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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在想,一千二百年前的那个秋天,成都浣花溪畔的那场秋风,究竟有多大的力气,能把一座茅屋的屋顶掀翻。
清明过后,我去了成都杜甫草堂。站在复原的茅屋前,我忽然觉得它不太像一座房子,更像一个关于“较真”的隐喻。
我大约是有些唐突的。满园游人都在瞻仰诗圣,拍照留念,我脑子里却转着些不太合时宜的问题:杜甫真的只是运气不好吗?他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为什么在官场上混不下去,在朋友圈里也时常“翻车”?我们读他的诗流泪,可若是活在同一时代,我们真的愿意和他做同事吗?
四月的园子里竹影婆娑,花木扶疏,红墙夹道清幽寂静。一千二百多年前的旧地,如今已是一座占地三百亩的雅致园林,只有那几间复原的茅屋,还在固执地替主人守着他最后的一点倔强。

杜甫是在公元759年的冬天来到成都的。那一年他四十八岁,已经过了将近半生颠沛流离的日子。他从长安逃出来,经过凤翔,经过秦州,经过同谷,一路入蜀,“季冬携童稚,辛苦赴蜀门”,终于在这浣花溪畔寻得一处安身之所。
他有朋友帮忙。表弟王十五司马送来禄米,朋友高适、严武也时有接济。他在诗里写得清楚:“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为送浣花村。”那是向萧实请求桃树苗;“草堂堑西无树林,非子谁复见幽心?”那是向徐卿索要树苗。他像个真正的农人一样,为了一棵松树、几根竹子也要写诗去请求,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
他在草堂住了四年,写了两百四十多首诗。那是他生命中难得安宁的一段时光,虽然清贫,总算不必再像之前那样惨烈地逃亡。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温和细腻、对妻子对孩子对草木虫鱼都有深情的人,在官场上,却几乎是一触即溃。

公元757年,唐肃宗至德二载,杜甫被授予左拾遗之职。这是个八品小官,却极其重要——它是谏官,有权给皇帝提意见。
他上任不久,宰相房琯因兵败陈陶斜被贬。满朝文武噤若寒蝉,唯有杜甫挺身而出,为房琯辩护。他一而再再而三地上书,言辞之激烈,终于触怒了唐肃宗。皇帝要治他的罪,若不是宰相张镐求情,他几乎丢了性命。
这件事让许多人无法理解。房琯兵败是事实,皇帝贬他是情理之中,杜甫一个新晋的八品小官,有什么必要冒死进谏?他是房琯的门生故旧吗?不是。他与房琯有利益往来吗?也没有。
他只是觉得,用人不当,皇帝也有责任;刑罚不公,朝廷便失了体统。他把自己当成了一个真正的谏官,把皇帝真的当成了可以纳谏的明君。
这种天真,让人心疼,也让人头疼。
放在今天,大约就是一个新入职的员工,在部门会议上直接指出总经理决策失误,还洋洋洒洒写了三千字的报告抄送全公司。他没有错,他说得都对,但从此以后,这公司里恐怕再也不会有人愿意与他共事。

他不是不懂规矩,是不愿意遵守那些“潜规则”。他觉得对的就要说,觉得错的就要争,浑然不顾这人情社会的游戏法则。
这不仅仅是在官场上。
他与朋友们的交往,也常有这种“较真”的痕迹。
他最好的朋友之一,是诗人郑虔。郑虔被贬台州,杜甫写诗送别,情深义重,那首《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读来令人泪下:“便与先生应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
可就是这个郑虔,也曾受不了杜甫的耿直。据记载,有一次郑虔生病,杜甫前去探望,开口便说:“你这样子,怕是活不长了。”话虽是真话,却也实在让人难以接受。郑虔的妻妾在旁,都掩面而泣。这样的直率,这样的不留情面,即便是一生挚友,恐怕也时常觉得难堪。
我曾感动他诗中写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是他的理想,是他对天下苍生的悲悯。
杜甫的性格,让他容不得虚伪,见不得不公,看不惯一切矫饰与苟且。这样的人,在官场上是灾难,在朋友圈里是异类,在任何一个需要圆融妥帖的场合都格格不入。
但也正是这种性格,让他写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让他写出了一个时代最真实的疮疤,让他成为了“诗圣”。
我忽然想起了另一个人:陶渊明。
他也是个官场上的失败者,做了八十多天彭泽县令就不肯再干,说“不为五斗米折腰”。他回家种田,种得并不好,“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他的诗在当世也并不被看重,钟嵘写《诗品》,只把他列在中品。

