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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小说与民族秘史
——从张小河的《爱情日记》谈起
作者：何与怀（澳洲悉尼）
张小河是现居悉尼的北京人，在澳洲的大学拿了博士学位，曾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和澳大利亚纽斯卡尔大学。他读的博士专业是经济学，教的专业是经济学，但他竟然深深钟情于文学艺术，从学生时代就已开始影评写作并获奖项，曾任香港影评协会会员并获该会影评比赛冠军，当今作品涵盖剧本、小说、诗歌、散文和文学艺术评论等领域。
作者与张小河博士在吴正作品悉尼研讨会上20260119
现在我桌上电脑摆开的就是他将要出版的书稿。这部包含四个微短篇、六个短篇、三个中篇的“张小河中短篇小说自选集”，书名为《爱情日记》，而“爱情日记”也是三个中篇其中一篇的标题，可见这篇作品在这部书中的重要性。那么，我就围绕这部作品谈一谈。
《爱情日记》是一出爱情悲剧，发生在一个美丽纯洁痴情的农村姑娘余雪霏和“我”——一个响应党的号召“插队”落户的城市知识青年张春生之间。
张春生落户的村庄叫“靠山屯”。五十年后，他回到了这个村庄探望，问起余雪霏的事，得知：1978年2月他回城的时候，雪霏的父亲的右派问题还没有解决，再加上高考政审没过，情急之下就得了病。雪霏的母亲也在地震的时候受了伤，不久就死了。到了那年年底，雪霏父亲的右派问题终于得到平反，政策允许他们回城，就把户口迁走了。
告诉张春生有关余雪霏情况的是当年村里的党支部书记、现在的地方富豪赵云涛。他把一个类似工具箱的铁盒子交给春生，说，雪霏走的时候是挺着大肚子走的，当时闲话不少，还有人说就是你这个“陈世美”的。不过大家都是瞎猜，谁也没有证据，直到去年知青宿舍的房塌了，在灶台后面的门洞里发现了个铁盒子，才算是有了一点线索。
张春生打开铁盒，里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几个日记本。封面已经很旧了，但内页的字迹还清晰可辨。他一眼就看出了，这正是雪霏的笔迹。在昏暗的灯光下，他彻夜未眠，读完了从1975年写到1978年底的这整整四本日记。
这篇小说的文字大多摘自这些日记，尽量保持了原貌，只是在每篇日记的前后，特别是在必要的地方，插入了张春生的回忆和补充。
张春生，也就是故事里的“我”，或者是写这篇故事的“我”，写道：
“我因此将此篇文字命名为《爱情日记》，是因为这四本日记才是本书的灵魂，它真实地记载了我们当年的生活。那个困苦卓绝但又真诚勇敢、迷茫莫测却又丰富多彩的人生，以及前前后后许多应该被我们所牢记实际上却被大多数人们所遗忘了的往事。”
《爱情日记》又是整部小说集的书名，作为作者，张小河为他这部书特别立了一个“题记”，指出：
本书描述的是和米兰昆德拉的《人生不能承受之轻》与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几乎同一年代的故事，但聪明的读者应该能看到其在社会文化上的巨大落差，并因此引起相应的思考，以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
米兰·昆德拉的《人生不能承受之轻》（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与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Norwegian Wood）是两部世界文学名著。前者出版于1984年，讲述了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事件前后四位主人公在政治环境和个人命运的夹缝中，关于爱、性、政治以及存在意义的抉择。昆德拉在他这部长篇小说中提出了一个悖论：生命中的“重”，那些最沉重的负担如责任、历史的必然性以及肉体的存在，使人们活得真实；而极致的“轻”，如完全的自由、脱离限制、无目的无意义的飘浮，却会使人的存在变得空洞，轻到窒息。后者即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是他在1987年出版的重要的代表作。这部长篇小说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的日本为背景，描写青少年在面对成长、孤独和死亡时的迷茫。其中，性描写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但它绝非为了感官刺激，而是村上春树用来探讨孤独、沟通与生命力的核心意象。“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这句话充满了村上式的温柔的宿命感。
《人生不能承受之轻》可以归类为爱情小说的一种变体，是一部以爱情关系为结构框架的存在主义小说，当然，也可以说，是一部“被哲学重构的爱情小说”。《挪威的森林》则完全可以称为爱情小说，而且是典型的“严肃文学爱情小说”，属于带有强烈存在主义与成长主题的爱情小说。然而，的确，《爱情日记》与这两部小说在社会文化上的巨大落差是显而易见的。在我看来，因此引起相应的思考，以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并不一定需要多大的“聪明”。
