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州城墙铭文砖研究
薛晴予 薛华平
摘要:赣州城墙保存了自北宋以来数以万计的铭文城砖,据20世纪90年代赣州市博物馆统计,共有521种不同的铭文款式,年代上起北宋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下迄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延续时间长达846年。铭文内容涵盖纪年、地名、窑务、人名、押印、尺寸重量价格等丰富信息,被誉为“刻在砖石上的城市编年史”。本文从铭文砖数量与时间跨度、考古挖掘、内容分类(附典型举例)、历史信息、建设资金来源、学术研究、学术成果、文献记载、专家评说九个维度展开系统论述,进而从城市建设、制度建设、城市管理三个维度深入剖析赣州城墙铭文砖的研究价值,最后探讨其对当代的借鉴启示。研究表明,赣州城墙铭文砖不仅是中国古代“物勒工名”制度的经典范例,更是一部跨越846年的城市发展档案,在城市建设史、制度史与城市治理史的综合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赣州城墙;铭文砖;江南宋城;城市建设;制度建设;城市管理;物勒工名
一、引 言
赣州古称虔州,地处章江与贡江合流之处,三面临江,自古为“岭北都会”,素有“江南宋城”之美誉。北宋嘉祐年间(1056—1063年),孔子第四十六代孙孔宗翰出任虔州知州,鉴于土城屡遭水患侵蚀,首创“伐石为址,冶铁锢之”的砖石结构,将原有夯土城墙以砖石包砌加固,奠定了赣州砖城墙的基本格局。《宋史》记载:“宗翰字周翰,登进士弟……知虔州,城滨章贡两江,岁为水啮,宗翰伐石为址,冶铁固之,由是屹然。”此后历经南宋、元、明、清及民国历代修缮,赣州城墙至今保存了长达3664米的宋代砖城墙主体,平均高7米,宽4至6米,成为江南现存规模最大的宋代古城墙。
尤为珍贵的是,赣州城墙墙体中嵌入了数以万计的铭文城砖。它们如同甲骨文、金文、玺印文字和石刻文字一样,是今人研究历史、古文字、书法艺术和古人审美观念的直观材料。这些铭文砖以其无可辩驳的实物形态,为赣州“江南宋城”的文化定位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堪称一部刻录于青砖之上的城市编年史。
二、铭文砖的数量规模与时间跨度
据20世纪90年代赣州市博物馆统计,赣州老城区共有521款不同的铭文城砖。1992年至1993年,赣州市博物馆曾对宋城墙上保存的铭文砖进行专题调查,发现各种铭文砖521种。需要指出的是,521种是指“不同的铭文款式”,而铭文砖的实际数量则多达数万块。这一数量规模在全国古城墙中极为罕见,使赣州城墙成为国家文物古迹中宋代砖城墙的孤品。
根据考古调查,现已在赣州古城墙上找到了40余种不同的铭文砖,其中带有纪年铭文的就有二十余种,年代上起北宋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下迄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 ,城墙上铭文与地方志中修城的记载相吻合,实际上一份不可多得的古代城市建设史的宝贵资料。从北宋到民国,社会制度几经更迭,城市面貌不断变化,而每一块铭文砖都是其所在时代的忠实记录者。
三、考古挖掘与田野发现
近年来,围绕赣州城墙铭文砖的考古调查与田野发现成果丰硕,不仅拓展了对铭文砖时空分布的认识,也深化了对赣州城市发展史的理解。
“崇宁砖”的发现。 2023年4月1日午后,铭文城砖研究者会心与常雪超在章贡区八境台至涌金门段城墙发现了两块铭文城砖——“崇宁四年(1105年)”“乙酉岁林 押”。这是自北宋“熙宁二年”铭文城砖以来发现的第二款北宋纪年铭文城砖。研究者查阅《赣州府志》及县志,未发现任何关于崇宁年间修城的相关记载,同时这款砖的尺寸明显较其他纪年款小得多,打破了北宋城墙砖大而厚的常态认知。
