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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木棉》
文/郭瑞琳
第一章·红
一九二三年，我奶奶死了。
她死的时候，八十二岁，一头白发，满脸皱纹，像一棵被雷劈过的老梅树。但爷爷说，她年轻时，是潮州城最野的女人，红得发烫，红得发紫，红得像韩江汛期漫上来的血水。
爷爷叫郭瑞琳，活了九十九岁，死时手里攥着一枚银戒指，戒指上刻着一株木棉。他说，木棉是奶奶的血变的。
奶奶叫苏晚晴，名字是绣庄取的，人却是码头扛出来的。她十六岁从泉州逃婚来潮州，跳了江，被爷爷从浑黄的韩江里捞上来。她不会水，却敢跳；爷爷会水，却差点淹死——不是体力不支，是见了她的红肚兜，乱了气息。
那肚兜，红得刺眼，红得像刚剖开的石榴，红得像杀猪的盆，红得像奶奶一辈子的命。
爷爷说，他把她拖上岸时，她的肚兜已经湿透，贴在身上，像第二层皮。他不敢看，又忍不住看。她睁眼，第一句话不是谢，是骂："看什么看？没见过女人？"
爷爷说，就这一骂，他丢了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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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红肚兜
我爷爷郭瑞琳，二十岁那年，是个怂包。
他爹郭守仁，潮州城最后一个读《诗经》读傻了的秀才，把家底抄成了七口樟木箱的废纸，最后连棺材钱都没有。郭瑞琳继承了书肆，三个月就败光，被陈世昌——城中最大的盐商、最大的流氓、最大的王八蛋——一巴掌扇倒在门槛上，额头开了瓢，血糊了眼睛。
他逃到广济桥下的桥洞里，像条野狗，舔伤口，啃冷馒头，夜里听韩江水呜咽，白天看太阳晒屁股。
他怂，怂到不敢报仇，怂到不敢回城，怂到连桥洞里的耗子都欺负他。
直到那个谷雨，那个浑黄的、发了疯的、像一匹野马脱缰的韩江，把苏晚晴扔到他脚边。
苏晚晴的红肚兜，是她自己绣的。她爹，泉州最大的绣庄老板，逼她嫁盐商的儿子，她不肯，连夜逃出来，只带了绣针、丝线和这件肚兜。肚兜上绣的不是鸳鸯，不是牡丹，是一株木棉——潮州城的市花，她从未见过，只在祖母的故事里听过。
木棉，也叫英雄树，春天开花，满树通红，像烧起来的火把，像泼出去的血。花不落瓣，整朵坠地，啪的一声，像人头落地。
苏晚晴绣这株木棉，以血为线——不是比喻，是真的血。她逃出来前，以绣针刺破指尖，一针一针，把血渗进丝线里。她说，这是她的命，她的咒，她的魂。
郭瑞琳把她捞上来时，木棉肚兜已经湿透，红色晕开，像一株真正的木棉在浑黄的江水里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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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桥洞
桥洞是拱形的，像一张半开的嘴，韩江水从洞口流过，发出一种低沉的呜咽，像老女人在哭，像野男人在嚎。
郭瑞琳和苏晚晴，在桥洞里住了三个月。
三个月，足以让一个女人把一个男人从怂包变成男人，也足以让一个男人把一个女人从逃婚女变成野婆娘。
苏晚晴不客气。她占了大半稻草床，把郭瑞琳挤到洞壁，夜里翻身，胳膊肘砸在他肋骨上，疼得他龇牙咧嘴。她做饭，稀粥里加盐，加多了，咸得发苦；加少了，淡得发腥。她洗衣，在江水里踩，踩完晾在洞口的树枝上，红肚兜像一面旗帜，招得路过的船夫吹口哨。
