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与灯:迟子建的生命叙述
杂文/李含辛
漠河的雪,一下就是大半年。风卷着雪粒子打在窗棂上,像无数细碎的冰粒在敲打着命运的门。
迟子建就出生在这样的极寒之地,她的人生,从一开始就带着冰的凛冽。
6岁那年,母亲带着她去二姨家,她以为是一次难得的出游,穿着新棉袄蹦蹦跳跳。可当母亲转身带着姐姐弟弟离开,把她留在陌生的院子里时,她才明白,自己是被“送”出去了。她摔碗、哭闹,嗓子哑了,眼泪冻在脸颊上,像两道冰痕。那一天,北极村的雪格外冷,冷到了她的骨子里,成了她童年最刺骨的记忆。后来她写:“那种被遗弃的痛,像一根刺,扎在童年最柔软的肉里。”
但北极村的雪,也养出了她的韧劲儿。她趴在姥姥家的缝纫机上写字,写菜园里的青菜,写远处发蓝的山影,写雪地上炊烟的形状。17岁时,她把这些文字攒成《北极村童话》,寄给了《人民文学》。当她在杂志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时,攥着杂志的手激动得发抖。
她以为,终于可以用文字向父亲证明自己,可命运却给了她更沉重的一击——父亲突发脑溢血离世,那本带着墨香的杂志,终究没能送到父亲手里。
21岁的迟子建,在腊月的寒风里送走了父亲。家里本该挂灯的日子,却一片漆黑。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看着窗外的雪,觉得整个世界都被冻住了。
可她没有倒下,就像北极村的树,再冷的天,也会在春天抽出绿芽。她拿起笔,把对父亲的思念,对故乡的眷恋,都写进了文字里。《雾月牛栏》《清水洗尘》,一篇篇作品像雪地里的灯,照亮了她的文学之路,也让她在28岁时,拿到了首届鲁迅文学奖。
命运似乎终于要对她温柔一点。33岁那年,她遇见了黄世君。
这个成熟稳重的男人,懂她的文字,也懂她的孤独。他会在她写作到深夜时,给她端来一杯热牛奶;会在她肩膀酸痛时,默默为她按摩。迟子建曾俏皮地说:“如果我把脸涂上厚厚的泥巴,你肯定就认不出自己的媳妇是哪一个了。”黄世君认真地回答:“你的眼睛太清澈了,我一定能认得出。”那段日子,是她人生里少有的暖光。在这份爱的滋养下,她完成了搁置多年的《伪满洲国》,70万字的长篇,写得顺畅而温暖。
可命运的暴风雪,总是来得猝不及防。2002年的春天,大兴安岭的树刚抽出新芽,黄世君却在一场车祸中永远离开了她。
迟子建的世界,再次崩塌了。她闭门不出,整整四个月,像一株被霜打蔫的草。直到某个夜晚,她梦见父亲举着冰灯说:“灯儿,你看蜡烛流泪时,光反而更亮。”她想起自己采访矿难时,那些失去丈夫的寡妇们,她们擦干眼泪,还要继续活下去。她突然明白,一个人的伤痛,在众生的苦难面前,其实很轻。
她重新拿起笔,把失去丈夫的悲痛,都写进了《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书里的女主角,像她一样,在失去爱人后,踏上了寻找慰藉的旅程。而迟子建,也在写作中,慢慢找到了与痛苦共处的方式。后来,她走进大兴安岭深处,听鄂温克族老人讲他们的故事,讲驯鹿,讲萨满,讲山林里的秘语。那些故事,像一股暖流,流进了她的心里。
她以鄂温克族最后一位女酋长的视角,写下了《额尔古纳河右岸》。这本书,让她拿到了茅盾文学奖,也让更多人看到了她文字里的力量。
如今的迟子建,已经是国内少有的“大满贯”作家。她的书,摆在文学评论家的案头,也放在市井百姓的床头。白岩松说她的书像老火汤,能暖透五脏六腑;董卿在《朗读者》里读她的文字,忍不住哽咽。可只有她自己知道,那些温暖的文字背后,藏着多少冰的凛冽。
她写漠河的烤土豆,叫“捧太阳”;她写雪夜里的炉火,写春天的种子,写那些琐碎的日常。她把命运给她的每一块冰,都细细雕成了灯。
那些带着体温的文字,像雪地里的光,照亮了自己,也温暖了无数在黑暗里行走的人。
北极村的雪还在下,可迟子建的文字,却像一盏永不熄灭的灯,在冰原上亮着。她用自己的人生告诉我们:苦难从来不是人生的终点,只要心里有光,再冷的冬天,也能等到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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