于都窑址溯源发现。 2024年9月6日,江南宋城文化研究院在考察于都老街巷时,在新建巷的一堵围墙上发现一块城墙铭文残砖“乙酉岁林 押”,与在赣州城墙发现的为同款。此次发现可以推断该批次制砖地为于都,成为可追溯的最早县域供砖实物证据。
嘉靖二十六年经济信息砖。 2023年,研究者一行在赣州市第一中学考察时,于笔峰山一侧用城墙砖砌筑的堡坎处,发现了一款铭文砖:“赣州府嘉靖二十六年造城砖 长一尺阔五寸厚二十五分 计重十五斤 每百价银二钱 窑匠许德盛等”。这款砖记录详实,不仅有纪年、人名,还有砖的尺寸、重量以及价钱等大量信息,实属罕见。
咸淳四年孤品。 南宋时期的“赣州咸淳四年六月中窑烧造修城砖使”(侧面亦有铭文“徐收”)这款铭文城砖是江南宋城文化研究院馆藏的孤品。据《南安府志》记载,咸淳四年修缮城池之后,南安府城池格局已然落定,城墙高二丈,女墙五尺,垛1500个,警铺34个,总面积1200亩。
嘉庆年间两次修城记录。 清嘉庆年间的赣州城,有两次修城记录,一次是县志记载里的“嘉庆甲戌年”,另一次是铭文城砖研究者会心所藏的“大清嘉庆元年”铭文城砖。查阅史料,发现这修城的背后是赣州城遭遇了大水灾,面对天灾,主官、绅士和民众共同抗灾守护了城池。
四、铭文内容分类(附典型举例)
赣州城墙铭文砖的铭文内容极为丰富,根据现有学术研究,大体可划分为以下九大类型:
(一)纪年砖。 记录城墙修缮的具体时间。如“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现存最早纪年砖)、“崇宁四年”(1105年,第二款北宋纪年砖)、“绍熙二年四月造使”(1191年)、“咸淳四年六月”(1268年)、“大清嘉庆元年”(1796年)、“民国四年”(1915年,现存最晚纪年砖)等。
(二)纪修城官吏砖。 记录负责修城或监工的官员名号。如“嘉定十年军门楼砖官”“赣州嘉定八年修城官砖使”等。外地的铭文砖亦提供了宝贵例证:赣州江南宋城文化研究院向长沙市图书馆捐赠的明代长沙府长沙县城墙铭文砖上,清晰地刻录着“长沙府提调官经历高耀司吏杨原善”“长沙县提调官典史张斌典史胡贇”,成为明代地方筑城制度与城市管理鲜活的实物见证。
(三)纪工匠姓氏砖。 如“虔州雩都县作头李成造”,详细到工匠姓名,是“物勒工名”制度的直接体现。铭文中“作头”一职,是宋代营造业中技术负责人的称谓。
(四)纪窑口砖。 如“西窑”“第一务”“南窑第三”“中窑”“下窑”等。窑口铭文的出现,反映了宋代赣州制砖业的规模化与专业化。
(五)纪地名砖。 如“虔化县”(今宁都县)、“赣州”“章贡”等,反映了宋代赣州行政区划及贡砖来源的县域分布。尤为珍贵的是,江南宋城文化研究院馆藏的一块“嘉熙戊戌章贡城砖”,证明赣州城在宋代已有“章贡”之称——1999年设立的章贡区,其地名渊源可追溯至千年前的宋代。
(六)纪尺寸、重量、价格砖。 明代嘉靖二十六年铭文砖详细记载了尺寸(长一尺阔五寸厚二十五分)、重量(计重十五斤)及价格(每百价银二钱),是极为罕见的经济史研究资料。
(七)押印铭文砖(花押印记)。 唐宋时期押印艺术流布开来,江右赣州城墙之上,铭文城砖开始出现押字、押印的痕迹,为研究两宋时期押字、押印之风提供了契机,进一步丰富了两宋篆刻艺术史。
(八)融合款砖。 南宋“赣州咸淳四年六月中窑烧造修城砖使”款铭文城砖巧妙融合了五个款别:代表地名的“赣州”,代表纪年纪月的“咸淳四年六月”,代表窑务的“中窑”,代表人名的“徐收”,代表功能的“城砖使”,是赣州城墙铭文砖中颇为典型的代表作之一。
(九)动物爪印砖。 近年来,赣州古城墙上陆续发现了带有动物爪印的铭文砖,包括“小猫砖”“小狗砖”“小猪蹄印砖”“麂子蹄印砖”等,展现了宋代市井生活的另一面。
五、铭文砖中蕴含的历史信息
赣州城墙铭文砖作为“刻在砖石上的城市编年史”,蕴含了极为丰富的历史信息,是解读赣州城市发展史的一把钥匙。
政治与军事信息。 城墙的修缮规模与频率往往与地方治安形势密切相关。北宋孔宗翰“伐石为址,冶铁固之”的砖石城墙,不仅抵御了章贡两江的水患,更奠定了赣州作为宋代南方重要城市的空间格局。因南赣盗乱频繁,平乱、修城都是历任主官的重要任务。吴运江所著的《赣州古代城市发展及空间形态演变研究》将赣州古代城市发展分为秦汉至南朝城市选址和迁址、唐宋城市变革、宋明“盗乱”和“王化”三个时期。