郭瑞琳开始扛包。一百斤的麻袋压在肩上，他咬着牙，一步一步走，脚底板磨出血泡，血泡破了又磨成老茧。他挣钱，买米，买盐，买苏晚晴要的丝线——她要绣，不停地绣，绣木棉，绣韩江，绣桥洞，绣一切她没见过却觉得命里该有的东西。
夜里，他们并卧在稻草床上。起初，衣不解，带不除，像两棵并排的树，根须在地下交缠，枝叶在风中各自摇曳。后来，不知哪一天，稻草床响了一夜，像老鼠打架，像野猫叫春，像韩江水撞在礁石上，碎成白沫。
第二天，苏晚晴的红肚兜晾在洞口，湿透了，颜色更艳，像刚泼上去的猪血。
郭瑞琳的额头，那道被陈世昌的保镖打出的疤，结了痂，痂掉了，露出粉红色的新肉，像一条蜈蚣，也像一株发芽的木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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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野合
野合，不是偷情，是野地里合，是天当房、地当床、韩江水当帐子的合。
郭瑞琳和苏晚晴的第一次野合，是在韩江边的木棉林里。
那是一片野木棉，没人管，没人种，自己从石头缝里长出来，长得张牙舞爪，长得无法无天。春天开花，满树通红，地上落了一层，踩上去软得像棉花，红得像血泊。
苏晚晴说，她要在这里绣一幅真正的木棉。不是以血为线，是以命为线——她要把自己的魂绣进木棉里，让木棉替她活着，替她看着韩江，看着潮州，看着这个把她从泉州逼出来的世界。
郭瑞琳说，他陪她。
他们带了一坛酒。酒是劣质的番薯烧，浑浊，辣喉，像火一样从喉咙烧到胃里。苏晚晴喝了一大口，递给郭瑞琳，郭瑞琳喝了一大口，递还给她。酒坛在他们之间传递，像某种古老的仪式，像交换血，像交换命。
酒喝完，苏晚晴站起来，脱衣服。不是一件一件脱，是撕开，扯断，像撕一只猎物，像扯一面旗帜。红肚兜最后落地，落在木棉花瓣上，分不清哪是布，哪是花，哪是血。
郭瑞琳也脱。他的青衫，他的补丁裤，他的草鞋，像蜕皮一样蜕掉。他的身体瘦，骨头突出，像一棵营养不良的树，但脊梁挺直，像他的父亲教他的——"人"字，一撇一捺，站住了。
他们站在木棉树下，赤裸，像两株野生的植物。风过，花瓣落在他们肩上，落在他们发间，落在他们交合的部位，像祝福，像覆盖，像某种原始的婚礼。
没有证婚人，没有天地君亲师，只有木棉，只有韩江，只有风，只有酒，只有他们自己。
苏晚晴叫起来，不是呻吟，是嚎叫，像母狼，像母豹，像一切野性的、不被驯服的雌性。她的指甲抠进郭瑞琳的背，抠出血痕，血痕混着花瓣，像一幅抽象的绣品。
郭瑞琳也嚎，不是男人的压抑，是释放，是爆炸，是积压了二十年的怂包之气，在这一刻喷薄而出。他的嚎叫震落更多的花瓣，像下了一场红雨。
事后，他们躺在花瓣堆里，像两具尸体，像两株被砍倒的树。苏晚晴以绣针，刺破郭瑞琳的指尖，以血为墨，在自己的肚皮上写字——不是诗，是咒，是她祖母传下来的、泉州绣娘的秘密符咒。
"写什么？"郭瑞琳问。
"写我们的命，"苏晚晴说，"写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写我们死也要死在一起，血也要血流成河。"
郭瑞琳看着那些血字，在月光下泛着诡异的光。他忽然觉得，这不是咒，是诗；不是迷信，是科学——一种关于血液的、关于基因的、关于两个人如何变成一个人的古老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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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烧
