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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篆”,是西周晚期普遍采用的字体,相传为夏朝伯益所创。
大篆,广泛应用于青铜器铭文,如钟鼎文。大多用于记录祭祀、赏赐、战争、命令。
广义的大篆:包括商周甲骨文、金文及战国时期的籀文,是秦统一前汉字的统称。
狭义大篆:特指《史籀篇》中的籀文,结构繁复、线条圆浑,与秦小篆有明显的区别。
有一个人物与大篆的规范与推广密切相关——周宣王姬静,谥号宣。
谥号是周王朝发明的,皇帝、王公贵族崩薨后的名号,由治丧委员会根据其生前的言行来确定。
周宣王时期的太史籀,后人称其史籀,他是大篆的开创者之一,他在西周晚年创造了“籀文”。这种文字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广泛使用。它的字型与秦篆相近。结体字形方正,笔画粗细均匀,多对称:如“田”“車”;线条圆转凝重,少锋芒,保留象形痕迹:如“山”“水”。
籀文的字型奠定了小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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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各国文字分化,形成“六国文字”。
石鼓文:战国时期秦国刻于石鼓上的籀文,被誉为“篆书之祖”。
“金文”,模范浇铸的字体。浇铸后变粗,出现回笔转折处过渡的圆浑,不带棱角。
金文大多与器皿一起被浇铸,偶尔用刀刺刻。笔画粗壮丰满,旋转粗线连贯,字体大小距离缩小。
铜器上的铭文,内容大多颂扬祖先及王侯们的功绩;记录重大历史事件。
“毛公鼎”是金文当中的佼佼者。《毛公鼎》:追述文王、武王开国经验;痛陈当下朝政动荡、内外交困时局;授予毛公辅政、征赋、司法及生杀大权,命其忠心辅佐;最后详列赏赐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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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兵黩武,国库空虚。周厉王晚年把山林河泽,采樵捕鱼纳入税收,反对者斩。人们“道路以目”,引发国人暴动,厉王“冇鞋拎屐走”狼狈逃亡。
召穆公为保全年少的太子静,牺牲自己的儿子冒充太子交出。太子静在召穆公家藏匿多年,召穆公对他不断讲述以民为本的为君之道。太子静——宣王即位后一改老爹厉王的暴政,效仿文武成康治国之道。
周宣王接手的是厉王留给他的“烂摊子”——里忧外患。宣王要重振国威,需急找一个靠得住的人来帮他收拾残局。那位能力超群的毛公,入了他的眼。
毛公,名歆,他是周武王之弟“毛叔郑”的后裔,封于畿内之“毛”国。古人以封地为名。毛郑是地名。叔,说明在兄弟里排行中间。
宣王拉住毛公的手:“阿叔,朝廷内外,全部交畀你了。若然有人敢不听,你可以直接行使‘王命’,无需事事问我!”
宣王当场赏赐了一大堆的车马、祭酒、玉器。
毛公为报答天子的美德和恩典,让工匠铸此宝鼎,将“口头任命书”原原本本地铸在鼎的内壁,让“子子孙孙永宝用。”
毛公鼎,堪称青铜器里的煌煌巨作——别人铸鼎刻几字了事。它一口气被刻铸了499个字,一部西周版《战争与和平》诞生。这没炖过几顿肉的鼎,却是被历史擦得光芒四射的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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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鼓文属于大篆体系,它笔画粗细一致,接近方形,相对统一,方正严谨,饱满圆润,普遍认为是先秦之作。石鼓文是书家第一法则,其开小篆之先河,集大篆之大成。
大篆是汉字从象形符号向抽象符号过渡的重要环节。
“籀文”,是当时大篆的典范,后人常将大篆与籀文联系起来,认为史籀对大篆的整理和规范起到了关键作用。
籀文,是秦人入仕的敲门砖。
大篆结构比后来的小篆更复杂,笔画圆转厚重,还有明显的象形特征。
史籀可能是,对已有文字系统整理和标准化。他是中国古代书法史上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尽管其生平与真实身份存在争议,但他在书法史中具有象征意义。
传统观点认为,史籀是周宣王(公元前827—前782年在位)时期的史官,他整理并规范了当时文字,编成字书《史籀篇》,其书体被称为“籀文”或“大篆”。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序》:“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
而近代学者王国维考证认为,“史籀”并非人名,而是“诵读史书”之意,《史籀篇》实为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字书,托名周宣王史官。史籀可能是后世附会的文化符号。史籀被尊为“篆书鼻祖”,尽管其真实性与年代存疑,但“籀文”作为大篆的代称,上承甲骨、金文,下启小篆。
史籀更多是古代文字演进的象征符号,而非确凿的历史人物。他代表周秦之际汉字从象形到规整的转型。
清代篆书的复兴:邓石如、吴昌硕皆从石鼓文中汲取养分,吴昌硕更是终其一生临写石鼓文,形成雄浑书风。
当你端详大篆铭文,仿佛听见三千年前模范雕凿佬的独白:“这条线画斜了?不,这是金石的味道。”
作者简介
水禾田,本名潘韶浈,女,广东韶关人,会计师,珠海籍。中国(香港)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北京炎黄研究院会员。其寓庄于谐、南粤古朴的写作,被评论家和IA誉为“趣精奇妙识” 风格的“禾田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