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赣南客家建筑文化流派比较研究
.薛华平
摘要：赣南作为客家民系的重要发祥地和最大聚居区，其传统建筑兼具中原文化的礼制基因与南方山地族群的生存智慧，形成了“一元主流、多元并存”的流派格局。本文在系统梳理赣南客家建筑最新研究成果与田野调查发现的基础上，从学术成果、文化渊源、流派分类、社会背景、风格差异、技巧技法、建筑材料、装饰特点八个维度，对赣南客家建筑展开多维系论分析。研究认为：赣南客家建筑大致可分为“厅屋组合式”民居和“围屋”民居两大类型，前者承袭中原合院礼制、分布于全区各县市，后者缘起于坞堡防御传统、集中于南陲三南地带。在赣派、徽派等汉民族建筑谱系中，赣南客家建筑呈现出独特的“内府外堡”复合结构与土本材质的地域适应性。在当代语境下，这一建筑遗产兼具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与时代价值，在申遗保护与活化利用的张力中面临着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历史机遇。
关键词：赣南客家建筑；厅屋组合式；围屋；赣派建筑；木雕三雕；文化遗产活化
一、引言
赣南地处江西省南部，赣江上游，位于闽、粤、赣、湘四省交界地带，是客家人南迁的重要中转站和最大的聚居区之一，素有“客家摇篮”之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赣南客家人创造了独树一帜的建筑文化体系，其建筑遗产数量庞大、类型丰富、内涵深厚，在汉民族建筑谱系中占有鲜明而独特的位置。然而，长久以来赣南客家建筑研究面临着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学术视野多集中于“赣南围屋”一隅，对占据绝对多数的“厅屋组合式”民居关注不足；二是研究路径以个案考察为主，区域性的流派比较与谱系建构尚不充分。
2025年以来，赣南客家建筑研究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2025年5月，《围屋之都与全球客家》论文集正式出版，汇集了海内外学者在客家历史、围屋建筑、民俗文化、全球客家社群发展等多个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同年，赣州市组织由清华大学、江西理工大学、赣南师范大学等7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深入20个县（市、区）对95个传统村落525处民居进行调查研究，并赴广东梅州、福建龙岩等地开展对比考察。2026年3月，首届客家文化遗产价值构建学术交流会在会昌召开，发布国内首份客家文化标识体系建设承诺书《会昌宣言》，为客家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擘画新蓝图。这一系列学术进展，为本文的流派比较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实证基础。
本文从建筑类型学与文化地理学的交叉视角出发，以文献研究、田野调查与考古发现为实证支撑，对赣南客家建筑文化流派的多元形态进行全面梳理与比较分析，力求揭示赣南客家建筑的流派分类、演化规律、风格差异及其在汉民族建筑谱系中的独特位置，同时探讨其当代保护与活化利用的路径选择。
二、学术成果与研究基础
（一）研究机构的持续推进