陈世昌再来的时候，是带着火来的。
他听说了郭瑞琳和苏晚晴的事，听说了红肚兜，听说了木棉林的野合，听说了桥洞里夜夜不息的声响。他不是嫉妒，是愤怒——愤怒于一个怂包，一个连书肆都守不住的废物，竟敢占有他看中的东西。
"东西"，他是这样称呼苏晚晴的。在他眼里，女人不是人，是东西，是可以买卖、可以交换、可以烧毁的东西。
他带了一队人马，火把，煤油，还有一杆汉阳造。夜里，包围了木棉林。
郭瑞琳和苏晚晴正在林子里。他们不知道危险，只知道木棉的花期快过了，最后的花瓣正在坠落，像一场迟来的血雨。苏晚晴以花瓣为线，绣一幅《落红图》，郭瑞琳以树枝为笔，写一首《木棉辞》。
火从四面烧起来。
不是普通的火，是陈世昌让人浇了煤油的火，烧得猛，烧得烈，烧得像一头红色的野兽，吞噬木棉林，吞噬花瓣，吞噬空气，吞噬一切可以燃烧的东西。
郭瑞琳跳起来，拉着苏晚晴的手，往韩江方向跑。但火比他们快，火墙挡住了去路，热浪烤焦了他们的头发，烤糊了他们的皮肤。
"跳江！"郭瑞琳喊。
"不！"苏晚晴甩开他的手，"我不跳！我跳过一次，被你捞上来，这次我要烧，烧死也要站着烧！"
她转身，面向火海，张开双臂，像一株燃烧的木棉，像一面燃烧的旗帜。她的红肚兜，不知何时又穿在身上，在火光中红得发黑，黑得发红，像一种超越颜色的存在。
郭瑞琳看着她，忽然不怂了。
他捡起一根燃烧的树枝——不是逃跑，是战斗。他冲向火墙，冲向陈世昌的人马，像一头被激怒的野兽，像一株被点燃的木棉，像一个终于站起来的"人"字。
他打倒了第一个人，抢过了火把，以火把为剑，为枪，为笔，为一切可以书写正义的工具。他不会打架，但火会，酒烧起来的血性会，苏晚晴站在火中的姿态会。
陈世昌的人马乱了。他们没见过这种打法——不是为财，不是为仇，是为一种他们不理解的东西，一种比命还重要的东西。
陈世昌本人，站在火圈外，以汉阳造瞄准郭瑞琳。他的手指扣在扳机上，却迟迟未发。他看见郭瑞琳的脸，在火光中扭曲、变形、升华，像一尊从地狱里爬出来的神，像一株在灰烬中重生的木棉。
枪响了。
但不是陈世昌开的。是苏晚晴。
她不知从哪里捡到了一把刀——不是绣刀，是砍柴刀，是木棉林里用来修枝的刀。她冲向陈世昌，从背后，一刀劈下。
刀劈进了陈世昌的肩膀，不是致命伤，但足够让他惨叫，足够让他倒地，足够让他的汉阳造脱手飞出。
郭瑞琳扑上去，捡起枪，对准陈世昌的头。
"开枪啊！"苏晚晴喊，"杀了他！像杀猪一样杀了他！"
郭瑞琳的手指在扳机上颤抖。他想起父亲，想起书肆，想起七口樟木箱的《诗经》，想起"人"字的一撇一捺。他想起陈世昌的巴掌，想起门槛上的血，想起桥洞里的耗子。
但他没有开枪。
他把枪扔进了火里，转身，以燃烧的树枝，在灰烬中写字——写"人"，写"诗"，写"木棉"，写一切陈世昌看不懂、但他的子孙会懂的东西。
"你怂！"苏晚晴骂他，"你还是怂！"
"我不怂，"郭瑞琳说，声音沙哑，像火烤过的喉咙，"我是人。人杀人，是畜生；人写字，是人。"
火灭了。
木棉林烧成了焦土，但几株老木棉，根还在，皮还在，来年春天，又发出了新芽，红得像血，红得像苏晚晴的肚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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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酒
郭瑞琳和苏晚晴，在焦土上重建了"乐园"。
不是书肆，是酒坊。他们酿番薯烧，酿糯米酒，酿一切可以燃烧喉咙、点燃血性的液体。酒坊的名字，叫"红木棉"，招牌是苏晚晴绣的——一株燃烧的木棉，以血为线，以火为色。
