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章

《四眼桥远方歌》

文/

斌勇郸

倩情颖

雪河驰

第一章 莽牛婆

一

沱江在四眼桥打了个弯。

这个弯不是急弯，是那种缓缓的、像母亲手臂一样的弯。江水从上游奔涌而来，到了这里，忽然放慢了脚步，绕着河滩转了一个大圈，才依依不舍地继续东去。河滩很大，夏天涨水时淹得只剩几棵黄桷树的梢头露在水面，像几只伸出来求救的手。冬天水退了，露出大片大片的鹅卵石，光溜溜的，圆滚滚的，密密麻麻地铺满了整个河滩，像无数个光头和尚在晒太阳。石头被江水冲刷了千百年，每一颗都光滑得像玉，踩上去硌脚，但习惯了也就不觉得了。

河滩上边是一条青石板街，街面不宽，勉强能并排走两辆牛车。石板被岁月磨得油光发亮，雨天滑得要命，晴天烫得能煎鸡蛋。街两边是木结构的瓦房，一家挨着一家，檐口搭着檐口，下雨天从街头走到街尾，不用打伞。这条街分两段：上街叫莲花市，下街叫猪市坝。

莲花市其实没有莲花。据说早年这里种过莲藕，藕田连着沱江，夏天荷花开了，半个县城都能闻到香。后来沱江涨水，把藕田淹了，莲花就没了。但名字留了下来，成了这条街上最风雅的遗迹。莲花市卖的是日常用品——盐巴、酱油、布匹、针线、火柴，还有从成都运来的洋货。街上有几家铺子，韩记染坊就是其中之一。

猪市坝倒是名副其实。下街尽头有一片空地，四周用木桩围着，地上铺着石板，石板上常年积着厚厚的猪粪。每逢赶场的日子，四里八乡的猪贩子把猪崽赶到这里，关在木栅栏里，等着买主来挑。猪崽们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只管叫唤，从早叫到晚，叫声尖锐刺耳，翻过河堤，飘进楠竹林，和洗衣妇的捶衣声混在一起，在幽静的河谷里回响。

楠竹林在河滩的南边，沿着江岸长了一大片，密不透风，像一堵绿色的墙。竹林里有条小路，是洗衣妇们踩出来的。她们每天清晨端着木盆、提着棒槌，穿过竹林走到江边，找一块平坦的石头，蹲下来，把衣裳泡进水里，撒上皂角粉，抡起棒槌一下一下地捶。捶衣声在竹林里回荡，清脆、响亮，像有人在敲木鱼。捶完了，把衣裳拧干，放进木盆，端回家晾在竹竿上。江风吹过，衣裳飘飘，像一面面彩旗。

印蜀安就出生在猪市坝旁边的一间瓦房里。那是1952年。

新中国成立刚三年，沱江边的日子和江水一样，缓，慢，清贫，但有盼头。土改刚结束，农民分了地，虽然穷，但心里踏实。街上的人见面打招呼，不再是“吃了没”，而是“分了没”。分了地，分了农具，分了房子，脸上有了笑。

印蜀安的父亲叫印鸿图，是个庄稼人，个子不高，肩膀宽，手大脚大，浑身上下没有一块赘肉。冬天榨糖，夏天种田，一年到头身上不是土就是糖浆。榨糖的时候，他整个人都是甜的——头发上沾着糖浆，衣服上粘着糖渣，手指头黏糊糊的，连呼吸都带着一股焦糖的香气。种田的时候，他整个人又是咸的——汗水把衣裳湿透，干了留下一道道白色的盐渍，像地图上的河流。

印蜀安的母亲叫查孝贞，是个小脚女人。她的脚从六岁开始裹，脚趾被硬生生掰断，压在脚底板下面，用长长的白布条缠紧。一年以后，脚定型了，变成一双尖尖的“三寸金莲”。走起路来一摇一摆，像只鸭子，走不快，走不远。但她在灶台前却利索得很。切菜、炒菜、蒸饭、熬粥，一双小脚站几个时辰，从不喊累。她一个人煮两桌人的饭——印家人多，加上榨糖的帮工，每顿十几张嘴，菜要切一大盆，米要淘一斗。炒菜时锅铲碰铁锅的声响，和猪市坝的猪叫一样有穿透力。

印蜀安排行老二，上面有个姐姐叫印蜀芳，下面有两个妹妹（印蜀秀、印蜀英）和一个弟弟（印蜀国）。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家庭结构意味着一个字：穷。

