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我的铁道兵青春

铁道兵十师 王京良

1981年6月，我从青海省天峻县高中毕业。那是座高原牧区的小城，即便夏天，气温也低得不得不穿毛衣。毕业典礼上，我语气坚定：“我要去当兵。”那年秋天，铁道兵十师在青海征兵——这是这支英雄部队征召的最后一批新兵。

10月，我从天峻县赶赴乌兰县体检。同场应考的，还有师、州、县领导子弟近百人，最终却只选拔出三十名战士。那时风气清正，体检标准严格，平胸平足皆无法通过，谁也别想走后门。10月20日，入伍通知书送达家中，令我于10月23日报到。

10月23日，正是我十八岁的生日。清晨，在父母复杂的目光注视下，我坐上了敞篷解放牌卡车驶向乌兰县。那目光，至今闭上眼仍历历在目——既有送子从戎的骄傲，亦有骨肉分离的不舍，更有一种沉默如山的嘱托。

在乌兰县领完服装、听完训话，我们三十名男兵与十几名女兵一同登上铁十师的大轿子车，于10月25日抵达青海钢铁厂参加新兵训练。因城市兵难管、队内打架风气盛行，上级决定将我们打散分到各团。我被分到四十七团新兵连，驻湟中县多巴镇。

新训结束后，我被分配至四十七团修理连，成为一名车工。手握车床，用匠心守护装备。真正的铁道兵生活，此刻才正式拉开帷幕。

我们的连队驻扎在天峻县公路边，海拔高达三千八百米，氧气含量不足平原的一半。呼吸总感觉差了一口气，夜里常被闷醒；冬天更是零下三十多度，钢轨冻得坚硬如铁，一碰就能粘掉手上的皮。到连队没几天，班长便带我前往关角隧道的六连抢修工程机械。

那天清晨，风如刀割。关角隧道口的经幡被吹成了硬壳，呼呼作响。六连一台空压机故障瘫痪，隧道的病害等着风枪施工，团部催得紧。班长一声令下：“走，带工具。”我背着装满扳手、起子、钳子的工具箱，紧随班长身后，脚踏在冻得铁硬的道渣石上，每一步都发出咯吱脆响。

隧道口，那台空压机孤零零地蹲在风口，外壳结满白霜。班长递来一把扳手：“拆开，检查齿轮箱。”我俯身刚握住扳手，一股寒气便顺着铁柄直钻骨头缝——零下三十度的金属，像烧红的烙铁，只是反向的冷，粘手冻皮。我慌忙松开，哈气暖手，手心竟已粘掉一小块皮，露出嫩红的肉。

班长瞥了一眼，沉默不语，脱下自己的棉手套扔给我：“戴两双。”他却光着手，抄起另一把扳手拧螺丝。铁屑冻成硬块，黄油硬如石头，我们得先用喷灯烤软再一点点抠出。喷灯的火苗在寒风中东倒西歪，烤半天才能化开一小点。螺丝锈死在螺孔里，我咬牙用全身力气扳动，扳手突然滑脱，手肘狠狠磕在铁壳上，疼得眼泪险些夺眶而出。撬开齿轮箱盖，里面是冻成糊状的机油与碎铁渣。班长伸手将铁渣一块块掏出，指甲缝里塞满黑油，血丝从冻裂的冻疮口渗溢而出。他递过一块破布：“擦干净，检查哪个齿打了。”我借着微弱的手电光，一根一根地触摸齿牙，指尖早已冻得失去知觉，只能靠眼睛细看。第三个齿崩了半个，另有一个齿裂着细纹。“找到了。”我的声音被寒风吞噬。班长凑近细看，点头示意，从工具包拿出备用齿轮。新齿轮同样冰凉，我们两人四只手捧住这颗铁疙瘩，像是捧着烫手的山芋——不是烫，是冰得刺骨。对准轴、敲入、合盖、拧螺丝，每一步都比平时耗时多出三倍。

冷风灌进领口，后背却因用力冒汗湿透，前胸冻得麻木。那种冰火两重天的滋味，刻骨铭心，一辈子难忘。整整四个小时，我们蹲在风口，磨破两副手套，手指冻得无法回弯。最后，班长摇动手柄，空压机“突突突”几声，终于正常运转。隧道里瞬间传来战友们的欢呼——有风了，风枪可以开工了。

班长起身，跺了跺冻麻的脚，递给我一支烟。我哆嗦着点燃，一口吸下去，又苦又凉，心里却是滚烫的热。他望着关角隧道黑黢黢的洞口，沉声道：“机器坏了就修，路断了就接。咱们铁道兵，干的就是这个。”

生活的艰苦更超出想象。工地缺水，水比油还金贵。那水是从十几公里外的布哈河拉来的，每班仅能分到一桶。洗脸时大家排队依次，后一人用的水，实则是前一人洗过的。无人嫌弃，因为我们深知，在这三千八百米的高原上，每一滴水都是战友历经颠簸从远处拉回的心血。曾有新兵不慎打翻半盆水，愣在原地，眼眶瞬间红透。班长未加责备，只是将自己的水倒给他。那个新兵咬着嘴唇，泪水还是夺眶而出——不是怕受罚，是心疼。

