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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鹭衔来的信
作者:吴宝金
我总觉得闽南的风是有记忆的——它裹着咸湿的海雾从金门湾漫过来,掠过厦门鼓浪屿的红砖骑楼,拂过泉州开元寺的燕尾脊角,最后钻进台北眷村的老巷深处,把那些藏在皱纹里的乡愁、压在箱底的旧票、刻在骨头里的文脉,都织成一张看不见却扯不断的网。这风里飘着木棉的热香,混着高粱酒的醇厚,还裹着海峡两岸三代人说不完的絮语,吹了七十多年,每一缕都带着回家的温度。
. 前年暮春在鼓浪屿晃岩上站着,风卷着木棉花的热香扑到脸上,那香不是轻飘飘的,而是沉甸甸的——像阿婆煮的沙茶汤底,熬了半世纪的思念,浓得化不开。忽然就看见崖边立着只白鹭:翅尖沾着南海的碎浪,每一根羽翎都闪着晨露的光,长喙里衔着片半红的瓣,那瓣是刚从老巷口的木棉树上落下的,带着晨露的湿气,像一封没写完的家书。它扑棱棱就朝海峡那头飞过去了,翅膀划破海雾的瞬间,我仿佛看见七十年前阿福登船的背影,也裹着同样的海雾,消失在码头的晨光里。同行的阿婆挎着装香烛的竹篮,竹篮里除了香烛,还装着半块没吃完的红龟粿——那是清明时给阿福留的,她说阿福最爱吃粿皮上的红印,像小时候庙会里买的糖画。她顺着白鹭的方向望,皱纹里漫开软的光,那光不是太阳的刺眼,而是像堂屋里的老煤油灯,昏黄却暖得烫人。她说:“这鸟是去送信的哦,你阿公当年走的时候,说等木棉红了就回来,这都第七十六回开了。第一回开时我还抱着阿明在码头等,木棉花落在他头发上,他咯咯笑,说‘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带我去看戏’;第七十六回开时,阿明的孙子都学会写‘泉州’了,可阿福的船票,还差半张没凑齐。”
阿婆姓陈,家在泉州老巷的燕尾脊下,那燕尾脊是阿福当年亲手砌的,翘角像白鹭的翅膀,总朝着海的方向。堂屋的八仙桌上,四季都摆着三副碗筷——清明的红龟粿要捏成阿福喜欢的兔子形状,端午的烧肉粽要裹进他爱吃的咸蛋黄,秋风吹起时蒸的红膏蟹,膏黄得流油,阿婆总说“阿福在船上吃不到这么好的,得多留一份”。樟木箱的最底层压着半张旧船票,“泉州—基隆”的墨字被半个多世纪的梅雨浸得发晕,边缘磨得起了毛,阿婆总拿出来摩挲,指尖划过“泉州”两个字时,会轻轻哼起《鼓浪屿之波》的调子。她说那是阿福当年揣在兜里,托辗转回来的同乡捎的,“他说票根留一半,等回来的时候,凑成一张就能进门。可我等了七十六年,门前的木棉落了又开,他的半张票,还躺在樟木箱里。”
这些年阿婆总守着巷口的大榕树,那榕树的根须垂下来,像老人的胡子,缠着阿婆的竹椅脚。听见飞机响就抬头望,哪怕只是货机的轰鸣,她也会眯起眼,说“说不定是阿明的信来了”。去年对岸寄来封信,是阿明的儿子写的,信纸带着澎湖的海腥味,字迹歪歪扭扭,像小朋友学写的“家”。信里说爷爷走的时候,枕头底下压着个布包,蓝布洗得发白,是奶奶当年用旧旗袍改的。包里裹着从祖屋门槛下抠的一抷黄土,土里还混着半片木棉瓣,红得像血;还有半张和阿婆手里刚好凑成一对的船票,票根上的“基隆”两个字,被爷爷的眼泪浸得模糊。“爷爷说走的那天,奶奶在码头给他别了朵木棉花,红得像烧起来的火,他记了一辈子。临终前他攥着那抷土,说‘等我回去了,要把这土撒在燕尾脊下,让木棉长得更旺’。”信里夹着张照片,老兵坐在眷村的炮仗花架下,炮仗花开得火红,像一串没放完的鞭炮。他手里捧着半张船票,笑得和阿婆堂屋那张七十多年前的全家福里的模样,一模一样——全家福里,阿福抱着三岁的阿明,阿婆站在旁边,手里拿着朵木棉花,三个人的笑,像春天的阳光,暖得能把梅雨晒干。