穷到什么程度？冬天只有一床棉被，六个人挤在一起，翻身要喊口令：“一、二、三，翻！”喊完了，大家一起翻，不然被子就漏风。过年杀一只鸡，鸡腿给爷爷，鸡翅膀给奶奶，鸡爪子给最小的弟弟，轮到印蜀安，只剩一碗鸡汤泡饭。她端着碗，蹲在门槛上，用筷子扒着泡饭，一口一口慢慢吃。鸡汤很鲜，泡饭很香，她觉得这就够了。

二

印蜀安从六岁起就开始干活了。

早上天不亮，母亲查孝贞在灶房里喊：“莽牛婆，起来烧火！”她就爬起来，揉揉眼睛，趿拉着鞋走到灶房。灶膛里的火已经灭了，她用火钳夹起几根干柴，塞进灶膛，划根火柴点燃。火苗舔着锅底，噼啪作响，灶房里渐渐暖起来。她蹲在灶膛前，往里面添柴，火大了就少添点，火小了就多添点。添多了，火大，锅里饭菜容易糊；添少了，火小，饭菜半天煮不熟。她试了很多次，才学会掌握火候。

烧火的同时，还要照看锅里的饭。米下锅了，水开了，要搅一搅，免得粘锅。粥熬稠了，要转小火，慢慢炖。她个子矮，够不着灶台，就搬个小板凳垫在脚下。站在板凳上，身子前倾，手伸进锅里搅。蒸汽扑在脸上，热烘烘的，带着米香。

饭煮好了，她又要去扫地、喂鸡、带妹妹。妹妹印蜀秀才两岁，走不稳，动不动就摔倒。她一手牵着妹妹，一手拿着扫帚，在院子里扫地。妹妹哭，她就蹲下来哄：“别哭了，姐给你捉蚂蚱。”她真的捉蚂蚱，捉到了，用狗尾巴草穿起来，递给妹妹玩。妹妹不哭了，咯咯笑。

吃完早饭，她又去河边洗衣裳。冬天的水冷得像刀子，手伸进去，骨头都疼。她把衣裳泡进水里，搓上皂角粉，放在石板上用棒槌捶。捶衣声在竹林里回荡，咚咚咚，像心跳。捶完了，把衣裳拧干，放进木盆，端回家晾。手冻得通红，指头肿得像胡萝卜。母亲查孝贞看见了，心疼，说：“莽牛婆，让妈洗。”她摇头：“您脚不好，别下水。”

母亲看着她那双冻红的手，眼圈红了。她倒没事人似的，把手伸到灶膛前烤一烤，暖和了，又去干别的活。

三

印蜀安七岁那年冬天，灶上的水开了。

铁锅的盖子被蒸汽顶得噗噗响，白雾从锅盖缝隙里冒出来，弥漫了整个灶房。母亲查孝贞在院子里喂鸡，姐姐印蜀芳在井边洗衣裳，没人看见锅开了。

印蜀安踩着板凳去端。她个子太小，胳膊太短，手指刚够到锅耳。锅耳是铁的，烫，她咬牙握住，用力一提——铁锅太沉，她重心不稳，板凳晃了一下。她想稳住，但锅已经倾斜了。

一整锅开水，全浇在她右手上。

她没哭。

不是不疼，是疼得哭不出来。那种疼，像有千万根针同时扎进皮肉里，又像把手伸进了滚烫的油锅。她看见自己的手背上，皮皱成了一团，像一张被揉皱的纸。然后水泡鼓起来了，一个个透明的水泡，像蘑菇一样从皮肉里钻出来，越鼓越大，越鼓越密。

母亲查孝贞听见声响，冲进灶房。看见女儿的手，她尖叫了一声，声音大得连猪市坝的猪都吓得不敢叫了。她一把抱起印蜀安，跌跌撞撞往外跑。小脚跑不快，她就咬着牙，一脚深一脚浅地跑，几次差点摔倒。

赤脚医生住在莲花市的那头，隔了半条街。查孝贞抱着女儿跑过去，累得气喘吁吁，汗把衣裳都湿透了。赤脚医生看了一眼印蜀安的手，说：“烫得不轻。”他从药箱里拿出几包草药，捣碎了，敷在伤口上，用纱布缠了一层又一层。印蜀安的手被包得像一个白粽子。

那天晚上，印蜀安疼得睡不着。她把右手放在嘴边，用嘴吹气，吹了一夜。吹累了，就含住手指，轻轻咬着。那种火辣辣的疼，像有只小虫子在伤口里钻来钻去，怎么也赶不走。

她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她知道，哭也没用。哭完了，手还是疼。与其哭，不如忍着。