赣南客家建筑研究的主要机构分布在高校、文博系统和规划设计单位三大学术板块中。在高校方面，赣南师范大学客家研究中心长期深耕客家文化研究，2023年承办第32届世客会学术研讨会，汇聚海内外50多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的100余名专家学者，并最终形成了《围屋之都与全球客家》这一重要学术成果。江西理工大学在客家民居建筑遗产数字化建模方面取得进展，先后发表了客家民居建筑文化遗产本体模型构建等研究成果。2026年3月，赣州职业技术学院非遗中心参加了首届客家文化遗产价值构建学术交流会，在客家民俗、建筑、艺术、数字化、保护等多个研究方向开展学术汇报与交流。南昌大学、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机构也在文保规划与建筑史领域涉足赣南民居研究。
在文博系统方面，赣州市博物馆是围屋研究的重镇。研究团队完成对龙南、定南、全南、安远等县代表性围屋的系统调查测绘，在围屋营造技艺、形制类型、保护利用等方面形成了可观的学术产出。2022年，万幼楠的《赣南围屋研究》再版，新增400余张彩色图片，系统考察了围屋的形成多样性与历史背景。龙南市博物馆围屋主题展览对外展示赣南客家围屋数量536座。
在规划设计方面，赣州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牵头完成了《赣南客家传统民居建筑风貌研究》《赣南农村风貌建设与改造导则》《赣南乡村建筑风貌营造指引》等一系列应用性研究成果，有效衔接了学术研究与实践应用。
（二）近年代表性成果
从研究成果来看，近年来的代表性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理论建构类成果。彭慧仪和陈优良构建了“客家民居建筑文化遗产本体模型”，以赣州市为例实现了传统建筑从实体形态到信息模型的系统转化。罗艺丹和王晓勤基于CNKI数据库，对1991年至2024年间以赣闽粤客家传统村落为主题的论文进行了系统梳理，揭示了研究主题与热点的演变规律。
其二，综合研究类成果。2023年第32届世客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围屋之都与全球客家》收录论文31篇，涵盖围屋建筑、民俗文化、全球客家社群发展等领域。万幼楠《赣南围屋研究》于2022年再版，对围屋的形成条件、形制演变、文化内涵进行了系统论述。
其三，田野调查与数字化保护成果。赣州市研究团队对95个传统村落525处民居进行了大规模实地调查，形成了7家单位联合攻关的调查资料体系。赣南师范大学客家研究中心对赣县白鹭古村进行了包括宗祠测绘、族谱梳理、碑刻记录在内的深度田野调查。在数字化保护方面，龙南市已通过“老屋复活”路径，将92座围屋纳入修缮保护体系，田心围于2026年1月公布的第四批赣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晋升提速。
（三）田野调查的实证积累
田野调查是赣南客家建筑研究的基础性方法。研究团队采用入户采访、建筑测绘、无人机航拍、三维激光扫描等多元化手段开展工作。调查内容涵盖民居平面布局、结构构造、建筑材料、装饰艺术等维度，并深入收集建筑题记、族谱文献、口碑史料等建筑背后的人文信息。通过地图资料与农村宅基地数据库的叠加分析，利用ArcGIS等地理信息系统工具分析建筑流派分布与自然地理格局之间的关联，成为当前研究的重要趋势。目前已经完成了从赣县白鹭古村到龙南关西新围、从寻乌大夫第到定南明远第围等多个代表性案例的细致档案化采集，为流派比较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数据。