其实这样的故事,在闽南的老巷里、在台北的眷村里、在金门列岛每一处迎着大陆的坡上,俯拾皆是。去年去金门采风,在废弃的八二三炮阵遗址上,当年的炮孔像睁大的眼睛,望着海峡对岸的厦门。炮孔里钻出了青青的狗尾草,草尖上沾着晨露,像没擦干的眼泪。当地的老人坐在石墩上拉二胡,弦是旧渔船的缆绳改的,声儿悠悠的,是《鼓浪屿之波》的调子。老人说早些年两岸还对峙的时候,他们就总偷偷听对岸的广播,收音机藏在米缸里,声音调得小小的,像怕惊动什么。“听见‘鼓浪屿遥对着台湾岛’的时候,就跟着哼,哼着哼着就哭了——都是家乡的调,哪会听不懂哦。”阵地边的荒坡上种满了高粱,风一吹就翻起金浪,浪里藏着无数没回家的名字。老人说这高粱每年收了,一半酿成酒,清明的时候洒在朝西的坡上,给那些没能回去的老兵,“他们想家,闻见高粱酒的味,就知道路怎么走。就像小时候在泉州,阿母煮的高粱酒酿,甜得能醉人。”
风从海峡那头吹过来的时候,我又看见白鹭了。它停在炮阵边的老榕树上,翅尖沾着金门的高粱花,花粒金黄金黄的,像撒了一捧星星。长喙里衔着半张写满字的纸,纸是信纸,边角卷着,字迹是繁体,写着“爷爷说,要带我去泉州看木棉”。我忽然想起平潭高铁站的展厅里,挂着那张平潭到台北的高铁规划图,站点的名字一个一个亮着,像一串没连起来的珍珠:平潭、澎湖、台中、台北。最后一个站写着“台北”,旁边标着两个字:“归途”,那字是烫金的,在展厅的灯光下闪着光,像阿婆手里的旧船票。想起去年两岸青少年书法交流会上,穿汉服的台湾小姑娘和大陆的小男孩并排站着,汉服是闽南的苎麻布做的,绣着木棉花纹。他们同写“中国”两个字,横是长江奔涌的浪,竖是泰山挺立的脊,撇捺展开,刚好拼成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山河轮廓。小姑娘说“我爷爷教我的,他说‘中’字要写得正,像我们中国人的脊梁”;小男孩说“我奶奶说‘国’字要写得圆,像我们团团圆圆的月亮”。想起湄洲岛妈祖庙进香的队伍里,站着好多从澎湖来的信众,香雾绕着妈祖像飘,像一层薄纱。他们的祈愿和大陆的信众没什么两样,写在红绸带上,挂在庙前的许愿树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家人平安”“愿阿公的骨灰能回泉州”“愿两岸的高铁早点通,我能带孙子回家看木棉”。
这些年总有人问,两岸的联结到底是什么?是樟木箱里凑成一对的旧船票,票根上的墨字浸着梅雨,却浸不淡“泉州”和“基隆”的距离;是老兵枕头底下揣了一辈子的黄土,土里混着木棉瓣,闻起来是祖屋门槛下的味道;是两岸课本里都印着的“少小离家老大回”,孩子们读的时候,会问“老师,为什么‘乡音无改’?因为我们的根在河洛啊”;是中秋夜两边桌子上摆着的、裹着同一款桂花馅的月饼,馅是泉州老巷口的阿婆做的,用当年的新桂花,甜得能粘住牙齿;是宗祠里泛黄的族谱,翻多少页,根都扎在河洛中原的土壤里,往上数多少代,都是炎黄的子孙——就像白鹭永远认得旧巢的方向,浪永远记得港口的温度,血永远浓于水,文脉断不了,根脉割不开。哪有什么解不开的隔阂呢?不过是海雾暂时遮住了路,等风一吹,雾散了,回家的桥就露出来了。