母亲查孝贞也一夜没睡。她坐在床边，看着女儿，眼泪止不住地流。她不敢哭出声，怕女儿听见更难过。她用手捂着嘴，眼泪从指缝间渗出来，滴在被子上，一滴，一滴，又一滴。

伤口好了以后，印蜀安的右手背上留下一片粉红色的疤痕。疤痕像一条蜿蜒的河流，从虎口一直延伸到手腕。皮肤皱皱的，亮亮的，在阳光下泛着淡粉色的光。

父亲印鸿图看见了，叹口气：“这女娃子，实心眼，像头小莽牛。”

母亲查孝贞一边给她涂蛤蜊油，一边半嗔半怜地唤：“莽牛婆，慢点嘛。”

从此，“莽牛婆”成了印蜀安的第二个名字。

四

莽牛婆八岁那年，上了小学。

不是家里突然有钱了，是母亲查孝贞在猪市坝卖了两窝猪崽，把钱塞进印蜀安的书包里，说：“去，认几个字，别像妈，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

书包是姐姐印蜀芳用旧衣裳改的，蓝布面，白布衬，上面绣了一朵花——姐姐的针脚歪歪扭扭，但莽牛婆觉得那是世上最好看的书包。

四眼桥小学在莲花市的那头，是一间祠堂改的教室。祠堂原来供着祖先牌位，土改时牌位被搬走了，腾出地方来当教室。黑板是用锅底灰刷的，粉笔是石灰搓的，课桌是木板搭的，板凳是学生从家里带的。老师姓王，是个戴眼镜的瘦高个，师范毕业，自愿分到乡下教书。他上课时喜欢用粉笔头扔打瞌睡的学生，一扔一个准，从不失手。

莽牛婆不瞌睡。她听课像听戏，入了迷。语文课本上有一篇《小猫钓鱼》，她读了五遍，能背。王老师让她站起来背，她背得一字不差。王老师点头：“这个女娃子，记性好。”

记性好，活就多。放学后，她要割猪草、喂鸡、扫地、带妹妹。别的孩子做完作业就玩，她做完作业还要洗衣裳。冬天水冷，手伸进河里像被刀子割，她把右手（有疤的那只）先伸进去，左手缩在袖子里，换着来。

邻居张婶看见了，说：“你家莽牛婆，比一头牛还顶用。”

母亲查孝贞听了，笑，笑着笑着，眼圈红了。

五

莽牛婆十二岁，小学毕业。

那年暑假，沱江涨水，货运船从下游上来，停在四眼桥码头。船上卸下石子、河沙、石灰，堆在河滩上，像一座座小山。码头需要人把这些建材挑到火车站货场，一趟两毛钱。

莽牛婆去了。

她挑着箩筐，从河滩上船，从小堤涡进火车站，一趟一里多路。石子重，压得扁担弯成弓，她的脊背也弯成弓。汗把碎花衫湿透，贴在身上，勾勒出十二岁少女瘦削的轮廓。工友笑她：“莽牛婆，衣裳都晓得给你画地图了！”

她抹把汗，咧嘴笑笑，露出缺了一颗的门牙。

一个暑假下来，她挣了十二块钱。交给母亲时，母亲数了两遍，说：“留一块给你买双鞋。”

莽牛婆摇头：“鞋不买了，给弟弟交学费。”

她穿着那双露脚趾的布鞋走进初中考场，考上了。

全县只收两个班，她考上了。

消息传回四眼桥，母亲查孝贞正在灶台前炒菜，锅铲掉在地上。父亲印鸿图蹲在门槛上抽烟，烟灰掉在手背上，烫了个泡，没觉得疼。

那晚，母亲破天荒炒了三个菜：一盘腊肉炒蒜薹，一碗鸡蛋汤，一碟花生米。父亲喝了两杯红苕酒，脸红得像灶膛里的火。

父亲说：“莽牛婆，你读，读到哪，我供到哪。”

母亲说：“读到哪，我卖猪崽供到哪。”

莽牛婆端着碗，站在桌边——家里人多，凳子不够，她习惯了站着吃。她扒了一口饭，嚼了很久，咽下去。

她没说话。

但那天晚上，她一个人跑到楠竹林里，对着沱江哭了很久。

不是委屈，是怕。

怕自己读不好，怕父母白供，怕辜负了那盘腊肉炒蒜薹。

六

初中读了不到一年，莽牛婆辍学了。

不是成绩不好，是家里出了事。父亲印鸿图在榨糖时被机器绞伤了右手，半年干不了活。母亲一个人撑不起六口人的吃穿用度。姐姐印蜀芳已经出嫁，弟妹还小，印蜀国才三岁，连路都走不稳。

