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与灯：迟子建的生命叙述

                    杂文/李含辛

     漠河的雪，一下就是大半年。风卷着雪粒子打在窗棂上，像无数细碎的冰粒在敲打着命运的门。

     迟子建就出生在这样的极寒之地，她的人生，从一开始就带着冰的凛冽。

     6岁那年，母亲带着她去二姨家，她以为是一次难得的出游，穿着新棉袄蹦蹦跳跳。可当母亲转身带着姐姐弟弟离开，把她留在陌生的院子里时，她才明白，自己是被“送”出去了。她摔碗、哭闹，嗓子哑了，眼泪冻在脸颊上，像两道冰痕。那一天，北极村的雪格外冷，冷到了她的骨子里，成了她童年最刺骨的记忆。后来她写：“那种被遗弃的痛，像一根刺，扎在童年最柔软的肉里。”

    但北极村的雪，也养出了她的韧劲儿。她趴在姥姥家的缝纫机上写字，写菜园里的青菜，写远处发蓝的山影，写雪地上炊烟的形状。17岁时，她把这些文字攒成《北极村童话》，寄给了《人民文学》。当她在杂志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时，攥着杂志的手激动得发抖。

     她以为，终于可以用文字向父亲证明自己，可命运却给了她更沉重的一击——父亲突发脑溢血离世，那本带着墨香的杂志，终究没能送到父亲手里。

      21岁的迟子建，在腊月的寒风里送走了父亲。家里本该挂灯的日子，却一片漆黑。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看着窗外的雪，觉得整个世界都被冻住了。

     可她没有倒下，就像北极村的树，再冷的天，也会在春天抽出绿芽。她拿起笔，把对父亲的思念，对故乡的眷恋，都写进了文字里。《雾月牛栏》《清水洗尘》，一篇篇作品像雪地里的灯，照亮了她的文学之路，也让她在28岁时，拿到了首届鲁迅文学奖。

     命运似乎终于要对她温柔一点。33岁那年，她遇见了黄世君。

     这个成熟稳重的男人，懂她的文字，也懂她的孤独。他会在她写作到深夜时，给她端来一杯热牛奶；会在她肩膀酸痛时，默默为她按摩。迟子建曾俏皮地说：“如果我把脸涂上厚厚的泥巴，你肯定就认不出自己的媳妇是哪一个了。”黄世君认真地回答：“你的眼睛太清澈了，我一定能认得出。”那段日子，是她人生里少有的暖光。在这份爱的滋养下，她完成了搁置多年的《伪满洲国》，70万字的长篇，写得顺畅而温暖。

     可命运的暴风雪，总是来得猝不及防。2002年的春天，大兴安岭的树刚抽出新芽，黄世君却在一场车祸中永远离开了她。

     迟子建的世界，再次崩塌了。她闭门不出，整整四个月，像一株被霜打蔫的草。直到某个夜晚，她梦见父亲举着冰灯说：“灯儿，你看蜡烛流泪时，光反而更亮。”她想起自己采访矿难时，那些失去丈夫的寡妇们，她们擦干眼泪，还要继续活下去。她突然明白，一个人的伤痛，在众生的苦难面前，其实很轻。

     她重新拿起笔，把失去丈夫的悲痛，都写进了《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书里的女主角，像她一样，在失去爱人后，踏上了寻找慰藉的旅程。而迟子建，也在写作中，慢慢找到了与痛苦共处的方式。后来，她走进大兴安岭深处，听鄂温克族老人讲他们的故事，讲驯鹿，讲萨满，讲山林里的秘语。那些故事，像一股暖流，流进了她的心里。

     她以鄂温克族最后一位女酋长的视角，写下了《额尔古纳河右岸》。这本书，让她拿到了茅盾文学奖，也让更多人看到了她文字里的力量。

     如今的迟子建，已经是国内少有的“大满贯”作家。她的书，摆在文学评论家的案头，也放在市井百姓的床头。白岩松说她的书像老火汤，能暖透五脏六腑；董卿在《朗读者》里读她的文字，忍不住哽咽。可只有她自己知道，那些温暖的文字背后，藏着多少冰的凛冽。

     她写漠河的烤土豆，叫“捧太阳”；她写雪夜里的炉火，写春天的种子，写那些琐碎的日常。她把命运给她的每一块冰，都细细雕成了灯。

    那些带着体温的文字，像雪地里的光，照亮了自己，也温暖了无数在黑暗里行走的人。

    北极村的雪还在下，可迟子建的文字，却像一盏永不熄灭的灯，在冰原上亮着。她用自己的人生告诉我们：苦难从来不是人生的终点，只要心里有光，再冷的冬天，也能等到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