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杨遵贤

罗荣/文 

我与杨遵贤同住建国街。这个街名我不大喜欢，缺乏古意，且蕴含有意识形态因素。不过街上人们的职业与街名还是相符的，大多是泥水木匠铁匠篾匠砻匠漆匠，或者是打鱼挑担砍柴种菜的。我父亲是泥水匠，杨老师的父亲是木匠。

杨老师与邱恒聪、温焕荣、我内兄赖水生是同班同学。邱、赖、温三人也住建国街。作协温谈升主席曾经写过一篇建国街作家的文章，算了算，短短不到一华里的小街上，竟有十人舞文弄墨。考诸原因，大抵是出于草根阶层为改变命运的发力。科举时代早己远去，但尚文的风气还有余波。

虽然同住一条街，因年龄的悬殊，我与杨老师结识较晚。我读小学五年级时，他跟赖水生、温焕荣已响应领袖号召，向邢燕子、侯隽学习，到东韶大山里的广阔天地炼红心去了。他们这批知青，是几年后上山下乡大潮的初澜。他们的人生经历和社会阅历，比我要丰富得多。他们后来的作品，也比我的要厚重得多。

杨老师在校时就有文名，很受名师蔡孟华称赞。其散文、现代诗、古体诗、楹联，都写得出类拔萃。我早前迷过写诗。还曾经想出本诗集。后来看了杨遵贤的作品，就把所写的诗全拿去揩屁股了。我得承认，我的诗是“文革”战斗诗、枪杆诗、口号诗的残渣余孽。

1988年。江西省文联与江西师范大学合办作家班，我接到通知参加考试。对古代文学、现代文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学修辞和散文写作这几项考试内容，我是有把握的。我比较怵的是现代汉语。于是跟杨老师联系好，每天去他家补习。差不多有半个月，我一下班就去他家，听他讲解“主谓宾、定状补”，然后他出题，让我划分句子成分。他家在街面上，外墙是木板，内墙也是木板，陈旧不堪。进门一床。床上东西散乱。北壁正中，贴一斗方，有联曰：“书似青山常乱叠，灯如红豆最相思”，隶体，是杨老师手书。联语与他的境况非常贴切，那时，他妻子仍在乡下，几乎没有收入，他过得很艰辛，四个正在就读中小学的孩子，每天由他用炉子灶烟熏火燎地做饭喂养，一切的家务事都由他做。他的书籍，自然如春山乱叠。他的文章，却始终章法有度。

后来，我以全省排名前十的成绩。考入了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作家班。现代汉语，我得了高分。无以为报，我以在省城文学杂志多人脉熟的便利，与杨老师合作，写了几个作品发表，让他能获得一星半点微利，稍稍摆脱家贫的困窘。

1989年暑期，宣传部李春荣约我去瑞金采访写沙洲坝改革面貌，我约上杨老师与春荣一并同行，写了报告文学《脊梁》。文稿由春荣（其时春荣调新华社新疆站）送《人民日报》，在《大地副刊》发表。十月，稿件被评为国庆征文优秀奖。我和杨老师拿了一笔不菲的稿费。

杨老师是个谦和的人，从不端架子。我就读期间，每个假期回乡，都与他一起下乡来访。他的字流利秀气，采访笔记也就由他整理。写出的稿件，誊正也是他。那几年，我们发表了一些文章。当时，我与刊物主编联系好了，写失散红军和红军留下的女人。假期里，我与杨老师泡在民政局查资料，然后根据民政局的登记表找当事人采访。后因他调地区技校工作，写作计划延宕下来。大约是保密不严，创作构思外泄，过不多久，就有别人去写老红军和红军女人了。

杨老师于上世纪90年代初先调赣南技工学校，后又相继进人《赣南日报》《赣州晚报》《今朝》任文学编辑。作为家乡人，他对宁都作者另眼相看。大约也因有他这个靠山，宁都作者那些年在地区（市）发稿很多。承蒙杨老师关照，我也在报上冒过几回。在他当编辑以前，我的文章很少上地区的报纸。

杨老师为人热忱，对文学青年格外关顾。常常听他对作者说，把文章发过来。作者说，写得不好。杨老师说，不要紧，我给你“拈正下”。那个“拈”字，举重若轻，是杨老师长时期浸润在文学中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