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的小吃、美食有多种，几十年后，仍能给我唇齿留香、余味悠长的还是那碗馄饨。
我第一次、也是生来第一次吃馄饨时，已到了十九岁的年龄。
我参军前的十八年，是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在农村里生活度过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百废待兴，物资短缺，人民生活在温饱线上。北方人在饮食中没有“馄饨”的概念。“馄饨”一说，只停留在识字的层面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底，我入伍来到南京，被分配在南京军区后勤部司令部办公室文印室任打字员。
当时的南京军区后勤部坐落在南京市中山东路75号，是南京市最繁华的地段，因“鹤立鸡群”的七层大楼，成为南京的“地标”建筑，外称后勤大楼，人来人往都要“高看”它一眼。我一入伍，就在此上班，心中充满自豪和敬意。
而与后勤部办公大楼东边院墙仅一巷之隔的就是一家馄饨店，紧挨着中山东路路北，是黄金地段。
文印室负责后勤部文件打印、印刷任务，工作忙时，需要加夜班。加班到十二点后，去吃夜宵。在部队期间的第一顿夜宵，就是在这家馄饨店吃的。
踏进这家馄饨店，映入眼帘的就是热气腾腾的场景，锅里翻滚的汤散发出来的热气、香气，氤氲店里的各个角落，不大的店面摆放着十来张小桌子，摆放的各种调料，让人垂涎欲滴、食欲大增。
包馄饨的师傅用一根竹子做成的竹蔑子，像蜻蜓点水般在馅与皮之间来回飞舞，令人眼花缭乱，特别是往沸腾的锅里“抛投”馄饨的动作，潇洒飘逸，真是工作“艺术化”，让观者由衷赞叹。而负责煮馄饨的师傅，用漏勺将“争先恐后”“ 飞”来的馄饨，轻松地往沸腾汤中按一按，几秒后捞起，不多不少，二十个一碗，准确的像“量化”一般。
一碗皮薄汤清的馄饨端到我面前，顿时清香四溢，嗅满了鼻腔。用汤勺在碗里轻轻一搅，一个个馄饨“精灵”般的在汤里飘动，薄如蝉翼的馄饨“裙边”，似“金鱼”般地“摆尾”，这时，你才会悟道，那皮里包裹的一抹肉馅，不是师傅“抠门”，省料，而是画龙点睛之笔，让馄饨“动”起来，才能品出馄饨的味来。
我舀一勺香辣油，在碗里搅拌，汤水瞬间变红，并漂起一层油花，捏一小撮葱花撒在上面，红白之间，泾渭分明，色味俱佳。用小勺含着汤送入口中，面香、肉香、汤香、调料香，混成的香味，充满整个口腔，那是我十九年来第一次吃到的“珍馐美味”，不但吃其味，还吃其“美”。那时的夜班费是二角钱，一碗馄饨是一角五分钱，只能吃一碗。吃“意”未尽啊。
要说，加夜班吃馄饨次数最多的，是一九七四年四五月份。
一九七四年，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南京军区后勤部机关是运动的重点。刚开始时，写大字报的不多，看大字报的多。后经过层层动员，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高潮大概在四月份左右，整个大楼被大字报覆盖着。那时，人们上班就是看大字报，写大字报。为了解运动情况和解决大字报上反映的问题，根据后勤首长指示，运动办公室决定，将所有的大字报打印出来，送军区和后勤部首长参阅，并每次油印300多份，发到后勤部机关各科室（那时还未将科改为处），文印室就此承担起繁重的打字油印任务。
为做到工作、“运动”两不误，文印室分成了两班。白班，承担正常的文件、材料的打印；夜班，承担大字报的打印。因为大字报都是白天上班写，下午集中，晚上打，第二天一早，送到首长手里。我和班长上夜班，后因工作量大，又从十六分部抽调一名打字员支援。不管白班夜班，那段时间，打字机都没停歇过，几台打字机同时发出的噼噼啪啪的独特声响，共同构成了打字的“交响乐”，是那个时代办公生活的节奏记忆。
每天晚上到凌晨一点左右，上万字的大字报，数万份的油印，年轻人也有疲倦的时候，但是，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是你的职责，你的忠诚。当每天凌晨，我们带着倦意走进馄饨店，一碗馄饨下肚，倦意全消，吃的两颊微红，耳根发热，鼻尖溢汗，脑门发亮，像换了一个人，带着“满足”感入梦，意境都是香甜的。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个多月，直到“运动”渐渐退去，机关工作才得以恢复正常。客观地说，“馄饨”也见证了那段历史。