今年清明我又去看陈阿婆,她正坐在堂屋的竹椅上拆包裹,竹椅是阿福当年亲手编的,椅背磨得发亮。包裹是对岸的小孙子寄来的,裹着蓝布,用麻绳捆得紧紧的。拆开来,是阿福的骨灰坛,坛是青瓷的,刻着木棉花纹;坛边放着阿婆爱吃的凤梨酥,酥皮金黄金黄的,像阿婆的笑;还有一叠新的船票,上面印着“台北—泉州”,是三张——阿婆一张,阿福一张,阿明一张。阿婆把三张船票和那两半旧的摆在一起,凑成了完完整整的两张,阳光透过燕尾脊的缝隙落下来,刚好照在“泉州”两个字上,亮得发烫,像阿福当年登船时的晨光。阿婆摸着船票,说“这下好了,票凑齐了,门能进了。等高铁通了,我带阿福的骨灰回去,撒在燕尾脊下,让木棉长得更旺”。
门外的木棉开得正好,花瓣落下来,铺了一地红。白鹭扑棱棱从檐下飞过去,衔着一片红的瓣,朝着长桥的方向飞——听说跨海峡大桥的试验段已经动工了,桥墩一个一个往海里扎,像在海面上铺一条回家的路。我仿佛已经看见那一天了:桥身像长虹一样架在海峡上,桥头站着白发的阿婆,手里捧着阿福的骨灰坛;桥尾跑着拎着行李箱的少年,少年是阿明的孙子,书包里装着族谱和凤梨酥。他们在桥中央拥抱的时候,所有的海浪都放轻了声响,像怕惊动这等了七十多年的团圆;所有漂泊了半世的名字,终于都写回了同一页家史——家史的第一页是“河洛”,最后一页是“团圆”。
白鹭落在桥栏杆上,低头看着两岸的土地。左边是厦门的骑楼飘着沙茶面的香,香里混着虾米的鲜和花生的脆;右边是台南的小巷飘着珍珠奶茶的甜,甜里带着茶的苦和奶的醇。月亮升起来的时候,清辉同时落在湄洲岛的妈祖像上,落在阿里山的樱花树上,落在每一个盼着回家的人的肩膀上——像阿婆的手,轻轻拍着背,说“回家了,就不走了”。
风一吹,都是家的味道——是木棉的热香,是高粱酒的醇厚,是沙茶面的鲜,是珍珠奶茶的甜,是阿婆手里的旧船票,是老兵枕头下的黄土,是两岸孩子写的“中国”字,是所有漂泊了半世的人,终于闻到的,回家的味道。

吴宝金,经济师。字一夫,号山寨村夫,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华诗词研习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金华市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诗词与楹联协会,金华市诗词学会会員。广东52诗词文社金华分社社长,金华市八咏诗社社长。曾主编《中华诗词十二家》《雪乡缘》《八咏雅集》。担任《古韵新风下卷》《全球华人文学精选》《文社辛丑消寒诗选集》副主编,岀版个人诗词集三部,作品散见于《白鹭文刊》《诗刊》《诗词家》《诗词百家》《中华好诗词》《全国2020年抗击疫情诗词作品集》《中国当代诗人诗选》《新时代诗词集萃》《落花时节又逢春》《世界汉诗》《长安文苑》《澳门日报》等各类书籍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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