社会经济信息。 北宋时期赣州是“商贾如云”的全国36座大城市之一。在繁荣发展的北宋熙宁十年里,赣州城迎来了全国商税收入排第18名的高光时刻。至崇宁年间,赣州人口剧增至近30万户,并于大观元年从“上郡”升为“望郡”。
行政区划与地名信息。 从“虔州”到“赣州”的转变,从“虔化县”到“章贡”的地名演变,铭文砖完整记录了赣州行政区划的历史变迁。
水利与抗灾信息。 清嘉庆年间的两次修城记录揭示了赣州城遭遇大水灾的历史背景,展现了主官、绅士和民众共同抗灾守护城池的史实。赣州城墙与福寿沟共同构成了古代城市防洪体系,铭文砖上的修缮纪年折射出赣州人民与水患斗争的历史智慧。
六、建设资金来源
城墙修缮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公共工程。据吴运江博士整理,赣州古城墙有记载的修建记录达65次。根据文献记载与铭文砖信息,赣州城墙修缮的资金来源可以归纳为三种基本模式:官帑拨付、民间捐修、基层摊派,三者之间既有明确的制度边界,又因时制宜、灵活转换。
(一)官帑拨付:中央政府与地方财政的直接投入
官帑拨付是赣州城墙修缮最主要的资金来源。宋代中央政府除了直接拨付物料和资金外,还通过发放度牒和出卖官爵的方式筹措城墙修缮经费。度牒价格随财政需求不断上涨,元丰七年定价为一百三十千文,绍熙三年已涨至八百千文。
明代正德十三年(1518年),王阳明在平定南赣匪患后于横水(今崇义)建立新县,批示赣州府“将大征支剩银两,照数支给应用”。最终筑砌砖石城墙合计估算银八千零四十五两六钱七分二厘。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重修赣州府城,“培薄增卑楼橹陴堞,务令齐一峻整……费盐税银七千六百二余两”。据清同治《赣县志》记载,万历丁未年(1607年)修城“费帑金九百七十有奇”,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赣州城遭遇洪灾后修复城墙又花费了1953两银子。
清代史料中明确记载了“修城原额银十两”的固定税种,该税种在康熙十五年因款项裁解而调整,除荒后实征仅一两二钱三分五厘五毫。这一记载表明清代已将“修城银”作为一项专项税收纳入财政预算体系。
(二)民间捐修:士绅、商人与民众的集体参与
在官帑不足之时,民间捐修便成为重要的补充力量。乾隆六十年(1795年),雷轮升任江西吉南赣宁道,组织军民兴修水利,修建赣州城墙,遂有“大清嘉庆元年”的铭文城砖。嘉庆十六年(1811年),查清阿任吉南赣宁兵备道,不仅组织修建城墙、八境台,还捐资增置田租一百六十五石五斗,并订立详细规条。知县、县丞等官员极力修缮城墙,本地的绅士、进士、当铺行会、普通民众等积极捐修参与,体现出各个阶层的人都热爱着这座城市,守护着这片土地。康熙年间史料记载“捐还修城银一百八十一两五钱,又捐俸二百两,共银三百八十一两五钱”。
(三)基层摊派:制度弹性的体现
明代正德年间,王阳明在横水建县时要求各掌印官“查照里分粮数多寡,均派修筑”,将修城经费按田亩和人丁数量分摊到基层。据铭文城砖专家常雪超介绍,明成化二年(1466年),赣州城墙“可能当时城墙损坏甚微,没有必要大动干戈特地烧造一批城砖,只需修补,便将民用砖挪用至城墙之上”。清同治版《赣县志》记载同治六年(1867年),知县韩懿章“请提生息团练经费银修理”城墙,反映了太平天国运动后地方财政运作的特殊状态。
(四)三种模式的制度逻辑
“官置—民间捐赠—基层挪派”三种模式共同构成了古代公共工程的筹资谱系。中央政府拨付的官帑体现国家意志对边防重镇的重视;民间捐修展现士绅商贾的家国情怀;基层摊派与挪用则反映制度运作中的因地制宜。三种模式的灵活切换与结合,确保了赣州城墙在长达846年的时间跨度中得以持续修缮、屹立不倒。
七、学术研究成果
(一)标志性学术专著