“南京的馄饨”不仅我爱，我儿子也“钟情”这一口。记得儿子一岁多时，为了给他补钙，增加营养，我和爱人给儿子制定营养食谱，每星期三次鲫鱼汤，三次骨头汤，而骨头汤就边吃边喝的馄饨。那时，没有塑料袋、塑料盒之类的，大都是用的搪瓷缸。为了保温，我买了一个铝合金做的饭盒，冬天，外边用干净的毛巾包好。每次买回来，儿子忙拽着我的袖口，用他胖嘟嘟的小手“帮忙”。爱人将馄饨倒在儿子专用的小碗里，儿子高兴地“手舞足蹈”，学着大人的样子，嘟着小嘴，呼哧呼哧有节奏地吹散碗里的热气，不时用小手试试碗边的温度，之后用小勺一个个往嘴里送，最后连汤也喝进肚里，拍拍鼓起的小肚子，只说二个字“饱啦”。这时，爱人就会亲亲儿子招人爱的、被馄饨“滋润”的红扑扑的的小脸蛋。
有时，馄饨也成了帮助我教育儿子“听话”的“工具”。我住在后勤部礼堂院内一幢南北而建的营房东头二楼，离馄饨店大约有二百多米。有一次，我抱着儿子去买馄饨，走了一段路，我让儿子下来自己走，儿子不情愿，我对儿子说，爸爸累了，要不咱回去，今天不吃了。儿子一听，忙从怀里跳下来，牵着我的手，往卖馄饨的方向走去。可见，馄饨对儿子的吸引力有多大，至今的情景，仍让人记忆犹新。
“南京馄饨”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能在南京小吃中占有一席之地，与江南饮食文化的环境是分不开的。江南饮食素有粗粮细做、细粮精做的文化传统。一块普普通通的豆腐，能切出千丝万缕、让人牵肠挂肚的长长的“乡愁”。一个鸡蛋，一碗米饭，能炒出“回家”的感觉。一个玉米、一块地瓜、一碗高粱面，能随心所欲地做出花样翻新的美食。就连在北方难登大雅之堂的鸭血，却被南京人做成新时代六朝古都新的小吃名片，不过它的口味却与“南京馄饨”的口味，相差太远，不可同日而语，这仅是我的一家之言。这样的饮食文化和环境，“南京馄饨”的品牌出类，当然是拔萃的。
而“工匠精神”是成就当时“南京馄饨”的“内核”。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是那个年代各行各业的光荣传统，专心做好每一件事成了从业人员的习惯和自觉，“南京馄饨”是其缩影的真实写照。从制作馄饨皮的“揉”、到馄饨馅的“摔”、再到用汤的“熬”，每一道制作流程，都有严格的操作规范。
比如说，和好的面要揉一百次，少一次，就擀不出“皮”的韧劲。剁好的馅，要在专用盆里“摔打”一百次，少一次，就少了“馅”的香气。“汤”就要选上等的猪骨、鸡骨，再仔细剔除骨头的“杂质”，在清水里浸泡，将“残渣”去净，用上等焦炭，变换不同的炭火去煮去熬，直到将骨头里的香气熬出来。
“南京馄饨”的每道工序都追循那份坚守，每个环节都做到那份极致，千百次的“揉”，千百次的“摔打”，文火慢炖的“熬”,术业之专攻，方“锻造”出“南京馄饨”的品质。而“真善美”的、让人激情燃烧的岁月，才是“南京馄饨”乃至江南所有美食的“溯源码”。
离开南京后，我吃过家乡的馄饨，给我的口感，就是皮厚、汤浑，馅多，更像小号的北方水饺，丝毫没有“南京馄饨”丝滑、入口即化的爽味。
二〇〇三年秋季，我去南京参加全国报业广告协会的年会。间隙，我去了一趟当时馄饨店的地方，追寻那份真爱。令人失落的是，拆迁，已使这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后勤大楼”还在坚守，而后勤部大楼东院墙边小巷，已拓宽与长江路相联接，曾经的馄饨小店的地方，己矗立起座座高楼，再也不见馄饨店的踪迹，心中一片落寂。晚上，我的战友石跃进夫妇，在南京夫子庙一家高档酒店，宴请我和一块来南京开年会的三位同行，徐欣主任作陪。席间，老战友让我们品尝了南京三十六道小吃。而婉转悠扬、软糯绵长的苏州评弹，仿佛让我们置身于“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的秦淮水乡。
军魂在身，战友情深。品尝江南名吃，让我心心相念的，还是“南京的馄饨”。
朱成军，男，1954年12月生，曾服役于南京军区后勤部司令部办公室，1986年退役后，曾在郯城县委办公室工作，后入职临沂日报社，任编辑、主任编辑。2014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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