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盏永不熄灭的灯

作者/寇晓英

我的母亲，名叫张秦。

1930年3月，她出生在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红光村的一户普通农家。命运于她，似乎格外苛刻——八岁时，外婆因病离世，她由祖母拉扯到十三岁，便嫁到了拉林子村，与同龄的父亲一起，撑起了一个在风雨中飘摇的家。

 

那时的家，亲奶奶早已不在，留下七岁的二叔和不满三岁的姑姑。爷爷投身革命，常年在外。两个半大孩子，就这样用稚嫩的肩膀，扛起了四面漏风的屋檐。直到十多年后，父亲的继母进门，一家人才勉强把这份穷得恓惶的日子，一起熬了下去。

母亲没读过几天书，可她却用一辈子，活出了“知书达理”的全部含义。她贤淑、聪慧、勤劳、善良，骨子里的温暖与坚韧，让她成了拉林子村人人都敬重的“善人”，也让她在我们子女、乃至孙辈的心中，站成了一座山，一条河，一盏灯。

一、指上生花，她把苦日子剪出了香气

 

母亲的手，是会说话的。

 

一把剪刀，几张彩纸，在她手里就像被施了魔法。折几下，剪几刀，水里游的鸳鸯、枝头闹的喜鹊、翩翩飞的蝴蝶、梁间绕的燕子，便都活了过来。还有那亭亭的荷、富贵的牡丹、饱满的寿桃、喜庆的“囍”字……一张张普通的纸，就这样被赋予了生命的气息。

村里谁家要办喜事，总会早早送来红纸。母亲便伏在炕沿上，就着油灯，一剪就是一晚上。大红的“囍”字、精巧的窗花、长长的拉花，堆得炕满桌。她的手艺一贴，土坯房也映得暖融融、喜洋洋的。

 

到了年关，我们家最是热闹。母亲剪窗花，父亲写春联。大年初一，半个村子的人家，门上贴的是父亲的笔墨，窗上绽开的是母亲的花。那一片红，绸子似的，裹着新年的盼头，暖了那段最寒的日子，也暖透了人心。

 

母亲的手艺，不止在纸上。

 

她蒸的花馍，鱼虫花鸟，活灵活现；她绣的荷包，针脚细密，颜色鲜亮；她裁的衣裳，合身得体，邻里都来讨样子；她做的虎头鞋、兔娃帽，又结实又好看，是村里娃娃们最体面的行头。

 

一双巧手，为那清汤寡水的年月，绣上了最生动的纹样，让再苦的日子，也开出了花。

二、手中捻暖，她是乡亲们心里的“活菩萨”

 

母亲没进过一天学堂，更没读过医书，可她却是十里八乡都认的“先生”。

 

娃娃们肚子疼，她要么在虎口上轻轻揉几下，要么拿一团棉花敷在肚脐上，哈几口热气。常常是“咕咚”一声响，孩子就破涕为笑：“不疼啦！”胳膊摔脱了臼，抱到她跟前，她凝神摸着，轻轻一托一推，“咔哒”一声，哭声就停了。

 

着了凉，有姜汤葱白水；上了火，煮绿豆汤、竹叶茶；夏天闹肚子，灶膛里烧几瓣焦香的大蒜……拔火罐、扎针、推拿，母亲的“土法子”又简单又灵验。只要不是要命的大病，她总能有办法。

 

她的名声传开了，不光是本村，外村的人也常赶着夜路来请。母亲从不推辞。山路再陡，风雨再大，她拎起那个洗得发白的旧布包，脚步匆匆就出了门。那双手，因常年劳作而粗糙皲裂，可贴在乡亲们滚烫的额头上，或揉在娃娃们酸痛的胳膊上时，却比什么都稳，都暖。

 

那不是医术，那是从生命里长出来的慈悲。这份慈悲，让她成了无数人黑暗病痛中，最先想起的那束光。

三、心中有孝，她把“亲情”二字刻进了岁月里

 

