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下藏乡

                            文/刘良宏

       这是一次综合性很强的下乡活动，事情千头万绪。带领我们下乡的工作组组长是公社党委书记张文祥，一个有着几十年工作经验的老牧区。工作组有六名成员，其中有两名是县上被抽调配合工作的女同志，所以我们被安排在交通条件相对要好一点的聂恰大队。

      我的马褡裢里装满了各类统计报表。其中有一项就是四类分子评审表。所谓四类分子，就是牧主分子、富牧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偶而还有封建主分子，牧区没有右派分子。

      我们的三顶马鞍形帐房安扎在比较平坦且又相对集中的聂恰二队的一个牧业小组。两个女同志一顶帐房，我和张书记一顶帐房，公社武装干事和另一名生产干事一顶帐房。一片草地上突然就搭起了三顶帐房，白愰愰地特别引人注目。听说是县上和公社的联合工作组来了，附近的牧民积极协助我们搭帐房，送毡子，铺被褥，我们的几匹乘马因是县乡工作组的，也享受到优厚待遇，赶放在水草丰美的地方，悠闲地吃着草，转着圈，对附近的同类不屑一顾。

       老乡们赶着牦牛，驮着牛粪，宰杀了一只羊，第二天又宰杀了一头牛，用三根椽子撑了一个三角架，把牛肉吊在上面，很快就冻的梆梆硬，牧民家的几只牧羊犬绕着转了几圈，虽然有点馋涎欲滴，但那只狗也不敢对这些肉下口，只能绕着宰杀了牛羊的下水转圈子。帐房里放了两个水桶，来工作组开会的队干部和牧民都不会空着手，你捎带一塑料桶牛奶，他捎来一包酥油，两个水桶的牛奶很快就要倒满了。  

       我们驻在的作业组老乡精心磨好了青稞炒面，帐房中弥漫着炒面诱人的清香。我们每天都是酥油奶茶拌炒面，我还要悄悄地给自己的炒面里多放一点白糖，更加香甜可口。我们就用牛奶和面烙饼子，比用水和面烙的饼子白多了，闻着有淡淡的奶油醇香，酥润松软，香糯可口，每天烙四五个饼子都能吃完。从早晨起来就开始喝奶茶，大块吃肉，细品茶香，让我感到牧区的生活还是很惬意的。

      牛粪是我们重要的生活物资，每天三顶帐房里的三个火炉要烧很多牛粪，这样既取暖了，又能做饭烧茶。生产队干部安排附近的老乡为我们送来许多干透了的牛粪，堆在几顶帐房的中间，让我有一种物资充盈的感觉。牛粪的火力很旺，帐房里很快就暖融融的。 

       烧牛粪每天要产生很多灰烬，需要有一人打扫卫生。经和大队干部商量，找了一个平时表现比较老实的四类分子，专门负责为我们架火、烧茶，打扫卫生。我发现一个奇怪现象，就是这名四类分子进帐房是正面的，出帐房时必须弯着腰退出去，正面也必须面对我们，况且，按照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对各牧业小组适当进行调整。

      那些平时调皮捣蛋、游手好闲的懒汉都没人要，一旦决定要把某一个懒汉调整到某一个作业组，这个作业组的人就群起而攻之，围着帐房直接喊话：“俄笼蒙巴（我不同意）”。生产队干部相视一笑，谁也无可奈何。因为开会都是在帐房进行，用白粗布做的帐房一点也不隔音，里边的人说了什么话，外边的人听的清清楚楚。

      牧业生产兑现奖赔以作业组为单位，这直接涉及到全组成员每个人的利益，谁都不想在自己的作业组养活一个懒汉，而巴牙次成却成了抢手之人。有的人对巴牙次成既恨又羡慕，恨是他们要站稳阶级立场，不能对阶级敌人心慈手软；羡慕是因为巴牙次成的劳动工分最多，每年的分红也就最多。

      在作业组内，巴牙次成干的都是脏活累活，夜晚值守、转场搬家、赶牛驮粮、垒草库伦、草原灭鼠、黑土滩治理，这些劳动不但要有力气，而且要有技巧。其他组员谁都可以对他颐指气使，如果巴牙次成摘了四类分子帽子，就会成为一名普通群众，这是很多人不愿看到的事情。

       新的一天来到了，草原上天空晴朗，万里无云，空旷的草原让我有很强的穿透力，很远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小黑点，我也看得清清楚楚，再过了一会儿出现在眼前的就是一个活力四射的康巴汉子。几户牧民用牛毛织的帐房和我们工作组的帐房组合在一起，黑白相间，错落有致，炊烟袅袅，安静祥和。牧民早早把牛羊赶出去放牧，手拿牧鞭，身后跟着两三只牧羊犬，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悠闲随性。

