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委屈

文/罗名君

       闲暇无事，翻开家中旧相册，目光落在父亲生前的一张老照片上，指尖抚过泛黄的画面，那段尘封在岁月里、关于父亲受委屈的往事，瞬间涌上心头，一晃已是三十年光景。

        那是1970年的深冬，我年仅十岁。毫无征兆地，大哥突然全身浮肿，四肢绵软无力，平日里赖以谋生的木工活再也干不了。父亲心急如焚，匆忙四处借了些钱，和几位堂哥一起，小心翼翼地把大哥抬着，送往周至县人民医院，反复叮嘱大嫂留在医院悉心照料。

        彼时的乡村，交通条件极度落后，我们家住在周至县侯家村乡渭洲村，虽说距离县城不过八里路，可全是难走的土路。那天夜里天色漆黑，寒风刺骨，几位堂哥为了尽快把大哥送到医院，纷纷脱掉厚重的棉衣，一路抬着担架汗流浃背，足足耗费近一个小时，才终于将大哥送进医院病房。

        我们家兄弟姐妹众多，本就家境贫寒、度日艰难，大哥突如其来的重病与高昂的住院费，无疑让这个本就窘迫的家庭雪上加霜。看着催缴费用的单据，父亲整日愁眉不展，眉头拧成了解不开的结，眼底满是藏不住的焦灼与无奈。

        第二天，大嫂托人捎回消息，医院确诊大哥患上了急性肾脏炎，之前凑的住院费早已花光，让父亲务必尽快送钱过去，否则医院就要停止用药。这消息如同晴天霹雳，父亲急得彻夜难眠，连夜跑遍了所有能求助的亲戚，却一分钱也没能借到。

        那时我年纪尚小，全然不懂父亲心底的重压与苦楚。半夜迷迷糊糊醒来，只见父亲和母亲依旧坐在炕沿上，相对无言，昏暗的灯光下，两人的身影满是疲惫，最终，他们商量出一个万般无奈的办法。

       后半夜，父亲默默走进柴房，从屋梁上取下那一包生产队分的落花生。这十斤花生，家人平日里舍不得尝一口，本是留着应急的念想。母亲找来一盆细沙倒进锅里，我睡意朦胧间，耳边传来“刺溜……刺溜……”的翻炒声。我顾不得穿衣服，悄悄趴在烧炕的窑窝洞里往外看：母亲坐在灶台下，慢悠悠地拉着风箱，灶膛里跳动的火光，映红了她布满愁容的脸；父亲左手撑在土灶台上，右手握着一根玉米芯，在锅里反复搅动着滚烫的细沙与花生，哗啦哗啦的声响里，渐渐飘出淡淡的花生香。

       不多时，花生便炒好了。母亲赶忙拉过父亲，自己拿起舀水的葫芦瓢，将花生和沙子一同盛出，倒进筛子里。父亲双手紧紧攥着筛沿，快速地左右晃动、上下颠筛，动作急促又轻快，生怕滚烫的沙子烧穿筛底。母亲瞥见我醒了，趁父亲不注意，悄悄抓了一把热花生塞进我被窝，这是她能给我的、唯一的特殊照顾。

       我躲在被窝里，背着父亲偷偷吃着花生，耳边又传来母亲翻箱倒柜的声音。她翻找许久，终于找出二哥从部队带回来的一个帆布大提包，还有一个印着“红军不怕远征难”的军用挎包。父亲把昨晚借来的带秤盘的木杆秤放在母亲身边，母子俩连夜忙活，将炒好的花生悉数装进帆布提包，又在军用挎包里塞了几个干粮馍和秤锤，为天亮出门做足准备。

       凌晨五点左右，母亲轻声说道：“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该动身了。”父亲只低沉地应了一声“嗯”，再无多余话语。他满心都是给大哥凑住院费的希望，左肩挎着军用挎包，斜挂着木杆秤，右手提着沉甸甸的帆布提包，打算赶往周至县汽车站门口卖花生。临行前，母亲一遍遍反复叮嘱：“千万操心着，千万别被人发现了……”

       可偏偏屋漏偏逢连夜雨，午饭时分，父亲双手背在身后，垂头丧气、满心落寞地回了家。母亲急忙迎上前，看着父亲一言不发的模样，心里瞬间明白了——花生被市管会的人没收了。

       后来才听父亲提起，他在车站门口小心翼翼叫卖，好不容易才卖了一块二毛钱，突然就冲过来几个自称市管会的人，不由分说，便以“投机倒把”的名义，将所有花生尽数没收。父亲急得红了眼眶，一遍遍苦苦央求：“我不是投机倒把，我不卖了行不行，我是实在没办法，这钱是给儿子凑住院费的啊……”可无论父亲如何哀求，如何诉说家中难处，那些人依旧不为所动，不仅没收了花生，连提包、挎包和木杆秤也全都扣下，再也没有归还。父亲满心委屈，却无处诉说，只能失魂落魄地回了家。

       十年前，父亲临终之际，拉着我的手聊天，再次提起了这件让他耿耿于怀的委屈事。我看着父亲憔悴的模样，轻声劝他，事情都过去几十年了，就别再放在心上了。父亲听后，缓缓闭上双眼，良久沉默，再也没有说一句话，可我知道，这份委屈，早已深深刻在了他的心底，伴了他大半辈子。

（原文发表于《西安日报》2010年11月3日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