三、文化渊源与历史流变
（一）中原合院传统与坞堡防御体系
赣南客家民居的文化渊源存在两个明确的基底：中原庭院府第式民居与汉晋时期的坞堡防御传统。二者在赣南交融形成了以“厅屋组合”为主流、“围堡式”为变体的特殊建筑谱系。
从礼制空间的层面看，赣南客家民居“实质上脱胎于古代中原庭院府第式民居”。其空间营建围绕“厅”与“屋”展开——客家人一般称堂为“厅”或“厅厦”，称一栋房子为“屋”，一间房子为“房”。厅是屋的中心，许多栋“正屋”和“横屋”连在一起便组合成一幢“大屋场”。赣南民居的基本居住单元为一明两暗（一厅堂左右各一卧室），称之为“正屋”，两个正屋纵向串联即构成“两堂式”，再横向扩展则形成“两堂两横”乃至“三堂两横”的大型复合院落。这种以中轴线为核心、对称布局、层层递进的建筑格局，与古代中原府第建筑的礼制空间一脉相承。
从防御传统的层面看，围屋在赣南的出现则有着深厚的坞堡渊源。“围屋是客家建筑的早期形式，源于半坡时期的村落布局，是汉晋时期中原地区广为流行的一种聚族而居的民居形式——坞堡在赣南客家地区的直接移植”。客家人南迁过程中，将中原地区动乱时期结垒自保、聚族而居的聚落组织方式带入了赣南。与中原坞堡不同的是，赣南围屋在功能上实现了“家、堡、祠”三种功能的融合——既是家族居住的空间，又是军事防御的堡垒，也是宗法伦理的展演场所。福建省龙岩、闽西等地的土楼，粤东北的围龙屋，与赣南围屋同源而异流，一同构成了东南客家系民居的完整版图。
（二）南方土著技艺与客家文化的融合
中原建筑传统传入赣南后，并非单向移植，而是在与南方土著技艺的互动中发生了深刻的在地化改造。赣南历史上的土著族群主要有畲族、瑶族等，其在长期山地生活中积累了夯土、石构、竹木编织等建造经验，尤其是在适应湿热气候的通风排湿处理和河谷红色黏土夯筑工艺方面，为客家建筑提供了重要的技术选择。这种融合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赣南山地环境的适应性改造，如天井通风格局的优化和地方防水技术的采借；二是对当地建筑材料的充分运用——赣南山区的红壤为夯土墙提供了原料，河滩卵石为墙体基础和屋面压顶提供了替代石材——用低成本资源获得了防御性构造的强化。
值得注意的是，族群冲突的压力深刻塑造了围屋的性格。明代赣南境内族群冲突时有发生，在争夺土地和林木资源的背景下，围屋高墙深院的防御形态便是在这种暴力环境下孕育的产物。赣南围屋“始建于明代兴盛于清代早期”。围屋在明中后期迅速推广，与当地政治军事混乱、朝廷失序对基层控制的衰减密不可分。围屋作为“家、堡、祠三位一体”的综合民居，既是血缘共同体的空间凝聚，也是族群隔离环境下自治防御的终极选择。在文化渊源上，学界存在不同观点。万幼楠在《赣南围屋研究》中警示不应“把什么事情都无限地往远处去追溯”。避开过度溯源带来的简单归因，更为合理的历史理解应是：赣南围屋根植于北方坞堡的制度遗产，又在南方山地族群关系与地方失序的历史语境中完成了制度再造和功能创新。
四、流派分类与体系建构
（一）厅屋组合式民居：主流形态
厅屋组合式民居分布于赣南全区各县市，是赣南民居的主流形态。这种民居实质上脱胎于古代中原庭院府第式民居，以“厅”为空间组织核心——客家人一般称堂为“厅”或“厅厦”，称一栋房子为“屋”，一间房子为“房”。厅是屋的中心，许多栋“正屋”和“横屋”连在一起便组合成了一幢“大屋场”。基本单元为一明两暗（一厅堂左右各一卧室），称之为“正屋”，两个正屋纵向串联即构成“两堂式”，再横向扩展则形成“两堂两横”乃至“三堂两横”的大型复合院落。通过纵向叠加“进”数、横向扩展“横”数，厅屋组合式民居可发展出“三进六开”“九厅十八井”等宏伟格局。关西新围的主体建筑正属于这一谱系：主房结构在“三进三开”特征基础上扩大为“三进六开”，形成九幢十八厅的典型布局。