      适龄母牦牛出牧的时间要稍微晚一点，或卧或站，静静地等待着它的主人来挤奶。女人们特别辛苦，挤奶、清理牛圈、晒牛粪、打酥油、熬曲拉，一天总是有干不完的活。   

      我惦记着当天要召开工作组、大队和生产队干部会议，早早起来，准备为大家做一顿牛肉粉汤。经过这一段时间的锻炼，我在帐房做饭的烹饪技术有了很大进步。牛肉是头一天已经煮好的，我把它切薄码好，备在小案的一角。煮上一点粉条，还有几颗蒜苗，要尽量节省着用。酱油是固体的，切上一块就行了。调料都很简单，帐房的生活不可能太讲究，少盐没醋都很正常。我把一切都做好了，准备再给炉子里加上一点牛粪，把粉汤烧开，煮上一会，就可以开饭了。我一只手抓着铁锅，一只手抓着盛有牛粪的簸箕，站在马鞍形的帐房里，人的半个身子露在外边，视野格外开阔。

       这时大队党支部副书记骑着马前来开会。马跑的很快，身后扬起一片烟尘，人和马看样子都有点颠狂，明显地是人把酒喝多了，而马的性子又很烈。快要到我们工作组帐房处有一个小河沟，乘马来了一个急刹车，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差点从马上摔下来，头上戴的栽绒棉帽子掉了下来，眼看着就要滚向冰河沟，我条件反射般地把右手拿的牛粪倒进了牛肉粉汤锅里。唉！我的心理素就这样地不堪一击，仅仅因为他是党支部副书记，仅仅因为他是要到我们工作组来开会，我的思想感情就和他联系的这么紧？马上就要到口的粉汤作废了，一切又得从头开始。刚把作废了的牛肉粉汤倒掉，几只狗一阵猛抢，牛肉粉汤一刹那间就消失的无踪无影。

      牧民们喜爱喝酒，这与当地寒冷的自然条件有关，可是早上起来就喝的醉熏熏的还真是少见。公社武装干事是一个标准的康巴汉子，背着长枪，挎着短枪，骑着一匹大走马，马背上的垫子也是好看的栽绒毯子，跑起路来像一道红色的闪电，威风极了。他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民兵训练，配合搞好牧业生产。牧区的社情有点复杂，有时牧民在大山深处能捡到从台湾地区定向飘来的气球，充了气的气球有一两间房子大小，里边无非就是一些进行反动宣传的传单和一些小礼物，民兵的主要任务就是教育牧民对这些谣言不听，传单不看，物品不用，食品不吃，对这些空飘来的气球及时发现，及时收缴，送往县人民武装部。

       民兵在当时的作用还是很重要的，谁要是一名武装基干民兵，并能配发一支半自动步枪，一定会让人刮目相看。这天公社武装干事组织民兵进行了一天的军事训练，晚上我到他的帐房去串门。看到他背的半自动步枪，我很羡慕，拿着有点爱不释手。因为我在陕西老家时也曾经是一名民兵，对这类半自动步枪略知一二。大家都是一个公社的干部，平时低头不见抬头见，彼此都很熟悉。我玩他的枪，他也不反对，随意而又慷慨。扳机、照着远处随意一个目标瞄准、扣击，“砰”的一声，枪声震耳欲聋，我被吓懵了，武装干事也如梦初醒，围在我们帐房周围的几只牧羊犬也一阵盲目的乱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枪里怎么会有子弹呢？原来武装干事民兵训练完后，没有及时把剩余的子弹退出，我也以为他的枪里是空的，差点出现不安全事故。张书记闻知此事，把武装干事狠狠地批评了一顿，我的脸上也有点烧，万幸没有出事。

       过上一两天就要开一次会，张书记把怎样抓好牧业生产讲的头头是道，显示了他深厚的领导能力和工作能力。工作组中有一位藏族女同志，是县妇联主席，张书记讲话都由她当翻译，我做记录和一些基本的统计工作。有时人手拉不开，也要求我讲话。我刚参加工作时间不长，对牧业生产一窍不通，但既然是工作组成员，该讲的时候还是要讲的，不能推辞。我也是想上一段讲上一段，这中间有一个翻译的过程，我就可以调整和接续思路，掩盖了我无话可讲的尴尬窘境。也不需要高深的理论和政策水平，无非就是要加强牧业生产管理责任心，早出晚归，让牛羊先吃远处阴坡的草，后吃近处平坦地方的草。对瘦弱牲畜加强补饲。适时组织民兵打狼除害。在抓好主业的同时，抓好副业生产，增加群众收入，这主要就是组织群众捡拾干鹿角、给县乡机关驮送牛怎么粪、挖虫草、挖蕨麻、刮牛绒、剪羊毛、纺毛线、织帐子，我慢慢地找到了当一名国家干部的感觉。