请注意：张小河还有一篇“后记”：《我们今天怎样写小说》。他说，现在如果还想写小说，就首先要解决我们应该为谁写、写什么以及怎么写等基本问题。他引用巴尔扎克在其《人间喜剧》的一篇小说中借用人物之口说出的一句话：“小说是民族的野史。”他认为，这是一句“至理名言”，因为：如果“正史”通常是由胜利者所写的，那么文学就必须为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是失败者、但却是被侮辱和被损害了却代表着未来的人们树碑立传，让他们在文学上站起来。而这就要写出民族的“野史/秘史”，写出“应该被我们所牢记实际上却被大多数人们所遗忘了的往事”。读了《爱情日记》，我觉得，张博士志存高远，并切实施行之，也起码是初步实现了。
小说中有这么一个情节，我读时竟然泪流满面：
“大年三十，村支书赵云涛突然传达上头命令，要对村里的地富反坏右进行“突击检查”。靠山屯全村只有一个地主、两个富农、两个历史反革命分子、一个右派和三个坏分子，即破鞋。经过紧张的讨论，赵云涛和当了团支书的张春生以及他们手下的骨干、民兵制定了具体的作战计划：决定兵分三路，实行闪电搜查，争取打他们一个瓮中捉鳖、人赃俱获。张春生这一组负责对付那个右派和两个富农。他们趁着月黑风高，首先直奔右派的家。
右派家里是一个简陋的三间草房。一个民兵用刺刀轻轻地挑了一下，就把大门捅开了。他们发现，东屋睡着右派夫妇俩，西屋则是他们女儿的闺房。当时三人已经全部睡下了。张春生带着那个背枪的民兵冲进东屋，用枪指着炕上躺着的夫妇俩，责令他们不要乱动。在一片漆黑中，张春生用手电筒照着，在一个家徒四壁的房间里搜查了一遍，一无所获。右派男人早就放弃抵抗，一句话也不说，任他们翻箱倒柜。女人则用被子把头蒙住，身子一颤一颤地，似乎是在啜泣。另一边厢，女儿已经起来了。她只穿了贴身的小内衣，一件黑棉袄草草地披在身上，战战兢兢地站在后面，用怯生生的眼神呆望着。张春生用手电筒照了一下，突然像遭了电击似的一怔：那原来是雪霏。是雪霏！即使是在如此昏暗的光线下，张春生还是看到了她那满含着热泪的幽怨的眼睛中所发出的晶莹的反光……
事后，张春生非常内疚。他慢慢醒悟了：当年所谓的“阶级敌人”，都是上头凭空拍脑袋臆想出来的。这样做的原因，不是做贼心虚，就是自欺欺人，但到了基层，就成了夜入民宅的土匪行径了！但他们当时涉世不深，居然就以革命的名义，堂而皇之地做出了如此的恶行。他还由此想到文革初期发生在北京的“红八月”事件：那些被老红卫兵打死的老师校长和黑五类及其子女们，他们应该是何其无辜无助无援无语！而那些所谓革命又是多么地可恶可憎可恨可鄙啊！”
这个情节，之所以让我也深深感触、震动，是因为我也做过类似之事。那是文革的中后期，城市里机关、学校的“斗批改”已经进行得七七八八，而在广大农村，则要开始着手建立和巩固基层领导班子。我那段时间被“光荣”地从干校抽调出，跟着“解放”了的领导，组成工作队，去农村公社搞运动。这些领导，不知是忘了不久前自己曾经被红卫兵斗得死去活来，还是正因为经历惨痛但幸而得到“解放”，他们要对党感激报恩，表现得更忠诚更革命，对“阶级敌人”更无情更心狠手辣。总之，在他们领导下，我们工作队员的身影即使在村子小巷飘过，也让地富反坏右分子以及据说被拉拢、腐蚀、变质的原来的基层干部们胆战心惊，在屋子里大气也不敢出一声。我深深感悟到，所谓“斗争哲学”真很厉害，它在充分利用人性的黑暗弱点上，的确曾经得心应手、所向披靡，因而对中华民族犯下的罪恶也触目惊心。
《爱情日记》的时间跨度为五十年，其间中国发生了许多事，一些还是惊天动地的社会大变故。就说这个爱情悲剧的基本背景吧：这是文革中一场人类迁徙史绝无仅有的从1968年到1978年十年“知青运动”，致使多达一千七百万城市青少年离开学校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对绝大多数知青来说，那段岁月真可谓不堪回首。生活的困难艰苦、思想的困惑压抑，皆可想而知，无需赘言。让人痛心的是，当时不断出现知青死亡事件，还有无数女知青遭受奸污、迫害的案件……最后，经过从1978年12月至1979年2月知青们各种规模的绝食、罢工、游行、跪求，甚至集体卧轨抗议等等拼死抗争，有关当局终于松了口。于是，全国各地出现了汹涌澎湃的知青回城潮，能走的基本上都走光了，其情其景相当悲壮，就像在万里长天写上硕大无比的一个问号和一个惊叹号！然而，对大部分已荒废了学业不再年轻的回城知青来说，命运依然并不乐观。他们八十年代回城之后，又面临各种新的困难新的悲剧，首先是基本生存的艰难，缺少文化和技能的无助，以致普遍患上迷失于城市的孤独感、茫然感、被抛弃感。他们中有的人以怀旧心情自悲自叹打发日子；有的面对消费时尚流行的社会生活，呈现一种窘迫无措的姿态；有的对当下各种社会现象严重不满，以至抗拒；有的因与儿女的代际鸿沟被纷至沓来的冲突所压垮，再后来，大部分知青面临人生谢幕时一无所的悲哀……