厅屋组合式民居主要呈现“八”字门楼、封闭式天井、对称发展两两相对的悬山顶制式等形态特征。这种民居承载的是“聚族而居、四水归堂”的宗族生存逻辑，空间上呈现出一种向心、平衡与逐次差异的属性，与赣北、赣中汉族世族宅第的礼制表达之间具有明显的一致性。
（二）围屋：标志性形态
围屋是赣南客家另一种特殊的民居形式。赣南围屋“是把家、堡、祠三种功能融为一体的大型围合型、防御性传统民居建筑，尚存600余座，主要分布在江西省赣州市龙南、定南、全南、信丰、安远、寻乌等地”。围屋主要分布于河西片的定南、龙南、全南、寻乌、安远、信丰等县，是赣南客家一种特殊的民居形式。代表性围屋有关西新围、燕翼围、乌石围、雅溪围屋群、虎形围、明远第围、东生围等。围屋被众多国内外专家誉为“东方的古罗马城堡”、世界上最璀璨的民居建筑奇葩。
围屋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聚族而居、四面围合和设有防御性设施三大特征，代表性围屋是方形围屋，也是现存数量最多的围屋”。围屋的平面造型包括方形、圆形、半圆形及不规则形四大类型，其中尤以龙南涵盖最广，有“世界围屋之都”之称。
（三）厅屋组合式与围屋的流变关系
从建筑流派的整体谱系来看，厅屋组合式与围屋之间并非截然二分，而是存在着一条从“开放式庭院院落”到“全封闭围合式”的光谱系。围屋可视为厅屋组合式民居与坞堡防御体系相结合的产物：其在空间组织上保留以中轴对称的礼制秩序为核心的“厅屋组合”逻辑，祠堂位于中轴线上，厅堂穿斗抬梁、天井四水归堂、格局主次分明；而在此基础上，外圈横加一圈厚壁开窗的外围廊楼、在四角设突出碉楼，从而实现了“厅屋组合在内、围堡防御在外”的复合结构。关西新围正体现了这种“内府外堡”的演进关系。
“组合式”民居分布于全区各县市，是赣南民居的主流形态；“围屋”则主要集中于河西片的定南、龙南、全南、寻乌、安远、信丰等县。其分布形势显示出较为清晰的空间分异：组合式呈由东北向西南发展逐渐减弱的状况，围屋则呈由西南向东北发展逐渐减弱的态势。这种“南围北合”的地理格局，与赣南境内地形、族群交汇及省域行政边界的历史格局密切相关。
五、社会背景与建筑流派的生成逻辑
赣南客家建筑流派的形成与当地特殊的社会条件密不可分。从族群关系来看，赣南地区历史上畲汉杂居、争地冲突频仍，迫使家族依靠团结与外围防御来保全生存条件，围屋的高墙深院由此成型。从宗族制度来看，赣南乡村聚落“以祖堂为核心，遵循主从秩序，呈现围合生长”的空间组织实质上是血缘共同体在物质空间中的映射，“聚族而居”既是对中原宗族制度的延续，也是危乱环境下保证世系安全与集体行动的必然举措。从地理区位来看，赣南位居多省交汇的岔口地带，长期被朝廷视为“盗区”，行政监控相对薄弱。围屋遍布的地方大多地跨两省边界，由于行政归属交错，暴力械斗与匪患层出不穷。由功能观之，围屋并非纯粹审美取向的结果，而是边缘地带宗族武装化的建筑结晶。
地方经济发展和富裕商人的兴起，给围屋建造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关西新围的建造者徐名钧因“经营木材生意发了大财，后又开药铺、当铺，资产越滚越大”，方有“耗资百万，费时十多年”建造巨型围屋的社会基础。由此可以一窥不同社会阶层在建筑投资上的差异。那些无力建造围屋的普通民众则以厅屋组合式的基本居住单元（一明两暗式正屋）住居，经过多年努力再加以添建，形成了存量远大于围屋的普通民居群。这一社会经济背景直接影响了赣南建筑流派在数量上的级差关系。
六、风格差异：赣派、徽派与赣南客家建筑