      张书记给我们讲了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在另一个乡的一个生产队，有一个身强力壮的藏族小伙，非常彪悍能干，是姑娘们暗暗追求的对象。有一次，队上派他到公社粮站去驮粮。有一头驮牛很调皮，是小伙重点教训的对象。牧民赶牛都有一个用牦牛毛织成的牧鞭，一米多长，一边有个小环，固定套在手指上，中间有个椭圆形的托，用来装小石子或土坷垃，看准目标，“啪”的一声，小石子就打出去了，打的又远又准。要管好这支驮牛队，只要把一两头经常跑在前边的头牛管好就行了。这头驮牛被打的太多了脾气越来越暴躁，在又一次教训驮牛时，这头驮牛顺势把小伙用头顶了一下，刚好用牦牛角把人顶到了头上，一下两下又甩不脱，尖利的牦牛角就直接戳进了人的肚脐眼，慌乱中驮牛越跑越快，停不下来。小伙什么也抓不住，有力无处使，任凭驮牛顶在头上向前狂奔，一直跑了一里多远才把小伙甩下来。后边的人陆续赶到，小伙已经奄奄一息，肚皮从肚脐眼的地方生生地撕裂了一个三角形的口子翻了下来，像是戴了一个红裹肚，血往外冒，肠子都流了出来，情况非常危急。大家把小伙抬到离出事点最近的一户人家，以最快的速度到公社卫生所请来了吕医生，同时派人去向县上有关部门报告情况。

      嘀嗒，嘀嗒，时间在一分一秒中消失，小伙一直处于昏迷之中。吕医生就在牧民的帐房里搭起了手术台，消炎、清理伤口，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手术在没有麻醉药的情况下实施。牧民的帐房不隔风也不隔尘，一切只能因陋就简，能不能抢救过来，就看小伙的命了。三天以后，小伙苏醒了。县上接到消息后，连夜晚用吉普车派来了医院最好的医生，带来了最好的药品，对吕医生的处置十分满意。小伙和死神擦肩而过。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虽然伤势十分严重，但小伙的体质强壮，抵抗力强，治多这个地方冬季非常寒冷，相对来说伤口感染要慢一点，最主要的还是吕医生的医术高明，采取的措施得当，各方面的有利条件组合在一起，就保住了小伙的一条命。当队上的姑娘们再一次提起小伙时，都知道他的要命处受了重伤，只是用衣服的袖子捂着嘴笑，再也没人为了小伙子争风吃醋。

      我们每天的事情都安排的满满当当。党团组织整顿、妇女组织整顿，虽然说是我们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但只要没有自然减员状况，一般都是在上年的基础上，照着把花名册抄一遍就行了。民兵组织的整顿工作量要大一些，虽然有专职的武装干事负责这项工作，但填写花名册还需要我的帮忙。

       这一段时间，我对学习藏语藏文有了浓厚的兴趣。每天就和藏族群众生活在一起，工作组成员有一半也是藏族，日常的生活用语我也能说上一两句。统计表格中，每个人都要填写“家庭成份”，贫农在牧区就叫贫牧，可是老乡们把汉语的语音叫得不准，又想学一下汉语，把贫牧叫成了“贫毛”，当翻译的藏族女同志听了也觉得怪怪的，脸上红扑扑的，露出了羞涩的神情。那些藏族老乡说多了也看出一点问题，到了谁的家庭成份是贫牧时，他们把“贫毛”的声音喊得特别响，场面有点尴尬。我为了掩饰这种场面，到了有人是贫牧成份时，就和翻译小声一交流，一带而过，此类问题再也没有发生。

      一个月的下乡工作终于结束了，张书记一旦决定工作组撤离，大家都是归心似箭。两个女同志搭乘一辆马车先走一步，我们随便吃了一点饼子，就骑着自己的乘马出发了。乘马似乎也终于等到了返回的这一天，争先恐后地一路猛跑，我的五脏六腑似乎就要被颠出来了。快要跑出聂恰沟口时，我越来越有点体力不支，两眼直冒金星，一头从马上摔了下来，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好在是冬天，我们都穿的很厚，我没有受一点伤。张书记立即下马向我奔来，先把我按住休息了一会，我很快就醒了，一个小伙子还要老领导来照顾，我有点不好意思。其他人也都亲切地询问我的情况。我们一同走向附近一牧民帐房，老乡给我倒了一碗热腾腾的奶茶，我喝了顿时感到神清气爽，一下子找到了家的感觉，一切又恢复如常。

       牧区的草场真是太大了，我们跑了十来公里路程，还没有跑出聂恰大队的地盘。

       感谢张书记，感谢那些憨厚老实的藏族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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