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智奇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兴平市第二届阳明书学院的同仁和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在这阳春三月、柳绿花红的美好时节，我非常高兴来到历史悠久的兴平市，参加这次学术交流活动，与各位一同沟通、切磋与学习。

       马克思曾将认识世界的辩证法概括为三大规律：对立统一、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列宁则进一步将其凝练为一条根本规律——对立统一，乃宇宙的根本规律。

      今天，我想围绕这一哲学命题，结合王阳明的“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思想，谈一谈自己的学习与思考。不对的地方，请批评指教。

                             一、

        在人类认识史上，始终存在着客观论与主观论两大思想营垒的对立与争论。

       在古希腊，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460—前370年）站在客观论的基点上，提出“原子论”，认为万物由原子构成，自然现象无需神灵解释，认识论上区分感性与理性——这是客观论的早期代表。而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年）则将灵魂视为与物质有本质区别的精神实体，主张真理存在于理念而非感官经验之中——这开启了主观论的先河。

       在中国哲学史上，同样存在着这种主客二元对立的张力。

         老子（约公元前571—前471年）的核心思想是“道”。道既是宇宙的本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也是自然、社会与人的根本法则（“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提出“无为而治”“以柔克刚”“返璞归真”等辩证思维，整体上倾向于客观论，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逻辑推演有形态上的相似，都把人引向思辨的绝对精神与绝对理念。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的思想体系则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外在行为规范，构建了完整的伦理体系。“仁”的基本含义是“爱人”，方法论是“中庸”。孔子悬置了神鬼之问，将关切拉回现实的人伦关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的思想同样倾向于客观论，但更注重现实生存与社会伦理。

       这两位思想巨匠都有各自的继承者。庄子（约公元前369—前286年）继承并发展了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提倡“逍遥自由”，主张破除人为桎梏，顺应天道。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年）则继承孔子，以“仁”“义”“善”为核心，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以及“性善论”与“仁政说”，修养路径上强调“尽心知性”“养浩然之气”。

        这两种思想认识在中国哲学史上长期并存、相互激荡。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南北朝时期，老庄思想因北魏太武帝崇道、梁武帝容佛而一度上扬；唐代，李唐王朝追尊李耳为始祖，武则天崇佛，老庄思想又被推向新的高度。 

                              二、

    值得注意的是，儒家与道家之间的张力并未被简单消除，而是在宋明理学中通过吸收道家（及佛学）的思想资源，实现了阶段性的融合与和解。这种融合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本体论层面的融合。 宋明理学家提出“理”作为宇宙与道德的终极本体。程朱一系既继承了儒家“天理人伦”的伦理秩序，又借鉴了道家“道”的抽象性与超越性。朱熹言“理在气中，如一箇明珠在水里”，张载则提出“气本体”。

        第二，境界论与实践论的融合。 理学家建构了“万物一体”与“一体之仁”的共生理想。张载提出“民胞物与”“乾父坤母”；程颢强调“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王阳明主张“心即理”，“心之仁”贯通天地万物。这种境界不是消极避世的，而是积极入世的——“一体之仁”必然外化为伦理实践，从“亲亲”到“仁民”，再到“物物”，形成由近及远、由人及物的差等之爱序列。王阳明晚年尤其强调，“致良知”必须落实于“亲民”实践。 

       第三，儒道释背景下的伦理化转化。 理学家吸收了道家的“天人合一”“万物齐一”及佛教的“缘起性空”“众生一体”，但将其伦理化、儒家化，避免了虚无出世，保留了“参赞化育”的积极入世精神。

                         三、

        让我们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人类思想史。

       古希腊时期，泰勒斯、巴门尼德等早期自然哲学家大多将主客观视为浑然一体，世界被理解为充满生命力和神性的整体。 近代哲学（17—19世纪）则是主客二分清晰确立与极端化的历史时期。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确立主体性原则，明确划分心灵（主体）与物质（客体）的界面，奠定了主客二分的基础。康德进一步区分现象界（可认识）与“物自体”（不可认识），强化了主客认识的鸿沟。他的“先验论”与王阳明的“心外无物”确有近似之处。

       现代与后现代哲学（19—20世纪）则呈现出批判与超越的态势。马克思从实践出发，主张主客在劳动中互相建构，提出“主客统一”的辩证法。海德格尔批判传统主客二分，提出“此在”与世界的“在世存在”融合关系。萨特、现象学、存在主义、后结构主义普遍解构主客二元对立，主张主体间性、情境化或去中心化。

          当代哲学则进一步从主客二分转向主体间性与共同体思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明确提出这一转向，强调多元主体平等共在。中国式现代化倡导“主客统一”“主客平等”的哲学范式，区别于西方“主统治客”的逻辑。  

                         四、

      将王阳明的思想置于上述人类认识的大格局中，我们可以对其认识论价值作出更为清晰的评判。

         第一，王阳明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主观论思想路线的集大成者。 他的“心即理”将道德主体性推向极致，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形成东西方哲学的精彩对观。但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笛卡尔的主体是认知主体，王阳明的主体是道德主体。笛卡尔通过怀疑达到确定的“我”，王阳明通过“致良知”达到至善的“心”。这一区别，深刻反映了西方理性主义与中国道德人文主义的不同路径。 

        第二，王阳明的“致良知”是人类文明中道德主体性的压舱石。 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科学主义、工具理性与宗教信仰三者并行发展，为社会带来了巨大进步，但也潜藏着背离人性和大地根基的风险。科学主义若失去价值引领，可能沦为技术暴政；工具理性若不受约束，可能点燃人性中的本欲贪婪，助长无节制的扩张主义；宗教信仰若走向极端，也可能导致排他与偏执。王阳明的“致良知”正是这样一块压舱石——它坚持人的悲悯情怀，坚守文明建设中的道德判断，守护人性的底线。它不是要取代科学、理性或信仰，而是与它们同行，为它们提供价值定向。

        第三，王阳明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王阳明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极具典型性的代表人物。他的认识方式和行为方式，带有中国文化的普遍性特征。对他进行深入的解剖、分析和评判，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不是简单的“反传统”或“回归传统”，而是在批判性继承中实现创造性转化。王阳明强调“知行合一”，恰恰警示我们：现代性转化不能停留在书斋思辨，必须落实于社会实践和文明创造。

                               五、

        站在今天的历史方位上，我们尤其需要保持清醒。 

       在资本逻辑与技术逻辑的双重驱动下，科学理性与工具主义可能利用人性中的本欲贪婪，点燃原始欲望，导致不守道德底线的无理性扩张。环境危机、伦理失范、精神空虚……这些都是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现实问题。  

      王阳明的“致良知”告诉我们：人之所以为人，不在于他拥有多少知识、财富或权力，而在于他能否在内心深处听见良知的呼唤，并勇敢地付诸行动。在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不能丢失这份“心”的自觉。

                             

六     

    回顾人类思想史，客观论与主观论、理性主义与人文主义、科学精神与道德自觉……始终在对立中统一，在矛盾中发展。王阳明的思想，正是这一根本规律在中国哲学土壤中的精彩绽放。

     今天，我们学习王阳明，不是要回到五百年前，而是要站在人类认识的大格局中，汲取他的智慧，回应时代的问题。我们要坚持人的文明创造和社会实践，在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之间、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在个体自由与共同体责任之间，寻求更高层次的统一。

       对立统一，乃宇宙的根本规律。愿我们在这一规律的指引下，以“致良知”为内心的灯塔，以“知行合一”为行动的准则，在人类文明的大道上，行稳致远。

     谢谢大家！ 

  (2026年4月19日上午，于兴平市晶海国际酒店四楼会议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