母亲自己从小没娘，却把心里所有的孝，都捧给了外爷和后奶奶。

 

七十年代，粮食金贵。家里常年是酸菜糊汤、带糠炒面。但只要外爷来，母亲必定把住在二叔家的后奶奶也接来，关起门擀白面、包素饺子，让两位老人安安稳稳吃顿好的。我们姊妹几个，就围着桌子，眼巴巴地喝点面汤。

 

每次外爷来，母亲必烧一大锅热水。她细细地给外爷洗头、剃头、刮脸，再蹲下来，为他洗脚、剪指甲。动作那么轻，眼神那么敬。对后奶奶，她亦是如此体贴入微：换季时提前备好衣物，平日里嘘寒问暖，把老人的饮食起居照料得妥妥帖帖。后来，外爷与后奶奶相继患病卧床，母亲寸步不离地守在床前，端汤喂药、擦洗身体、处理污物，直至为两位老人养老送终。她用行动告诉我们，孝顺不是口号，而是融入日常的陪伴与担当。她的孝心，如静水深流，滋养着家族的血脉亲情。

四、怀揣热肠，她把“大家”暖成了“一家”

 

那些年，家家都难。青黄不接时，常有人家揭不开锅。母亲心软，见不得娃娃挨饿。哪怕自家缸里也快空了，只要邻居红着脸来借，她总会掀开缸盖，舀出一碗苞谷糁或半升面，轻轻说：“先拿着，娃不能饿着。”

 

借出去的是碗里的稠，自家锅里就得多掺一把野菜、一把榆钱。我们捧着清汤寡水的糊糊，从没人抱怨——因为母亲用行动告诉我们：人活一口气，这口气，就是邻里间互相帮衬着的那口热乎气。

 

家里的锄头、铁锅、水桶，只要有人开口，没有不借的。村里红白喜事，母亲更是从头忙到尾。她常说：“邻家背舍的，能帮就帮一把。都在一个村里活人，不能活‘独’了。”

 

这份热肠，像冬天的日头，不烫，却暖烘烘地照遍了全村。“秦姐”“秦娘”“秦妈妈”……这些称呼，在拉林子村，成了“善”的代名词。

五、口含春风，她把刺耳的纷争化成了绕指柔

 

母亲性子温，讲话慢，条理却清，是村里公认的“和事佬”。

 

夫妻拌嘴、婆媳矛盾、邻里争执，大家都爱来我家，找母亲“说道说道”。母亲从不偏袒谁，只是静静地听，然后用最朴实的话劝解：

 

“话是开心的钥匙。一家人，舌头还有碰牙的时候，说开就好了。”

“将心比心，想不通的事，倒过来想想，就通了。”

 

要是谁家媳妇为日子发愁，她就安慰：“熬煎啥？娃娃一天天长大，只要人勤快、心齐，好日子在后头哩。”

 

经她一说，许多拧成死结的事儿，慢慢就松开了；许多冷了的心，又慢慢暖回来了。母亲就像村口那棵老槐树，不说什么，却用宽厚的荫凉，把整个村子拢成了一个家，让再硬的脾气，到了这儿，也能化成一声叹息，或是一个笑脸。

六、行如标尺，她把“做人”的道理烙在我们心上

 

家里穷，母亲对我们的要求，却一点不含糊。

 

她总说：“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自家再难，公家的东西一针一线不能动；别人的东西再好，看一眼是本事，伸手拿就是贼。”

 

小时候打猪草，伙伴们常偷偷割点豆苗、红薯蔓充数，或是偷摘别人家的果子解馋。可我每次出门，母亲总要叮嘱：“好好寻草，不敢害人。”她说的“害人”，就是祸害庄稼。

她要求“阿达取，阿达放”，所以家里每样东西都有它的地方，几十年不乱；她要求扫地从里到外，一笤帚挨着一笤帚，角角落落都要扫净，所以我家的土地面总是光光的，瓦罐总是亮亮的；她要求见了长辈必须问好，我性子怯，羞于开口，她就拉着我的胳膊，让我必须喊出“舅爷好”，让我知道，礼貌是心到，也要口到。