赣南客家建筑处于赣派建筑和徽派建筑两大传统谱系的交汇与影响之下。在明清时期江西整体建筑谱系中，赣派建筑是与徽派并列的重要风格板块，二者在平面布局、空间结构、材料的取舍以及装饰手法上存在差异。理清这些差异，有助于在比较中准确识别赣南客家建筑在赣派和徽派体系中的定位。
（一）赣派建筑的基本特征
赣派建筑是江右民系的传统建筑形式，主要分布于江西中北部的抚州、吉安、宜春、南昌、赣州等地区。赣派建筑形成于唐宋时期，至明清达到鼎盛。其建筑布局以长方形平面为主，采用青砖灰瓦材质，外立面通过高峻马头墙和半掩半露的双坡屋顶形成简洁造型，“体现了天人合一的营造理念”。在结构体系方面，赣派建筑采取砖木混合结构，一般为一层建筑。赣派建筑外墙为青砖马头墙，马头墙挺拔憨实，厚重凝练。在村落规划上，赣派建筑“将祠堂、戏台置于村落的地理中心位置”。赣派建筑整体上“古朴敦厚”，代表了赣文化沉稳内敛的空间气质。
从建筑色彩来看，赣派建筑以青砖灰瓦为基调，“采用青砖灰瓦材质”，通体呈现青灰色调。与此相应，其墙面素面朝天，清水白线，不加刷白。在装饰风格上，赣派建筑遵从“外朴内华”原则，重点部位运用木雕、砖雕、石雕及彩绘等传统工艺，但总体雕刻风格克制内敛、强调木质纹理的自然表达。木雕构件多出现于梁枋、雀替及柱础等处，题材多取喜鹊登梅、麒麟送子等吉祥意象，线条简洁，造型沉稳。
（二）徽派建筑的基本特征
徽派建筑是古徽州地区最具地方性的传统民居样式，广泛分布于安徽省黄山市、宣城市绩溪县及江西省婺源县等地。徽派建筑在外观上显示出极强烈的粉墙黛瓦意象，以木梁承重、砖石砌护墙、白灰罩面为标志性特征。在建筑形式方面，由于徽州山多地狭，民居建筑普遍为两层，一楼采用三开间中堂天井采光、二楼为传统卧室，二层楼向天井方向出挑。在材料色彩上，徽州因就地缺乏合适的优质黏土，“所以就地取材用白石粉刷一刷”，墙体通体白灰罩面，黛瓦压顶，塑造出轻盈秀丽的印象。在村落规划方面，“徽派建筑则将其（祠堂、戏台）作为水口建筑置于村口”。在装饰艺术上，徽派建筑对砖、木、石“三雕”的运用达到了极度繁复精密的境地，表现出徽商巨贾阶层装饰铺张、崇尚华贵的气派。
（三）赣派与徽派的比较与赣南的位次
基于现有研究，赣派建筑与徽派建筑的差异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马头墙：二者都有，但赣派的马头墙挺拔憨实、厚重凝练，徽派的马头墙则相对轻直秀气。二是材质及色彩：赣派建筑外墙基本为不粉刷的清水青砖墙，青砖灰瓦；徽派建筑则为白灰粉刷墙面，黛瓦压顶。三是建筑层次：赣派基本为一层，徽派一般为两层，这与赣抚平原相对开阔、徽州六邑地形狭促有关。四是村落布局：赣派将祠堂、戏台置于村落地理中心，以凝聚宗族认同；徽派则将祠堂置于村口水口位置，兼具风水调节功能。
赣南客家建筑在这一比较中处于怎样的位置？赣南客家建筑既承袭了赣派建筑的青砖灰瓦质朴内核，又融合了客家本土的防御性营造智慧，同时与徽派建筑具有显著区别。从赣州市官方总结中可以确认，“赣南传统建筑风貌总体特征为风貌浑厚质朴，色彩天然沉稳，在建筑构造、建筑材料和建筑色彩上都与赣中赣北、徽州、粤东北、闽西南等地的客家民居有显著差异。构造特征主要体现在：悬山顶居多、马头墙居少、生土墙为主、青砖墙为辅”。这种与赣北、徽州的清晰分野充分说明，赣南客家建筑是赣派系谱中一枝独立发展出的扎根客家族群的原生建筑类型，有着原创性的建造体系和独特的空间构成逻辑。
七、技巧技法：木雕、灰塑与构造体系
（一）木雕艺术：关西新围的精湛典范
赣南围屋内部普遍配置砖、木、石三雕，但由于各地匠作传承不同，木、砖、石三者所占的比重差异较大。龙南关西新围堪称雕刻大宝库，其“正厅大门前有一对雕刻精美栩栩如生的石狮，左边的公狮昂首张口凶猛威武，右边的母狮雍容大度端庄肃穆；厅内十多根大木柱下的石墩上都雕刻着各种图案或文字；厅堂偏院以及厢房镶嵌有龙、虎、麒麟、凤凰等动物木雕，造型生动，雕刻精美”。这些木雕狮狮相异，龙虎相交，鸟兽与凤纹交织，在显示贵气和家世的同时实现了装饰性与伦理性的统一。安远东生围则更重视石雕和门楣装饰，龙纹、神兽石雕较多，体现了富有官位和军功的家世点缀。