可以绝对准确地说，知青一代明显是时代的陪葬品。这场巨大的“社会实验”是一场浩劫，而与此相应的意识形态教育则是一种利用文化惯性所进行的系统的洗脑和欺骗。本来，这些已经是全民族的共识，但历史的诡谲有时会大大超出人们的预知能力。曾几何时，曾经被中央作为决议定为铁案的“十年浩劫”，竟然可以摇身一变成了“十年艰辛探索”；那场文革中的“知青运动”又重新美其名曰“青年运动的方向”。这是关系到整个民族命运的历史大倒退啊！每一个炎黄子孙，即使默不作声，对此也应该而且肯定在心底里有所反应。特别是知识分子，包括小说作家。在绝对权力面前，他们的渺小无力和逼仄显而易见。但他们既然良知未泯，那么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写作，也是一种具有进步意义的抗争。因为，就如本书作者所立的志向那样：小说，包括爱情小说，就是要写出被权贵者刻意掩盖或歪曲的历史真相，要写出“民族的秘史和野史”，并以此为基础，重塑不死的民族精神。
在当代中国文学语境下，“民族秘史”或“野史写作”通常指向那些试图通过家族兴衰、地方志式叙事或民间传奇，来重构被宏大“正史”所掩盖的、更具生命原动力的历史真相的作品。这一概念最著名的起点是陈忠实的《白鹿原》，其扉页也引用了巴尔扎克那句名言：“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部经典通过乡土伦理与民间视角的叙事结构，削弱了革命历史的目的论逻辑，使革命的正当性从“绝对叙事”转化为“可被审视的历史命题”。代表性作家与作品还有一些，如：莫言的《生死疲劳》是典型的“野史”风格。它布置了一个魔幻境界，通过六道轮回观察当代中国农村的变迁，对建国后五十年全部政策措施作了全方位的“扫描”。又如阎连科的代表作《丁庄梦》和《受活》。前者以上世纪九十年代河南地区因非法卖血导致艾滋病泛滥的“艾滋村”事件为背景，利用黑色幽默的手法，在书写这场灾难时揭示了在这个“丁庄”极端环境中人性的荒谬与愚昧，直接触及了政治敏感的社会议题。后者《受活》以荒诞化的叙事策略，显示人性与生存状态在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年饥荒这些敏感历史时期的极端扭曲，是其倡导的“神实主义”风格创作的代表作。
这类写作在二三十年前达到巅峰。它打破了非黑即白的叙事框架，让文学不再是官方正史的传声筒，从而展现了历史进程中复杂的人性阴影和文化韧性，具有极其珍贵的文学价值与认识价值。然而，在当代中国文学中，要求作家具备明确“历史对抗意识”严格意义上的“民族秘史和野史写作”的，其实是少数派，在今天的政治语境下，更几乎成了绝响。也正因为如此，张博士试图把他的爱情小说与民族秘史和野史写作融会贯通，使之相映生辉，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当然，这需要下很大的功夫，例如，现在不到七万字的《爱情日记》在体量上就显得单薄，比较粗线条，如能发展成一部波澜壮阔的长篇就更好了。
张博士也充分知道这是一项艰难甚至危险的事业。他说：
“作家不应该期望通过揭示社会真相而得到大众的拥戴。恰恰相反，他们所能获得的，也许正是因为揭示了社会的真相，甚至因为动了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奶酪，而引起怨恨甚至报复。尤其糟糕的是，就是那些被他们所同情和关怀的弱势群体，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往往不理解他们，更因为自己卑微的社会地位得到了确认而倍感沮丧。这就是为什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会遭到某些底层人士的攻击，而写了大量农民疾苦的阎连科甚至被他的家乡政府列为最不受欢迎的人的原因。有一个寓言说，昏睡的狮子在遭受毒蛇进攻之前，第一个动作是拍死使它惊醒过来的蚊子。而作家，则往往是这些倒霉的蚊子。”
但无论如何——“中华民族百年来的巨大而深重的苦难及其根源，亟待世界各地有志气有才华的华人作家来重新予以审视并加以开掘。而未来的文学，只有达到巴尔扎克标准的作品，才能最终被人们认可，并流传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小说不仅仅是民族的秘史，而且还将因此而塑造民族精神。”
（2026年4月5日于悉尼。本文为张小河博士中短篇小说自选集《爱情日记》的序言）
本期实习编辑：贾馨妍 校改
作者简介
何与怀：文学博士。著名文学评论家，文化活动家。早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后执教广州高校。1980年代初留学新西兰，博士毕业后移居澳大利亚。现任悉尼华语作家协会荣誉会长、澳大利亚华文作家协会荣誉会长和澳大利亚华人文化团体联合会召集人。著述颇丰，出版多部文学评论集，在海外华文文学界影响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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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陈继业（兼）总编助理：刘虹
主编：韩菜菜、朱双碧
本期编辑：陈继业
（2026年 4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