酒坊的生意好，不是因为酒好，是因为故事好。郭瑞琳会讲，讲木棉林的野合，讲火海中的写字，讲一个怂包如何变成男人。苏晚晴会绣，绣客人的故事，绣他们的脸，绣他们的魂，以针为笔，以酒为墨。
他们有了三个孩子。老大叫"木生"，生在木棉花开时；老二叫"酒生"，生在酒坊开张时；老三叫"火生"，生在木棉林重燃的那一年——不是真的火，是苏晚晴难产，血像火一样喷出来，差点要了她的命。
三个孩子，没有一个像郭瑞琳的文静，都像苏晚晴的野。木生打架，酒生偷酒，火生放火——真的放火，五岁那年，点燃了酒坊的柴堆，差点把全家烧死。
郭瑞琳不打他们。他说，野种就要有野种的活法，树大自直，火烧自生。
苏晚晴打，以绣针扎屁股，以柴火抽手心，但打完又搂在怀里，以奶喂，以歌哄，唱泉州的古调，唱潮州的山歌，唱一切没有词、只有腔的野曲。
酒坊最出名的酒，叫"红肚兜"。不是真的用肚兜酿的，是以苏晚晴的秘方——在发酵的糯米中，加入木棉花瓣、她的经血、以及郭瑞琳的诗稿灰烬。酒成，色红如血，味烈如火，饮之者，或哭或笑或歌或斗，皆发真性。
有人说，这酒邪，喝了会中邪。郭瑞琳说，中邪好，中邪是回归本真，是脱掉文明的外套，露出野性的皮肉。
民国二十六年，抗战爆发。潮州城乱了，日本人来了，国民党跑了，土匪起来了，老百姓不知道该信谁、该怕谁、该跟谁。
郭瑞琳的酒坊，成了某种中立地带。日本人来喝酒，他给酒，但不鞠躬；土匪来喝酒，他给酒，但不交保护费；国民党残兵来喝酒，他给酒，但不让他们骚扰女客。
苏晚晴坐在柜台后面，以绣针剔指甲，眼睛半睁半闭，像一头打盹的母豹。谁要是闹事，她的针就飞出去，扎手腕，扎脚踝，扎一切不致命但让人疼得跳起来的地方。
"红肚兜"酒，在这时候，有了另一种用途——壮行酒。
抗日志士来，郭瑞琳以"红肚兜"相送，不言语，只以食指蘸酒，在桌上写一个字："杀"。
不是写给他们看的，是写给自己看的。他这辈子没杀过人，但他知道，有些畜生，该杀。他不杀，是因为他写字；他们杀，是因为他们拿枪。各尽其能，各安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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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血
民国二十七年，日本人占了潮州城。
不是大战，是小队人马，开着摩托车，架着机关枪，从广济桥上开过，像一群蝗虫，像一群从地狱里放出来的饿鬼。
郭瑞琳的酒坊，被征为"皇军慰安所"。日本人要苏晚晴，要她的绣，要她的酒，要她的红肚兜。
苏晚晴不从。她以绣针，刺瞎了一个日本兵的眼睛——不是预谋，是本能，像母豹护崽，像木棉拒霜。
日本兵要烧酒坊。郭瑞琳站出来，以酒坛为盾，以诗稿为甲，以他瘦骨嶙峋的身体，挡在苏晚晴和酒坊之间。
"烧吧，"他说，"烧了酒坊，烧不了酒；烧了诗稿，烧不了诗；烧了我，烧不了她。"
日本兵的指挥官，一个戴眼镜的少佐，懂中文。他看着郭瑞琳，像看一只奇怪的虫子。
"你的，诗人？"他问。
"是。"
"诗，什么诗？"
郭瑞琳以手指蘸酒，在烧着的门框上写诗——不是一首，是所有他写过的诗，关于韩江，关于木棉，关于桥洞，关于野合，关于火，关于酒，关于血。
诗在火焰中显现，又在火焰中消失，像一种古老的魔术，像一种徒劳的抵抗，像一个人在被毁灭之前，最后一次证明自己存在过。
少佐看着那些诗，那些字，那些以酒为墨、以火为纸的疯狂。他忽然说："你的，烧不死。我的，记下来。"
他命令士兵，以相机拍下那些诗，以笔记本抄下那些字。他说，他要带回日本，给他的文学教授看，说中国有一种人，叫"诗人"，不怕死，怕的是诗被遗忘。