定南明远第围在木雕方面独具特色，其木雕主题与赣闽粤交界民间戏曲人物和动植物吉祥图案联系紧密，具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和文史归纳意义。在赣县白鹭古村的调查中发现，匾额题刻、书箴堂楹联、恢烈公祠的木制祭祀空间、祠堂梁柱上“钟氏十三世”“嘉庆重修”等刻字，为鉴别木雕技艺的传承提供了清晰的谱系材料。
（二）灰塑工艺与装饰技法
赣派建筑风格的灰塑技艺在赣南建筑中也有所体现。赣派建筑“最典型的灰塑工艺在白鹭村中多有出现。例如王太夫人祠的门楼就是集砖雕、石刻、灰塑于一体的设计，各种图案精致细腻、生动传神”。灰塑工艺多用于门楼、照壁、屋脊等立面较高的位置，题材涉及花鸟、瑞兽、戏曲人物纹样叠砌，在屋檐椽口和檐柱之上或“福”字、“寿”字装饰的组合。灰塑在赣南的传承一脉接续了明清时期中原营造传统，同时在吸收粤北彩塑等技法的基础上形成本地变体。
（三）构造体系：穿斗、抬梁与夯土
赣南客家建筑的构造体系以穿斗式和抬梁式的混合运用为特征。厅屋组合式民居和围屋内部廊屋部分多采用穿斗木框架，柱头用料中等，柱脚设柱础防潮，隔扇板门和窗格以实木线脚拉列。大型厅堂和祠堂显要处选用抬梁架构，使空间得到扩展和高敞。围屋外围的夯土土楼外墙在工艺上选择当地红壤混合细沙石灰，经反复捶筑夯实，在龙南关西新围等处保留了1.5米以上基座、墙体收分之势，既能承重又具极强抗冲击力，这种由墙体独立承重的做法体现了传统工匠对材料与性能高反馈性的精确掌握。
八、建筑材料与地域分异
（一）生土、卵石与青砖的综合利用
赣南客家建筑在建材选择上因县而异、因地而异，呈现出鲜明的地域分异。赣南传统建筑“悬山顶居多、马头墙居少、生土墙为主、青砖墙为辅”概况了建材格局的基本取向。
从空间格局来看，赣南各区县建筑材质呈现条带分布：龙南围屋普遍采用红壤黄土夯实为主体外墙，外皮抹浅石灰米汤浆以防风化；定南、全南围屋多为河卵石垒砌与三合土混筑并存，如雅溪围屋群的福星围墙基由三合土与鹅卵石混筑，墙体为土坯砖砌成；石围则为青砖堆砌。这种分布格局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县份自然地质条件——河流冲积洲地带碎石卵石丰富，山丘地带则拥有更丰厚的红壤黄土资源。同时，地方建筑传统存续程度、官商乡绅财力也影响了从卵石墙基到青砖包角再到细料加工的不同层级的建材选择。
青砖的使用是赣南建筑与徽派、粤东北地区区分的重要材质标志。赣县白鹭村中清一色的青砖灰瓦、高峻的马头墙、磨砖对缝的砌筑方式等，均体现出赣派建筑讲究墙面平整、质朴端庄的匠作传统。
（二）地方资源对建筑形态的决定作用
赣南围屋的高厚度墙体，与就地取用黏土分布广泛、土质黏结力强的自然条件高度相关。以燕翼围为例，其外墙厚度达到1.45米，这种大体量夯土特征决定了平面布局中不宜做太多规则的转角凸出和制高点炮楼必须同墙身构成完整承力体系。同样做厚卵石墙体的围屋（如全南雅溪片区的局部围墙），则常需要加建石柱或青砖锚固点来加强联结，从而走向卵石—砖混砌的风格。在缺乏烧砖资源的纯山区围屋则更多依靠纯生土夯筑维持墙体自重大、防御力强的效应。这些由材质主导所确定的建筑风格差异，不只是匠人品味，本质上是自然禀赋对营造体系的刚性约束。
（三）细腻的墙面美学：磨砖对缝与素面质朴
