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庆芝，泰州市作家协会会员，年轻时做过短暂文学梦，临近退休重续梦，作品散见报刊。

一口气读完史银根老师记录下的这段往事，我仿佛被带回到半个多世纪前的苏北乡村。那个物资匮乏却精神火热的年代，那群白天种田、晚上排戏的农民，那部用两包“大前门”香烟换来剧本、靠着连夜手抄才得以排练的《铁骨红心》，一幕幕浮现在眼前。史瑞荣老人那句“我依然心潮澎湃、倍感怀念”，也让我久久不能平静。这不仅仅是一位九旬老人的青春回忆，更是一代人的精神史诗，是红色种子如何在最朴素的乡土上生根、开花、结果的生动见证。

故事中打动我的，首先是那群“泥腿子”对文艺的赤诚。他们不是专业演员，没有舞台设备，没有导演指导，甚至连剧本都要低声下气去借。可就是这样一群人，凑钱买了两包好烟，登门恳求借来剧本，只敢借用五天。十七岁的史庆春连夜用复印纸一笔一画抄写，整整抄出12份，确保人手一份。今天的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刚刚毕业的少年，在煤油灯下伏案疾书，把每一个字都写得工工整整——那不是简单的抄写，那是对英雄的礼赞，是对即将到来的演出的庄重承诺。排练场上，近二十个青壮年劳力，加上妇女和孩子，生产队记工分，大家心往一处想，白天不误农活，晚上连夜练，没有一人叫苦叫累。公社文化站长来指导，大家虚心学习，从台词发音到舞台走位，一点一点抠细节。这种近乎虔诚的创作态度，在今天这个追求“流量”“快餐”的时代，尤显得弥足珍贵。

更令人动容的，是台上台下的情感共振。史才凤饰演年轻的段玉芳，演到英雄遭受迫害、家破人亡的动情处，她和搭档史庆如悲痛欲绝，泪流满面，久久不能平复。那已不是技巧性的“表演”，而是真正的“入戏”了——因为他们深知，自己演绎的是一个真实存在的英雄，是一个为了革命信仰付出惨痛代价的女儿。台下观众看得鸦雀无声，随即传来阵阵唏嘘叹息，有人心疼段玉芳的遭遇，有人痛恨反动派的残暴，整个场子被同一种情感链接了。戏中那段朗诵词写得铿锵有力：“玉芳同志要坚强，要经得住狂风和巨浪……要像泰山顶上一青松，能顶巨浪和狂风！”全体演员齐声合唱，字字掷地有声。史瑞荣老人说，他至今还能脱口而出——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那些台词依然刻在一个农民的心里，可见真正的艺术从来不因时间而褪色。

《铁骨红心》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感染力，根本原因在于它扎根于真实的英雄土壤。段玉芳，这位革命老区黄桥的优秀女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面对反动派的威逼利诱，坚贞不屈，被捕后遭受残酷毒打，怀孕在身却惨遭流产，落下终身残疾。但她始终没有低头，用生命坚守革命信仰。1964年，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胡德兰在全省宣讲她的忆苦思甜讲话稿，历时三个月、五十多场，场场催人泪下。当时还是高中生的诗词作家纪大中，听完事迹后心潮澎湃，写下“革命何曾怕断头，浩然正气世长留。红心铁骨传家宝，一点精神不可丢”的诗句。正是这种英雄精神，催生了剧本，又经由越剧表演艺术家竺水招的精心打磨，最终成为一部传世之作。而史庄村这群农民，又用自己的理解、自己的情感，把这部戏从专业舞台搬到了乡村土台子上。英雄的故事就这样一级一级传递下来，最终走进最基层百姓的心里。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极大丰富、娱乐方式层出不穷的时代。我们足不出户就能看遍全球大片，打开手机就有刷不完的短视频，各种综艺晚会炫目华丽。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却常常感觉心中“空空的”——热闹是热闹了，但什么东西能真正留在心里？什么东西能像“下山佬儿”这个绰号一样，伴随一个人大半辈子，成为乡亲们口中亲切的呼唤？史瑞荣老人的回忆让我明白：真正的精神财富，从来不是靠金钱堆砌出来的，而是靠一颗真心、一份热爱、一种信仰，在日复一日的共同创造中慢慢沉淀下来的。当年那些排练、演出的日日夜夜，那些一起哭、一起笑的乡亲，那个深入人心的英雄故事，早已超越了“文艺活动”的范畴，成为一种集体记忆、一种精神纽带。它让一个村庄的人心凝聚在一起，让红色基因在田间地头生生不息。

史瑞荣老人说，“下山佬儿”这个绰号，不仅是他个人的印记，更是那段红色文艺岁月最好的见证。我想，这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红色根脉最生动的注脚。英雄并不遥远，她就活在一群农民的戏里；信仰并不抽象，它就藏在煤油灯下连夜抄写的剧本里；红色种子从不挑剔土壤，只要有人真诚地播种、辛勤地浇灌，它就能在最朴素的乡土上长成参天大树。今天，当我们回望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不应只是缅怀，更要从中汲取力量——像史庄村那群农民一样，用我们的方式讲好新时代的英雄故事，让“铁骨红心”的精神代代相传，永不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