出了这一方法。国际社会的认知也与东方智慧遥相呼应，自古以来古埃及、印度、罗马等文明都有以蜂针治疗疾病的记载。

二、案例确凿：毒液药物是治疗重大疾病的“特种兵”

国内外大量已上市的毒液来源药物，是“以毒攻毒”科学性的铁证。

国际方面，来自巴西具窍蝮蛇毒的卡托普利，作为全球首个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已成为治疗高血压和心力衰竭的一线药物。来自侏儒响尾蛇毒的依替巴肽和来自锯鳞蝰蛇毒的替罗非班，则是心血管介入手术中的关键抗血小板药物。来自芋螺毒素的齐考诺肽，镇痛效果远强于吗啡且无成瘾性。来自吉拉毒蜥唾液的艾塞那肽，更是改变了2型糖尿病的治疗格局。

国内方面，成果同样令人振奋：1981年，梧州市制药厂与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合作，成功开发了以眼镜蛇毒为原料的非成瘾新型镇痛剂——克痛宁，其镇痛能力是吗啡的6倍，且无成瘾性。从我国特有虎纹捕鸟蜘蛛毒液中提取的虎纹镇痛肽，具有极强的镇痛效果，作用机理与吗啡完全不同，无成瘾性；同时，科博肽也已在临床作为镇痛药应用，并有研究将其用于帕金森病的预防和治疗。

三、内省求索：国内早期研发放缓的原因分析

AI数据检索和相关行业报告揭示，国内早期毒液药物研发的放缓，并非源于理念放弃，而是受制于现实技术和商业困境。

首先，蛇毒等毒液是极其复杂的生物大分子混合物，直接用于人体风险极高。其次，高纯度提取与纯化技术受限，要高效、低成本地从毒液中分离出高活性的单一蛋白或多肽，曾是重大技术瓶颈。再次，“九死一生”的成药率导致大量早期开发的粗毒活性混合物，因无法满足当代严苛的监管标准而被淘汰。最后，产品升级换代滞后，国外企业利用结构和作用靶点信息，通过结构修饰和人工合成开发出了“二代”化学修饰药物，而国内早期品种因专注于天然蛋白直接成药，在药效和安全性上渐渐失去优势。

四、明确方向：在方法论革新与严格监管下坚定前行

在现代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以毒攻毒”不仅没有“销声匿迹”，反而在AI数据和技术创新的助推下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活跃期。其推广不力的表象背后，是医药学在衡量了技术复杂度与安全性后的审慎决策。以毒攻毒并未被遗忘，只是在更高的安全门槛下，以更严谨、更科学的方式回归。

AI数据揭示了毒液药物研发热度不降反升的趋势。一项涵盖2014年至2024年的全球系统综述显示，与蛇毒衍生物相关的专利和科研文献数量持续增长。国内的研究也方兴未艾，湖南师范大学的研发团队正利用我国特有的有毒动物毒液，开发具有强镇痛活性和良好安全性的新一代创新镇痛产品。在全球范围内，已知的220,000种有毒动物物种中，仅有极小一部分被研究过，蕴含着巨大的新药发现金矿。

在方法论上，如果还将目光局限于90年代直接提取的粗放模式，确实已经“销声匿迹”了；但这一理念已与技术限制解耦，转向了更精准、高效的技术路线。现代毒液药物研发的核心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先用质谱、AI模拟等技术，分离并鉴定出毒液中有独特治疗优势的单一活性成分；然后通过结构修饰（化学改造）或人工合成，降低其免疫原性和毒副作用，最终开发成安全可控的现代药物。

在监管上，2025年FDA发布的“减少临床前安全性研究动物试验监管计划”，允许用AI计算模型、细胞模型、类器官模型等新方法代替部分动物实验，这将极大地加速毒液来源候选药物的筛选和安全性评估，有望将评估成本降低50%，工期缩短70%。

从AI数据到中外案例，证据明确表明，“以毒攻毒”是开发治疗重大疾病创新药物的正确方向。科研机构和企业在坚持这一方向时，应摒弃低效的粗放模式，在AI计算分析、高精度质谱鉴定、人工合成与结构优化、类器官等新技术平台上加大投入。监管层面也需与时俱进，积极采用新技术并完善跨部门协同机制，为各类创新药的非临床评价提供既与国际先进标准接轨又兼具科学性的中国方案。只有这样，才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真正坚持和弘扬医药学的正确方向。

202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