赣派建筑在墙面粉工处理上以“磨砖对缝”工艺为典型。砖料先经打磨、侧光平整、干砌湿浆后勾缝收尾，成品呈现砖石之间结合紧密、接缝平直如线、墙面浑然一体的艺术效果。相比徽派建筑刷白一面，赣南青砖墙面素朴粗犷，更显庄重雅致。这种做法在赣县白鹭古村的钟氏宗祠墙面中清晰可辨。与白鹭实践相符的是“四水归堂”的屋面组合形态，在雨天，屋面流下的水汇入天井阴沟，内外排水通畅，以砖砌水渠避免屋基积水，实现室内微气候的自我调节。上述砌筑方法与房屋礼制格局相结合，构成了赣南客家人理水、调温、控制湿气的生态建筑智慧。
九、装饰特点与文化内涵
（一）石雕、木雕与彩绘的流派差异
赣南不同流派在木雕、石雕和彩绘重心上有所侧重。龙南关西新围“三雕”俱全，其中木雕动物、人物场面最多，体现了以家族团结和喜庆氛围为主的装饰主题。安远东生围的石雕数量尤多，其门楣、柱础、台阶及排水口等处图案围绕家世功绩和升迁寓意展开，出现了较多的“官上加官”“富贵无边”等符号化表述。定南明远第围的木雕与彩绘色彩强烈，填彩以赭红、石绿、朱红为主，与民间戏曲版画风格有延续，趋于热闹浓艳，这与该围主人身份可能具有武职背景有关。赣县白鹭古村的福神庙木雕保存有牡丹、莲花等清雅纹样，窗棂雕刻层次分明，体现出不同于围屋民居的公共祭祀性空间的审美差异。
.（二）“鳌鱼”“喜鹊”“椒图”等装饰符号
细部装饰构件中常出现的典型主题有：“鳌鱼”取意“独占鳌头”，暗示科举中第；“喜鹊登梅”寓意为“喜上眉梢”；“椒图”作为龙生九子之一常用作门环底座的铺首装饰，有镇宅避邪之意；“双狮滚球”则隐喻“事事如意”。在白鹭古村恢烈公祠的一处隔扇窗中，仍然能够辨认狮球结合的经典纹样组合，象征着家族繁荣和世代平安。赣南新式三雕的艺术母题来源复杂：一部分源自赣派传统中常见的水族木雕和山石题材，一部分则吸收了粤东北客家围龙屋的装饰形式。这种民间艺术信息的跨越流转，在装饰内容上反映出赣南客家与周边族群匠师并无技术隔阂的多元融合姿态。
十、研究价值：历史、文化与时代意义
（一）历史价值：赣南围屋的申遗进程
赣南围屋于2012年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获得了通向世界文化遗产的“入场券”。以龙南围屋为主的赣南客家围屋申遗文本得分在江西省申遗预备名单专家评审中排名第一。此后龙南启动系统性的围屋保护修缮行动，建立多方联动的修缮机制。自2012年申遗启动预备名单以来，已累计投入维修资金过亿元，完成数十座围屋的修缮工作。2014年，赣南客家围屋营造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为申遗工作和传统工艺的活态传承提供了制度保障。古老的围屋营造技艺作为活态文化遗产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为围屋的未来延续提供了技术传承保证。
（二）文化价值：客家文化认同的凝聚
赣南客家建筑的文化价值还体现在文化认同与共同体意识的凝聚上。围屋是客家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象征，被众多国内外专家誉为“东方的古罗马城堡”“世界上最璀璨的民居建筑奇葩”。2025年，赣州印发了客家文化（赣南）生态保护区三年建设规划，坚持“保护优先、整体保护、见人见物见生活”理念，系统推进名录体系、传承设施、理论研究、传播普及、融合发展等各项工作。2023年世界客属第32届恳亲大会首次在县级城市龙南举办，吸引全球2500余名客属代表参会，赣南围屋在其中扮演了核心文化符号的角色。保护、弘扬赣南传统建筑，对留住客家乡愁记忆、增进海内外客属文化认同意义重大。
（三）时代价值：申遗保护与活化利用的平衡