酒坊没有被烧。但郭瑞琳和苏晚晴，被带走了——不是去死，是去"合作"，去教日本人酿酒，去为"大东亚共荣"绣一幅《樱花木棉图》。
他们在日本人的监视下，活了三年。
三年里，郭瑞琳酿酒，但酒中加盐，加苦艾，加一切让人饮后不适的东西。他说，这是"红肚兜"的变种，叫"樱花落"，专供日本人，让他们喝了想家，想娘，想死。
苏晚晴刺绣，但绣中藏针，藏咒，藏她祖母传下来的秘密符咒。她说，这是"樱花木棉图"的背面，正面是花，背面是坟，日本人看不见，因为他们只看表面。
三年里，他们有了第四个孩子——不是郭瑞琳的，是日本少佐的。少佐以强暴，以权力，以一切文明社会称之为"犯罪"、但在战争中被称为"战利品"的方式，让苏晚晴怀了孕。
苏晚晴要打掉。郭瑞琳不让。
"生下来，"他说，"是我们的，不是他的。血是他的，魂是我们的。我们以酒养，以诗教，以绣纹面，让他一辈子记住，他是木棉的孩子，不是樱花的孩子。"
孩子生下来，是个女孩，取名"混血"，小名"红红"。红红出生后，苏晚晴以绣针，在她左臂上刺了一幅小图——一株木棉，一株樱花，木棉在上，樱花在下，木棉的根，缠住樱花的茎，像绞杀，像寄生，像一种残酷的、无法分离的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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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祭
民国三十四年，抗战胜利。
日本少佐切腹自杀，死在广济桥头，面朝东方，据说能看见富士山——其实看不见，能看见的只有韩江的浑黄，和牌坊街的断壁残垣。
郭瑞琳和苏晚晴，被当作"汉奸"关押。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汉奸，是因为他们"合作"过，因为他们酿过酒，绣过图，生过日本人的孩子。
红红三岁了，会跑，会叫，会喊"爹"和"娘"，但不知道"爹"有两个，一个瘦的，一个死的。
郭瑞琳在狱中，以指甲在墙上写诗。诗不是给看守看的，是给红红看的——等她长大，等她来探监，等她懂得，什么是诗，什么是命，什么是人在绝境中还能保持的尊严。
苏晚晴在狱中，以头发为线，以囚衣为布，绣一幅《狱中木棉》。木棉的根，扎在石头缝里；木棉的花，开在铁窗上；木棉的籽，随风飘向远方，飘向红红，飘向一切还没有被毁灭的生命。
他们被判了死刑。罪名是"附逆"，不是"汉奸"，因为"汉奸"需要证据，"附逆"只需要怀疑。
行刑前夜，狱卒送来酒——不是"红肚兜"，是普通的地瓜烧，浑浊，辣喉，像火一样从喉咙烧到胃里。
郭瑞琳不喝，以酒浇地，像祭神，像祭鬼，像祭一切看不见但存在的力量。
苏晚晴喝，一大口，然后以绣针，刺破郭瑞琳的指尖，以血为墨，在自己的红肚兜上——她还穿着那件肚兜，已经破旧，已经褪色，但仍然红，仍然像火，像血，像命——写最后一幅绣。
绣的是他们第一次野合的木棉林。但木棉不是红的，是黑的，像烧焦的，像灰烬的，像死亡的颜色。只有一株，在画面的最边缘，发着新芽，红得像血，像希望，像一切无法被毁灭的东西。
"这是给我们的，"苏晚晴说，"也是给红红的。她长大了，会明白，黑的不是死，是生的底子；红的不是血，是命的底色。"
行刑日，谷雨。
潮州城的木棉，正在开花。满树通红，像烧起来的火把，像泼出去的血，像一九二三年那个浑黄的、发了疯的、像一匹野马脱缰的韩江，把苏晚晴扔到郭瑞琳脚边的颜色。
他们被押往广济桥头。那里，已经挖好了坑，不是枪毙，是活埋，像古代对待土匪的方式，像对待一切威胁"秩序"的野种的方式。
