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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篆”，是西周晚期普遍采用的字体，相传为夏朝伯益所创。

大篆，广泛应用于青铜器铭文，如钟鼎文。大多用于记录祭祀、赏赐、战争、命令。

广义的大篆：包括商周甲骨文、金文及战国时期的籀文，是秦统一前汉字的统称。

狭义大篆：特指《史籀篇》中的籀文，结构繁复、线条圆浑，与秦小篆有明显的区别。

有一个人物与大篆的规范与推广密切相关——周宣王姬静，谥号宣。

谥号是周王朝发明的，皇帝、王公贵族崩薨后的名号，由治丧委员会根据其生前的言行来确定。

周宣王时期的太史籀，后人称其史籀，他是大篆的开创者之一，他在西周晚年创造了“籀文”。这种文字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广泛使用。它的字型与秦篆相近。结体字形方正，笔画粗细均匀，多对称：如“田”“車”；线条圆转凝重，少锋芒，保留象形痕迹：如“山”“水”。

籀文的字型奠定了小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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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各国文字分化，形成“六国文字”。

石鼓文：战国时期秦国刻于石鼓上的籀文，被誉为“篆书之祖”。

“金文”，模范浇铸的字体。浇铸后变粗，出现回笔转折处过渡的圆浑，不带棱角。

金文大多与器皿一起被浇铸，偶尔用刀刺刻。笔画粗壮丰满，旋转粗线连贯，字体大小距离缩小。 

“毛公鼎”是金文当中的佼佼者。《毛公鼎》：追述文王、武王开国经验；痛陈当下朝政动荡、内外交困时局；授予毛公辅政、征赋、司法及生杀大权，命其忠心辅佐；最后详列赏赐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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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兵黩武，国库空虚。周厉王晚年把山林河泽，采樵捕鱼纳入税收，反对者斩。人们“道路以目”，引发国人暴动，厉王“冇鞋拎屐走”狼狈逃亡。

召穆公为保全年少的太子静，‌牺牲自己的儿子‌冒充太子交出。太子静在召穆公家藏匿多年，召穆公对他不断讲述以民为本的为君之道。太子静——宣王即位后一改老爹厉王的暴政，效仿文武成康治国之道。

周宣王接手的是厉王留给他的“烂摊子”——里忧外患。宣王要重振国威，需急找一个靠得住的人来帮他收拾残局。那位能力超群的毛公，入了他的眼。

毛公，名歆，他是周武王之弟‌“毛叔郑‌”的后裔，封于畿内之“毛”国。古人以封地为名。毛郑是地名。叔，说明在兄弟里排行中间。

宣王拉住毛公的手：“阿叔，朝廷内外，全部交畀你了。若然有人敢不听，你可以直接行使‘王命’，无需事事问我！”

宣王当场赏赐了一大堆的车马、祭酒、玉器。

毛公为报答天子的美德和恩典，让工匠铸此宝鼎，将“口头任命书”原原本本地铸在鼎的内壁，让“子子孙孙永宝用。”

毛公鼎，堪称青铜器里的煌煌巨作——别人铸鼎刻几字了事。它一口气被刻铸了499个字，一部西周版《战争与和平》诞生。这没炖过几顿肉的鼎，却是被历史擦得光芒四射的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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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鼓文属于大篆体系，它笔画粗细一致，接近方形，相对统一，方正严谨，饱满圆润，普遍认为是先秦之作。石鼓文是书家第一法则，其开小篆之先河，集大篆之大成。

大篆是汉字从象形符号向抽象符号过渡的重要环节。

“籀文”，是当时大篆的典范，后人常将大篆与籀文联系起来，认为史籀对大篆的整理和规范起到了关键作用。

籀文，是秦人入仕的敲门砖。

大篆结构比后来的小篆更复杂，笔画圆转厚重，还有明显的象形特征。

史籀可能是，对已有文字系统整理和标准化。他是中国古代书法史上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尽管其生平与真实身份存在争议，但他在书法史中具有象征意义。

传统观点认为，史籀是周宣王（公元前827—前782年在位）时期的史官，他整理并规范了当时文字，编成字书《史籀篇》，其书体被称为“籀文”或“大篆”。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序》：“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

而近代学者王国维考证认为，“史籀”并非人名，而是“诵读史书”之意，《史籀篇》实为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字书，托名周宣王史官。史籀可能是后世附会的文化符号。史籀被尊为“篆书鼻祖”，尽管其真实性与年代存疑，但“籀文”作为大篆的代称，上承甲骨、金文，下启小篆。

史籀更多是古代文字演进的象征符号，而非确凿的历史人物。他代表周秦之际汉字从象形到规整的转型。

清代篆书的复兴：邓石如、吴昌硕皆从石鼓文中汲取养分，吴昌硕更是终其一生临写石鼓文，形成雄浑书风。

当你端详大篆铭文，仿佛听见三千年前模范雕凿佬的独白：“这条线画斜了？不，这是金石的味道。”

作者简介

水禾田，本名潘韶浈，女，广东韶关人，会计师，珠海籍。中国(香港）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北京炎黄研究院会员。其寓庄于谐、南粤古朴的写作，被评论家和IA誉为“趣精奇妙识” 风格的“禾田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