2022年,常雪超所著《赣川望郡——赣州城墙历史与铭文城砖研究》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分九章,时间脉络绵延长达2200年之久,计30余万字,较为全面地阐述了赣州城墙的悠久历史,同时对赣州城墙的营建制度、城墙设施、铭文城砖等作出了相应阐发,使得赣州城墙的面貌愈加立体。该书被学界视为赣州城墙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使得赣州城墙有了自己独立的传记”。
(二)重要学术论文
常雪超发表于《大学书法》2023年第1期的《两宋赣州城墙铭文城砖印章艺术研究》,系统收集了两宋时期赣州城墙所见押字、押印材料,为研究唐宋时期押印艺术提供了契机。崔继来博士的《明清时期江西的造砖业》发表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2年第3期,获2022年度赣州市社科优秀成果奖论文类一等奖,系统考察明清时期江西地区造砖业的规模、管理与经营模式等问题。此外,赣州市博物馆韩振飞于1984年在《江西历史文物》发表的《赣州铭文城砖小考》,对城砖铭文的分类与解读作出了基础性贡献。
(三)文化传播与展览成果
“寻迹千年 宋城拓影”赣州城墙铭文砖展先后在赣州市博物馆、深圳图书馆、长沙市图书馆、鸦片战争博物馆等地巡回展出。2025年7月,长沙站展览带来了90幅精美砖拓、2幅古舆图及66块铭文城砖实物,其中36块为宋代原砖。客家传拓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赖婷现场指导市民体验传拓技艺。
八、文献记载与铭文互证
铭文砖内容与地方文献的相互印证,是赣州城墙铭文砖研究的一大特色,形成了“双重证据法”的学术基础。
与地方志的印证。 赣州城墙上发现的纪年铭文砖,与地方志中修城的记载高度吻合。清嘉庆年间的两次修城记录——县志记载的“嘉庆甲戌年”和铭文城砖所见的“大清嘉庆元年”——共同揭示了当时赣州城遭遇大水灾的历史背景。
对文献记载的补充与质疑。 “崇宁四年”铭文砖的发现引发了对文献记载的重新审视。研究者查阅《赣州府志》及县志,未发现任何关于崇宁年间修城的相关记载,这正是铭文砖补充甚至纠正文献记载的学术价值所在。
地名演变的文献佐证。 “嘉熙戊戌章贡城砖”为地名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证据。文献记载,宋代直接以“章贡”作为赣州城的官方称谓,出现了以《章贡图经》和《章贡志》为名的赣州志书。
九、专家评说
中国明史学会会员、赣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常雪超副教授以“以砖窥史”的方法论,聚焦城砖铭文这一微观密码,解码砖石背后的家国情怀、民生百态与历史兴衰,引领听众感悟忠义精神。他指出,赣州城墙之上的城砖铭文押印艺术是两宋时期赣州城市文化发展的重要见证。
国家文物局专家库古建筑专家万幼楠指出,“一座赣州城,半部宋代史”,赣州宋代古城墙是我国现存唯一地面和地下保存完好的宋代城墙,有极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赣州市社科联主席刘万春指出,铭文城砖作为文化纽带,搭建了跨省学术交流与民众互动的平台,推动了宋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江南宋城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滕清安在铭文砖与拓片展的序言中写道:“从世界范围来说,文字可以说是从‘深刻到闪现’的历史过程。古人将文字‘深刻’‘铭记’在各种实物材质之上,到如今文字更多地只在各种屏幕中虚拟‘闪现’了。”
十、研究价值的多维分析
(一)城市建设价值