郭瑞琳不跪。苏晚晴也不跪。他们站着，像两株野生的木棉，像"人"字的一撇一捺，像一切互相支撑才能站立的东西。
"诗！"郭瑞琳喊，不是对刽子手，是对围观的人群，"记住我的诗！韩江，韩江，你的水在地下燃烧！"
"绣！"苏晚晴喊，不是对刽子手，是对风，对木棉，对一切能携带信息的力量，"记住我的绣！红肚兜，红肚兜，红的是命，不是血！"
土埋到膝盖的时候，他们还在喊。土埋到腰的时候，他们还在笑。土埋到胸口的时候，他们还在对视，以眼睛，以气息，以某种超越肉体的连接。
土埋到脖子的时候，郭瑞琳以最后一口气，对苏晚晴说："晚晴，野合……那年……木棉……最红……"
苏晚晴以最后一口气，回答："瑞琳……今年……更红……"
土合拢了。
但故事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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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红
红红长大了。
她没有成为诗人，也没有成为绣娘。她成为了一名医生，以手术刀为针，以血浆为线，以救人为绣，以生命为诗。
她左臂上的刺青——那株木棉缠樱花的图案——被她以激光洗去，但洗不净，像一种基因的印记，像一种灵魂的刺青，永远隐约可见。
她不知道自己的身世，直到八十年代，一位老人找到她。老人是当年狱中的看守，已经九十岁，瞎了一只眼，瘸了一条腿，但记忆清楚，像一块被反复擦拭的玻璃。
"你爹，你娘，"老人说，"是被人活埋的。不是日本人，是自己人。他们酿的酒，叫'红肚兜'；他们绣的图，叫'木棉'。你爹是诗人，你娘是绣娘，你是……"
"是什么？"
"是酒，是诗，是绣，是血，是一切他们没能活出来的东西。"
红红去了广济桥头。那里，已经建起了纪念碑，但不是给郭瑞琳和苏晚晴的，是给"抗日英烈"的。她找遍了碑上的名字，找不到"郭"，找不到"苏"。
她在碑前的草丛里，找到了一株野木棉。不是人工栽植的，是自己从石头缝里长出来的，长得张牙舞爪，长得无法无天。春天开花，满树通红，像烧起来的火把，像泼出去的血。
她折了一枝，带回医院，插在办公室的瓶子里。
那枝木棉，没有根，却开了整整一个月，比任何有根的木棉都长久。花落的时候，不是整朵坠地，是花瓣一片一片飘落，像血滴，像泪滴，像某种缓慢的告别。
红红以手术刀，在花瓣上刻字——不是诗，是名字，"郭瑞琳，苏晚晴"，刻了一片又一片，直到花瓣用尽。
她把刻字的花瓣，夹在病历本里，像夹一片历史，夹一段传说，夹一种永远无法被证实但永远存在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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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红高粱
我，故事的讲述者，是红红的儿子，郭瑞琳和苏晚晴的曾孙。
我没有见过他们，但我的血液里有他们——有酒，有诗，有绣，有火，有血，有那种野性的、不被驯服的、像木棉一样红得发烫的基因。
我回到潮州，是在二〇〇三年，谷雨。韩江已经变了，不再是浑黄的，是清的，绿的，像一条被驯服的蛇。广济桥重修了，牌坊街重建了，"乐园"酒坊的原址上，开了一家星巴克。
但我找到了那株野木棉。它还在，在广济桥头的石缝里，长得张牙舞爪，长得无法无天。春天开花，满树通红，像烧起来的火把，像泼出去的血，像一九二三年那个浑黄的、发了疯的、像一匹野马脱缰的韩江。
我折了一枝，带回北京，插在书桌上。