 

母亲从不传闲话，也不许我们听。她说：“娃娃家，大人说话莫插嘴。有用的话记心里，没用的话，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把心思用在正路上。”而她说的“正路”，就是读书。

 

这些道理，像春雨，一点一滴，渗进我们的骨子里，长成了我们做人的样子。后来她当了奶奶、外婆，对孙辈疼爱归疼爱，该讲道理时从不含糊。所以，她永远是娃娃们心里，那个最慈祥也最明理的长辈。

七、手中灯，是寒夜里不落的人间月

 

父母最看重我们读书。哥哥姐姐们聪明又用功，却因家庭成分，断了上学路。这成了母亲心里最深的痛。

 

到我时，终于赶上能考学的年代。母亲常摸着我的头说：“小小，好好学，给咱家争口气，当咱家第一个吃商品粮的。”

 

这句话，是我，也是后来外甥们，读书时最大的念想。

八十年代初，我到沙河子镇上初中。从村里到学校，要先过一片芦苇荡，再走两公里没人的庄稼地。学校为升学班开晚自习，常到夜里十一点。那时候，没有路灯，夜黑得像墨。

 

同村一起读书的，只有我和另外两个女孩。每晚放学，我们结伴回家。每次走过沙河子街，翻过沙堤，远远地，就能望见一点光——昏黄的，暖融融的，在芦苇荡边上轻轻晃动。

 

那是母亲手里的灯笼。

 

那时，母亲已五十多岁，腿脚还受过伤，走路并不利索。可一年四季，风雨无阻，她每晚都提着那盏灯，站在村口等我们。那光，在黑沉沉的夜里，那么小，又那么亮，一下子就把心里的怕，照散了，把脚下的路，照实了。

我们三个常说：“晓英妈妈手里的灯，是咱的指路明灯。”

 

后来，我们三个，都考上了学。多年后聚首，说起那盏灯，眼里都还有光。

 

这盏灯，后来接着亮了下去。它照着我的外甥女，又照着她的表弟，陪他们从沙河子中学走出来，走进更大的世界，圆了母亲“考上学，争口气”的梦。

 

那如豆的一点光，照亮的何止是夜路，那是寒门娃娃，想用读书改命的全部指望和决心。

八、灯熄了，光却溶进了血液里

 

1995年阴历六月二十五，母亲走了。

 

可我们觉得，她没走。

 

她的善良，她的坚韧，她的孝顺，她的热忱，早已像盐溶在水里，化在了我们的血脉中。她手里那盏灯，也早已从她的手中，传到了我们的心里，成了我们做人、做事时，心里那杆秤，那束光。

 

如今，我想起母亲，眼前总是三个影子：

 

一个是伏在炕上，就着油灯剪窗花的侧影，那么静，那么专注；

一个是深夜村口，提着灯笼的佝偻背影，那么稳，那么暖；

 

一个是蹲在病床前，为乡邻揉捏穴位的身影，那么柔，那么定。

 

她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她只是用一双巧手、一颗仁心、一副永远向着他人的热肠，在那些粗粝的岁月里，为我们，为拉林子村，编织了一张又细又密的、温暖的网。这张网，兜住了生活的苦，托起了人情的暖，让我们即便在最冷的冬天，心里也有一团不灭的火。

母亲，您从未离开。

 

您留下的那盏灯，早已不是一盏灯。

 

它是一个家族挺直的脊梁，是为人处世的道理，是流淌在岁月长河里，那汪永不干涸的、名为“大爱”的泉。

 

这泉，至今仍在我们的生命里，汩汩流淌，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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