1. 城墙营建与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实物证据。 吴运江在《赣州古代城市发展及空间形态演变研究》中将赣州古代城市发展分为三个时期,铭文砖为这一分期提供了精确的实物断代坐标。从北宋孔宗翰“伐石为址,冶铁固之”到历代修缮,铭文砖完整记录了赣州从“山城”到“江城”的空间演变。赣州城墙现存3664米,城高5至7米,墙宽4至6米,是中国唯一保存至今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宋代砖城墙,是有特殊价值的城市文化景观。
2. 宋代砖石建筑技术的实物样本。 赣州城墙是我国现存唯一的宋代砖城墙孤品。宋代在城墙本体的修筑上,对高度、厚度和坡度三个主要技术数据的设计更为实际而科学。北宋“熙宁二年”砖以其大而厚的规格和朴拙雄浑的书法风格,成为研究北宋建筑规制的重要实物。
3. 城市防洪系统的建设智慧。 福寿沟与赣州城墙结合,形成有效的古城防洪排涝系统,是中华几千年城市文明的成功典范。福寿沟利用地势高差,连通城内坑塘水系蓄洪,通往城墙处的水窗,以单向水窗阻挡赣江洪水。这一系统沿用千年,使赣州古城“暴雨不涝”,堪称中国古代海绵城市建设的典范。正如研究者所说,修建于宋代的坚固城墙是最好的防洪堤坝。
(二)制度建设价值
1. “物勒工名”制度的经典范例。 “物勒工名”制度运用到城砖烧制环节,就是把工匠的名字刻在砖块上,目的是保障城砖的烧制质量,杜绝粗制滥造。如果出现质量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追根溯源。从窑务管理者(“城砖使”)到监工官员(“提调官”),从窑口编号到具体工匠姓名,铭文砖构建了一个自上而下、环环相扣的完整制度层级体系。
2. 宋代城池建设的管理制度。 宋代城池修筑牵涉的部门很多,中央机构包括枢密院、户部、工部、兵部等部门,主要职能部门是工部,地方所有行政机构则几乎都牵涉地方城墙的建设。宋代政府非常重视城墙修筑过程中的质量检查环节,城池规划图是中央了解地方城池规划的重要信息来源。
3. 筑城经费的多渠道筹措制度。 宋代中央政府采用直接拨付物料和资金、发放度牒和出卖官爵等方式筹措修城经费;地方政府或节省其他费用,或趁丰年向所辖区域民众摊派修城费用。宋政府加强了修筑城池明细账目的审核,并专设了修护城墙的壮城兵。清代还将“修城原额银”作为专项税收纳入财政预算体系。
4. 工程问责与责任追溯的制度创新。 宋代城池修筑质量直接关系到城墙的生命年限与防御功能,国家强制工匠在器物上刻上自己的名字以便追溯责任,这是最早的“问责到人”制度实践。赣州城墙铭文砖中的官员与工匠双重署名制度,体现了责任追究的层级化与精准化。
(三)城市管理价值
1. 宋代城市治理体系的微观镜像。 两宋时期,人口的大规模集聚和商业活动的活跃繁荣,冲垮了封闭的坊墙,宋代统治者不得不从制度、法律等方面寻找适合城市特点的专门化治理路径。宋代构建了权力向中央集中的国家总体治理结构,形成了“(府)—县—厢—坊”的城市内部行政组织结构。赣州城墙铭文砖中“修城砖使”“提调官”“典史”“作头”等官职名称的记载,为研究这一城市治理体系在地方层面的具体运作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
2. 古代城市基础设施维护的制度化实践。 赣州城墙有记载的修建记录达65次,铭文砖上的纪年信息勾勒出长达846年的连续修缮时间序列。这一持续近千年的维护实践,体现了古代城市管理中基础设施定期维护的制度意识。更为可贵的是,福寿沟历代的更新演变留下了丰富的实物遗存,是宋城赣州千年历史的活见证,也是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建设的珍贵实证资料。
3. 公共工程的多元参与模式。 赣州城墙修缮的资金来源涵盖了官帑拨付、民间捐修和基层摊派三种模式,体现了古代城市管理中“官民共举”的多元参与格局。清代嘉庆年间知县、县丞等官员极力修缮城墙,本地的绅士、进士、当铺行会、普通民众等积极捐修参与,展现出古代城市治理中官民协作的成熟机制。