莽牛婆把课本整整齐齐码进书包，放在床头的木箱上。那本《代数》的封面上，有她工工整整写的名字：印蜀安。她看了很久，把书包带子绕了两圈，塞进木箱最深处。

然后，她卷起袖子，走进砖厂。

砖厂在四眼桥对岸，过河走二十分钟。厂里三班倒，她上夜班。白天在家里干活，晚上去砖厂搬砖坯。砖坯刚脱模，湿，重，一块七八斤。她一次搬四块，小跑着送到晾晒场。一晚上搬两千块，手磨出血泡，血泡破了结茧，茧磨破又出血。她把手伸进冷水里泡一泡，继续搬。

工友说：“莽牛婆，你不要命了？”

她说：“要命。但要命之前，先把这车砖搬完。”

砖厂干了三个月，她又去了沙石组。沙石组在沱江边筛石子。石子大小要均匀，筛子一摇，细的漏下去，粗的留在上面。她一天筛十吨，胳膊肿得像大腿，晚上睡觉翻不了身。疼得厉害了，就把右手垫在腰下面，凉凉的，像贴了一片冰。

母亲心疼，说：“别干了，妈想办法。”

莽牛婆说：“妈，您别操心。我是莽牛婆，牛嘛，不怕累。”

七

莽牛婆十八岁那年，嫁人了。

嫁的是隔壁公社的韩祥新。韩祥新是个读书人，高中跳级，因家里老屋塌了退学，在村小教书。人瘦，高，爱打篮球，写得一手好字。

相亲那天，莽牛婆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袖口磨出了白边。右手上的疤痕在阳光下泛着淡粉色的光，像一条蜿蜒的河流。韩祥新看见了，没问。后来熟了，才问：“手怎么了？”

莽牛婆说：“小时候烫的。”

韩祥新说：“疼吗？”

莽牛婆说：“早不疼了。”

韩祥新说：“我能摸摸吗？”

莽牛婆伸出手。韩祥新轻轻摸了一下那道疤痕，像摸一件易碎的东西。他的手指很凉，很轻，像一片落叶。

结婚那天，没有花轿，没有唢呐。莽牛婆自己走到韩家，手里拎着一个包袱，包袱里是两件换洗衣服和母亲塞给她的一包红糖。

韩家的条件还不如印家。三间土墙房，一间是灶房，一间是堂屋，一间是卧室。卧室里一张床，床上的被子补了七个补丁。莽牛婆看了一眼，没说话。放下包袱，卷起袖子，开始收拾。

第三天，她煮了第一顿饭。一大桌人——韩家父母、六个弟妹、两个叔叔、一个婶婶。她一个人在灶台前忙活，炒菜、蒸饭、烧汤，一个人端菜上桌。等所有人吃完了，她才端起碗，站在灶台边，扒几口剩饭。

韩祥新的母亲——后来的奶奶任春容——看见了，说：“这媳妇，是个能干的。”

韩祥新的父亲——后来的爷爷韩金才——说：“能干是能干，就是太苦了自己。”

莽牛婆笑笑：“不苦，习惯了。”

八

婚后第二年，莽牛婆生了大儿子韩建国。

第三年，生了二女儿韩建芳。

第五年，生了三女儿韩建美。

第七年，生了四儿子韩建民。

第九年，生了五女儿韩建秀。

第十一年，生了六儿子韩新民。

六个孩子，像六只嗷嗷待哺的雏鸟。莽牛婆的乳房瘪了又胀，胀了又瘪。奶不够，米汤凑。米汤不够，红薯糊糊凑。她把红薯蒸熟，捣成泥，兑上水，一勺一勺喂给最小的孩子。孩子吃得满脸都是红薯泥，她用手指揩干净，塞进自己嘴里。

丈夫韩祥新在电厂烧锅炉，一个月工资三十八块。三十八块养八口人（加上公婆），平均每人不到五块钱。莽牛婆精打细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买煤油点灯要钱，买盐巴要钱，给孩子交学费要钱，给公婆买药要钱。她把每一笔开销都记在一个小本子上，字写得歪歪扭扭，但数字清清楚楚。

她开始接零活。绣花、织布、糊火柴盒、拣茶梗。晚上孩子们睡了，她坐在煤油灯下，一针一线绣到鸡叫。右手上的疤痕在灯光下泛着暗红色的光，像一道被岁月磨钝的刀痕。

大儿子韩建国六岁那年，发烧烧到抽搐。莽牛婆抱着他跑到公社卫生院，医生说：“要住院，先交十块钱。”