2025年赣州印发的《客家文化（赣南）生态保护区三年建设规划》，强调在申遗保护的攻坚阶段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围屋正在经历从静态文物到活化遗产的深刻转型，在龙南关西镇，围屋9幢18厅的传统空间已被巧妙转化为会展、商业、文旅的复合功能区。在准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冲刺阶段，既要防止过度商业化改变围屋原始风貌而损害申遗文本的真实性核心，又要避免固守纯文物观念而使传统民居随人口流失而自然破败，需要学术力量为“活态保护”“发展性传承”等议题提供科学专业的指导。
（四）科学价值：传统营造智慧的当代启示
赣南客家民居在生态选址上彰显“依山傍水、顺应自然”的朴素环境意识；夯土围屋的隔热、蓄热、温湿调节性能以及天井系统的烟囱通风效应，体现出古人在缺少现代空调等条件下对气候的人性适应智慧。研究此类建筑的适应性技术原理与可持续生命循环的材料应用经验，可作为乡村振兴背景下地域绿色建筑设计的基础理论支撑。数字化领域有赖于新的前沿测绘及档案数据库：三维激光扫描和点云建模在关西新围、燕翼围中的应用，正在弥合建筑保护中形态记录的细节遗漏。
（五）当代传承：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的摹本
赣南客家民居以其独特的形制、体系和装饰语汇，在现当代建筑设计体系中仍有再创造的潜力。龙南世客城主体建筑的外形引用了围屋的方形天际线与炮楼抽象形式，实现传统符号的当代用途转化。这一颇具代表性的当代建筑，表明赣南客家民居主题仍然能够在全球化的建筑设计语境中被重新编码并激发现代活力。在乡村振兴阶段将地方传统元素纳入农房风貌管控体系，“重拾赣南乡村风貌，及时扭转风貌缺失的局面刻不容缓”，《赣南农村风貌建设与改造导则》和《赣南乡村建筑风貌营造指引》等地方技术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要为实现文化高质量传承衔接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前瞻思路。
十一、结语
赣南客家建筑作为客家文化的重要载体和中华传统民居体系中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以“厅屋组合式”与“围屋”的双轨并行格局呈现出极其丰富的流派多样性和深厚的文化凝聚力。通过本次对赣南客家建筑文化流派的比较研究，可以清晰地认识到，建筑文化既是社会历史变迁的产物，也是族群心理、经济基础、自然环境、建造技艺等多种力量共同建构的可视化图景。
当前，赣南围屋申遗与客家文化（赣南）生态保护区三年建设规划的实施正处于最为关键的时期。推动赣南客家建筑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既是对“客家摇篮”历史地位的尊重，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活化再生的题中应有之义。正如赣南乡民朴素话语中所传达的理念那样：“祠堂不仅是建筑标本，更是客家人‘耕读传家’精神的物质载体，保护好这些文化根脉，就是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赣南客家建筑的保护与传承，不仅关乎一座座建筑本身的存续，更关乎一个民系的文化记忆与精神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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