4. 城市应急管理的传统智慧。 赣州城墙与福寿沟共同构成了有效的古城防洪排涝系统,体现了古代城市管理者对城市风险的系统性认知与应对。城墙是最坚固的防洪堤坝,水塘发挥调蓄作用,水窗利用单向原理实现“防江排涝”,展现了古代城市应急管理的综合能力。
十一、对当代的借鉴与启示
工程质量管理的当代启示。 赣州城墙铭文砖所体现的“物勒工名”制度,为当代建设工程质量监管提供了历史借鉴。从窑务管理者到监工官员,从窑口编号到具体工匠姓名,这一环环相扣的责任追溯链条,启示当代工程管理应建立更为完善的质量责任体系。铭文砖中的官员与工匠双重署名制度,体现了责任追究的层级化与精准化,值得当代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借鉴。
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赣州经验”。 江南宋城文化研究院的“读砖人”群体,以民间力量推动着铭文砖的收藏与研究,形成了“把砖读成一部书”的独特文化现象。这种民间自发与学术研究的协同模式,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新的思路。近年来,赣州加强对江南宋城范围内的古建古街的修缮保护,整合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范围内的历史文化资源,推出古风巡游、投壶射箭、非遗手作等宋式文化活动,让千年前的宋城文化以可感可及的场景生动再现。
海绵城市建设的古代智慧。 福寿沟与城墙结合形成的古城防洪排涝系统,为当代海绵城市建设提供了历史智慧。2024年,赣州汲取福寿沟建设智慧,在新城区建设了湖区、水系等1812亩的水域面积,以满足蓄洪、排涝的需求。2016年,李克强总理考察福寿沟,称赞福寿沟防洪排涝,造福百姓,延寿千秋,指出中国城市地下设施营造经验值得赞叹。
多元资金筹措的历史智慧。 官帑拨付、民间捐修、基层摊派三种资金筹措模式的灵活结合,为当代公共工程建设中的资金筹措提供了历史参照。特别是在财政压力较大时期,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建设、实现“官民共举”,仍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城市韧性与应急管理的制度借鉴。 赣州城墙与福寿沟的千年守护,展现了韧性城市建设的古代样本。清嘉庆年间赣州城遭遇大水灾后,主官、绅士和民众共同抗灾守护城池的史实,展现了古代城市治理中的社区动员机制,对当代城市应急管理具有借鉴意义。
十二、结 语
赣州城墙铭文砖,一方青砖,万千信息。它以“物勒工名”的制度密码铭刻工匠精神,以纪年铭文勾勒历代修缮的时间序列,以押印花押见证宋代篆刻艺术的流变,以与文献互证的方式构筑起江南宋城文化的完整图景。521种铭文款式、846年的时间跨度、数以万计的真实砖块,共同构成了一部刻录于青砖之上的城市发展史。
在城市建设维度,铭文砖见证了赣州从“山城”到“江城”的空间演变,记录了宋代砖石建筑技术的创新突破,印证了福寿沟与城墙结合形成的千年防洪智慧;在制度建设维度,铭文砖承载了“物勒工名”的质量责任追溯体系,体现了宋代城池建设的管理制度与经费筹措制度,开创了最早的“问责到人”工程管理模式;在城市管理维度,铭文砖折射出宋代“集权—专门化”型城市治理体系的微观运作,展现了公共工程多元参与模式和城市基础设施维护的制度化实践。
诚如万幼楠研究员所指出的:“一座赣州城,半部宋代史。”每一块嵌入城墙的青砖,都是一页凝固的史书,等待着被“读懂”、被解码。而对赣州城墙铭文砖的持续深入研究,也必将为这座千年宋城的历史书写,提供更多来自砖石深处的真实回响,让沉睡的千年文脉真正“活”在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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