夜里，我做梦。梦见一个青衫男子，和一个红肚兜女子，在木棉树下野合。他们的身体，像两株野生的植物，像"人"字的一撇一捺，像一切互相支撑才能站立的东西。
他们看见我，不惊讶，只是笑。那笑容，红得像木棉，烈得像酒，野得像韩江的汛期。
"写诗吧，"男子说，声音像韩江水，低沉，呜咽，像老女人在哭，像野男人在嚎。
"绣图吧，"女子说，声音像绣针，尖锐，穿透，像刺破指尖，像刺破命运。
我醒来，以电脑为笔，以键盘为针，写下这个故事。不是诗，是小说；不是绣，是文字；不是酒，是记忆。
但我知道，在某种频率上，它们是同一的东西——是关于红，关于血，关于命，关于两个人如何变成一个人，关于野性如何在文明的碾压下，以基因的形式，永远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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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红
二〇二三年，谷雨。
我又回到潮州。那株野木棉还在，但老了，枯了一半，另一半还在开花，红得像最后的燃烧。
我在树下，遇见了一个女人。素衣，发间别着一支木芙蓉——不是真花，是高仿的，但在夕阳下，泛着微弱的虹彩。
她看着我，我看着她。我们不认识，但某种东西，在血液里，在基因里，在"韩江方程"的脉冲里，认出了彼此。
"你姓郭？"她问。
"是。你呢？"
"我姓苏。泉州来的。"
我们站在木棉树下，像九十八年前的郭瑞琳和苏晚晴，像一切注定要相遇的人。风过，花瓣落在肩上，落在发间，像祝福，像覆盖，像某种原始的婚礼。
我没有问她是否逃婚，她没有问我是否怂包。我们只是站着，像两株野生的植物，像"人"字的一撇一捺，像一切互相支撑才能站立的东西。
"喝酒吗？"我问。
"喝，"她说，"要烈的，像血一样红的。"
我笑了。从背包里取出一瓶酒——不是"红肚兜"，是二锅头，但我在里面加了木棉花瓣，加了我的血，加了我写这首诗的稿纸灰烬。
酒成，色红如血，味烈如火。
我们对饮，在木棉树下，在广济桥头，在韩江边，在一切开始和结束的地方。
"敬郭瑞琳，"我说。
"敬苏晚晴，"她说。
"敬红，"我们一起说，"敬血，敬命，敬野合，敬一切不被驯服的野性。"
木棉花落，啪的一声，像人头落地，像诗的最后一句，像绣的最后一针，像酒的最后一滴。
红，红，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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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木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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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本书人物皆有原型，情节多有虚构。郭瑞琳与苏晚晴的故事，是潮州民间传说与莫言式叙事的混合体。他们的酒坊"红木棉"，原址已不可考，但潮州老人仍有以木棉花瓣酿酒的习俗，每年谷雨，在广济桥头，以酒祭江，以诗祭祖，以绣纹面，以红为命。
愿每一位读者，都能在文明的碾压下，保留一点野性；在野性的燃烧中，不忘一点文明。红，不是血，是命；血，不是死，是生。
——郭氏后人，二〇二三年谷雨，于潮州广济桥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