饭菜多是用高压锅烹制，半生不熟是常态。高原沸点低，有时馒头发不起来，芯子还是硬的。但无人剩饭，因为那是炊事班战友在零下三十度里，守着高压锅一锅锅蒸压出的心意。偶尔高压锅密封圈老化，“嘭”的一声蒸汽喷涌，烫伤手腕是常事。记得有次吃米饭，嚼到一半觉得不对，吐出来米粒中心仍是白芯。我皱眉咽下，身旁甘肃籍班长笑道：“这算啥，俺在家吃的玉米糊糊比这硬。”众人随之一笑，笑声在帐篷里回荡，仿佛米饭也没那么难以下咽了。

洗澡更是奢望。从入冬到开春，整整五个月，我们没洗过一次热水澡。身体痒得难耐，便趁中午太阳稍暖，用凉水湿毛巾轮流在帐篷里擦拭。说是擦，不如说是咬牙硬扛——水一触皮肤，浑身便是一激灵，汗毛全竖起来。有个城市兵第一次擦澡，水一上身“啊”地叫出声，眼泪随之落下。我们皆沉默，因为每个人都经历过那一下。后来他擦干身子，不好意思地笑笑：“我就是想家了，想我妈烧的热水。”帐篷里安静一瞬，有人轻声道：“等修完铁路，回内地第一件事，就是泡个痛快的热水澡。”众人皆笑，笑着笑着，眼眶都湿润了。

最想家的时刻在夜里。月光从篷布缝隙漏进，冷冷地照在每个人脸上。隔壁铺位，一个新兵翻来覆去，最终蒙住被子，肩膀耸动，闷闷抽泣。风大，哭声被吹散，我们却听得一清二楚。无人掀被，也无人嘲笑——因为所有人都在被窝里偷偷抹过泪。

次日清晨，那个哭过的新兵第一个起身，叠好被子，扎紧腰带，站在寒风中等候出操。班长看了他一眼，绝口不提昨夜，只扔过去一顶棉帽：“戴上，今天进隧道，冷。”我们戴好帽子，列队走进高原灰蒙蒙的晨光，汇入早操队伍。无人再提眼泪，我却深知，从那一刻起，我们再也不是懵懂的新兵了。

这样的日子，整整持续到1984年1月1日。那年，我二十一岁。在缺氧的高原之上，在最后一批铁道兵的光荣序列里，我将最宝贵的青春，毫无保留地交还给了这片土地。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记忆里只有漫天的风沙、寒夜的钢钎、浸透汗水的枕木，以及那一根根长长伸向远方、连起家国的铁轨。正是这段磨骨炼心的岁月，让我读懂了“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重量——那不仅是铁道兵的精神图腾，更是自五四以来，一代代中国青年最朴素、最滚烫的使命与担当。

也是在1984年1月1日，宣布集体转业的那天，全团齐聚于关角山下的操场。军旗猎猎迎风，许多老兵潸然泪下，我指尖紧握着领章帽徽，不忍摘下，因为深知从那一刻起，铁道兵的番号将载入历史。团长立于台上，声音沙哑却字字千钧：“同志们，铁道兵虽撤编了，铁路却还在。你们脱了军装，依然是这条线的脊梁。”夜幕降临时，我独行至路基，一遍遍抚摸那些冰凉的钢轨——它们是我们亲手铺就的，每一根枕木上都刻过我们的足迹，洒过我们的汗水，甚至浸过我们的血。那一刻我忽然领悟，青春不是一段转瞬即逝的时光，而是一种历经淬炼的质地。就像这钢轨，经千万次碾压，经风雪岁月打磨，依然坚硬，从不弯曲。

后来，我常思索：何为五四精神？百年前，青年走上街头，为国家未来而呼号。而今，我们奔赴高原，钻隧道、扛钢轨，为的亦是同一个未来。时代不同，战场各异，但那股“豁出性命，也要修路通途”的劲头，始终如一。我们未曾高呼口号，只是在零下三十度的风口，用冻裂的手拧紧每一颗螺丝；只是在想家的深夜，将泪水咽入腹中，次日依旧出操训练。这，不正是五四精神在80年代的鲜活延续吗？——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不必等候炬火。

如今，我已年过花甲。铁道兵的番号虽成历史，每当听闻火车汽笛长鸣，我仿佛仍能看见那群满脸泥水、肩扛钢轨向前奔走的青年。我们未留姓名，只留下一条路。那条路通向西藏，通向更远方，也通向一个更好的中国。

致敬，我的铁道兵青春。你从未远去，已铺进祖国的山河。若有一日，你乘火车经过关角隧道，请慢一点——那里面，沉睡着我们十八岁的呼吸，昭示着我们一生的骄傲。

责编：槛外人 2026-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