十块钱，她拿不出。

她跪下了。

不是因为软弱，是因为怀里抱着一条命。

医生借了她十块钱。大儿子住了五天院，烧退了。出院那天，莽牛婆在卫生院门口站了很久，看着灰蒙蒙的天。然后走回家，给医生写了一封信——她不识字，让丈夫代笔。信上只有一句话：“您的十块钱，我一辈子记得。”

十块钱，她还了两年。每个月从口粮里省出几毛钱，攒够一块，就送去卫生院。医生早忘了，她还记着。

九

莽牛婆三十八岁那年，丈夫韩祥新查出肝癌。

医生说：“最多三个月。”

莽牛婆没哭。她把丈夫从县医院转到成都，又从成都转到重庆。借遍了所有能借的亲戚，凑了两千块钱。两千块钱，在八十年代，是一笔巨款。她一家一家跑，一户一户借，把姿态低到尘埃里。

韩祥新在重庆做了手术，活了。不是三个月，是十几年。

医生说：“奇迹。”

莽牛婆知道，不是奇迹，是她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熬药，是她把肉省给丈夫吃自己喝粥，是她半夜起来给丈夫翻身、擦背、喂水。是她的手，那只有疤痕的手，日日夜夜握着丈夫的手。

那十几年，她老了。头发白了大半，腰弯了，右手上的疤痕皱得像老树皮。但她没病。不是没病，是没时间病。六个孩子要养，丈夫要照顾，公婆要服侍，地里的庄稼要收，圈里的猪要喂。她像一台永不熄火的机器，白天转，夜里转，转了一年又一年。

孩子们一个个长大，一个个飞出这个家。大儿子去了深圳打工，二女儿嫁到成都，三女儿在县城开了个小卖部，四儿子当了兵，五女儿读了师范，六儿子考上大学。

莽牛婆站在沱江边，看着最后一个孩子背着行李过桥，走远。江风吹起她的白发，她抬手拢了拢，右手上的疤痕在阳光下若隐若现。

她想起母亲查孝贞当年说的话：“一顿省一口，一年存一斗。”

她存了一辈子，存了六个孩子，存了一大家子人。

十

莽牛婆六十岁那年，孙子韩子轩出生了。

她去医院看孙子，怀里抱着那个粉嫩的小肉团，右手上的疤痕蹭着婴儿的皮肤。婴儿没哭，反而笑了，伸出小手，抓住了她的手指。

莽牛婆也笑了。

她想起自己十二岁时挑石子的肩膀，想起十八岁时跪在卫生院门前的膝盖，想起三十八岁时借遍亲戚的卑微，想起无数个深夜煤油灯下绣花的眼睛。

那些苦，那些累，那些眼泪，那些委屈，在这一刻，都值了。

孙子满月那天，全家聚餐。大儿子韩建国举杯：“妈，您辛苦了。”

莽牛婆端着酒杯，手有点抖——不是老了，是激动。

她说：“我不辛苦。我命好。”

全桌沉默。

然后有人哭了。

莽牛婆没哭。她笑着，把杯子里的酒一口闷了。那杯酒，是甜的。

十一

莽牛婆七十三岁那年，沱江发大水。

四眼桥被淹了，莲花市和猪市坝都泡在水里。老屋的墙被水泡酥，塌了一角。莽牛婆站在河堤上，看着自己出生、长大、出嫁、生儿育女的地方，被浑浊的江水一点点吞没。

她没哭。

她蹲下来，把手伸进水里。右手上的疤痕在水里显得淡了，像一幅褪色的画。

她想起母亲查孝贞的小脚，想起父亲印鸿图的烟斗，想起丈夫韩祥新的账本，想起六个孩子的童年，想起无数个在煤油灯下绣花的夜晚。

江水带走了一切，又留下了一切。

她站起来，转身，走了。

身后，沱江还在流，像几千年来一样，无声，不息。

十二

莽牛婆七十八岁那年，全家二十七口人，登上了“爱之歌”号游船。

这是丈夫韩祥新生前最后一个愿望：全家一起，再看一眼长江。

船过四眼桥旧址。水已经涨上来了，老屋、猪市坝、楠竹林、四眼桥小学，全在水下。

莽牛婆站在甲板上，右手扶着栏杆。那道疤痕在江风中微微发凉。

小孙女跑过来：“奶奶，您在看什么？”

莽牛婆说：“看老家。”

小孙女：“老家在哪？”

莽牛婆指了指水下：“在那。”

小孙女：“那您想它吗？”

莽牛婆想了想，说：“不想。它在我心里。”

江风吹起她的白发。她眯起眼，笑了。

那道右手上的疤痕，在阳光下，像一条小小的、蜿蜒的沱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