可后来,他却成了中国文人精神世界的一个灯塔。
还有梵高。他活着的时候,画卖不出去,住在弟弟提供的房子里,靠弟弟的接济过活。他割下自己的耳朵送给一个妓女,最后在麦田里朝自己的胸膛开了一枪。他死了一百多年后,他的《向日葵》卖了将近四千万美元。
这些事情放在一起,不由得让人去思考那个硬币的两面。让他们伟大的东西,也让他们孤独;让他们孤独的东西,又让他们在死后更加伟大。
天才与怪癖,执拗与赤诚,往往同根而生。你不能只要他写出“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又指望他懂得察言观色、进退有度;你不能只要他心怀天下、悲悯苍生,又指望他在蝇营狗苟的官场如鱼得水。
站在茅屋前,风吹过来。四月的风很温柔,不像一千二百年前那场卷走茅草的大风。可我知道,那场大风一直在吹,从唐肃宗上元二年的秋天,一直吹到今天。

它吹走的不仅是杜甫茅屋上的三重茅草,更吹着这世间每一个角落里的倨傲的、固执的灵魂。
杜甫在那样的大风里写下:“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他自己住在漏雨的茅屋里,想的却是天下的寒士。他自己的孩子都饿死了,写的却是“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他自己活得灰头土脸,心里装的却是山河社稷、黎民百姓。
他没有学会明哲保身,没有学会趋利避害,没有学会把真话咽回肚子里。他学不会,也不想学。
茅屋前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那首著名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来来往往的游人在石碑前驻足,拍照,念着那些熟悉的句子。
我在心里默默地问那位千年前的老邻居:杜甫先生,如果可以选择,你会愿意变得“更懂事”一些吗?会愿意不那么较真、不那么执拗,在官场里学会夹着尾巴做人,保住那一官半职,让妻儿老小过上安稳的日子吗?
风没有回答。
可是我心里忽然有了答案。

不会的。如果他变得“懂事”,变得圆滑,变得知道何时当言、何时当默,那他就不是杜甫了。那些光芒万丈的诗句,那些穿越千年的悲悯与愤怒,都将化作不曾存在的烟云。他或许会做一个太平官,终老于床榻,葬于祖茔,后世不会有人知道他来过。
那么,我今天还会站在这里吗?
走出草堂时,夕阳西下,最后一抹金黄的光正落在茅屋的屋顶上。那屋顶是新覆的茅草,齐整厚实,想来再大的秋风也吹不走了。
可是茅屋可以被修缮,可以被重建,可以被小心翼翼地保护起来,成为一个供人瞻仰的景点。但茅屋里住过的那个人,那种让人心疼又头疼的“较真”,那枚硬币的两面,却依然在风中飘摇着,不肯低头。
作者简介

刘兰玲,笔名虫二,毕业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政治经济专业。曾就职《信息时报》责任编辑、记者。是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散文诗研究会会员,广东省侨界作家联合会广州黄埔创作基地主任,公众号《黄木湾》主编,印尼《千岛日报》中华文化专版编委。
由星岛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诗集《听风吹雨》。诗歌《一座丰碑》获“华侨华人与改革开放”征文二等奖;《紫金之歌》获得首届“永安杯″诗歌大赛优秀奖;《月圆之夜 隆平与稻花》获“家国情怀”诗歌大赛优秀奖;“写给广州的诗”诗词大赛《扶胥之口》获优秀奖;现代诗《黄埔之歌》在第三届“春光杯”当代生态文学大赛获一等奖。
作品发表于《中国诗歌网》、《今日头条》、《岭南作家》、《北京头条》、《华夏》杂志、印尼《千岛日报》,美国纽约《综合新闻》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