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真实为脊,扛时代之重
——评《巍巍秦岭》的民间叙事力量
文/王博(陕西西安)
当李晓利握着笔,在稿纸上落下《巍巍秦岭》的最后一个字时,他或许未曾料到,这部带着泥土气息的手写巨著,会在文坛掀起一场关于“真实”与“文学性”的激烈讨论。有人嫌它粗糙直白,如未经斧凿的顽石;有人却视若拱璧,称其为刺破时代面纱的利刃。在我看来,《巍巍秦岭》的价值,恰恰在于它跳出了精英文学的审美桎梏,以民间叙事的粗粝与真诚,为时代留存下一份滚烫的生命实录。
这部近40万字的小说,是李晓利大半辈子的人生注脚。作为“另类老三届”,他从极左年代的生存泥沼中趟过,蹲过田埂、养过蜜蜂、办过工厂,把四十年的风雨沧桑都揉进了字里行间。书中李正道在玉米地头挥锨浇地的身影,活脱脱就是年轻时的李晓利;李正道养蜂失败后在暴雨中拉着架子车逃亡的狼狈,更是他亲身经历的复刻。为了写好一件农具的使用方法,他能连续三天蹲在田间观察;为了还原特殊年代的婚恋困境,他把自己的情感纠葛剖给读者看。这种“用锄头丈量历史”的写作方式,让小说跳出了虚构的悬浮,每一个字都带着土地的腥甜,每一个情节都印着时代的刻痕。当读者在书中读到强制堕胎的无奈、创业初期的窘迫、物质丰盈后的精神迷茫时,与其说是在看小说,不如说是在触摸一段真实的集体记忆。
当然,《巍巍秦岭》并非完美的艺术品。它的叙事线索略显单一,部分章节衔接生硬,作者时不时跳出来的议论也显得直白突兀。学院派批评它“文学性不足”,并非毫无道理。但换个角度看,这些所谓的“缺陷”,恰恰是它最珍贵的特质。李晓利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文学训练,他不懂什么叙事技巧,也不会用华丽的辞藻粉饰生活。他只是把自己看到的、经历的、感受到的,原原本本地写了出来。这种“野生写作”的粗粝,像一把未经打磨的刀,直接刺向时代的痛点——它不回避极左年代的人性压抑,不粉饰改革开放后的欲望膨胀,更不遮掩转型期的道德滑坡。当主流文学还在讲究“含蓄美”时,李晓利已经把农村青年的婚恋挣扎、先富群体的精神空虚,赤裸裸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这种不加修饰的真实,或许不够“优雅”,却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
《巍巍秦岭》的争议,本质上是民间视角与精英规范的碰撞。在文学日益学院化的今天,文坛似乎形成了一套固定的审美标准:讲究结构的精巧、语言的华丽、技法的娴熟。而李晓利的出现,像一个“闯入者”,打破了这种固化的秩序。他以农民的身份、民间的视角,为文学注入了新的血液。他的“不服输”,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抗争,更是底层声音对文坛话语权的挑战。正如秦岭的美,从来不是精致的盆景,而是雄浑粗犷的山脉;《巍巍秦岭》的好,也不在于它的技法多么完美,而在于它不迎合、不妥协的野劲。它让我们意识到,文学从来不是精英的专利,每一个经历过时代沉浮的普通人,都有资格记录自己的人生,书写时代的真相。
或许《巍巍秦岭》永远不会成为经典文学教材里的范本,但它绝对是一部“必要”的书。它像一面镜子,照见了中国农村半个世纪的变迁;它又像一座桥梁,连接起父辈的青春与我们的当下。当我们在书中看到李正道们在时代洪流中挣扎、迷茫、奋起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他们的人生,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李晓利用他的笔,为那些被主流文学忽视的底层群体立传,为那些被岁月掩埋的真实记忆发声。在这个越来越讲究技巧与包装的时代,这份以真实为脊的写作,显得愈发珍贵。毕竟,文学的本质,从来都不是技法的堆砌,而是对人性的洞察,对时代的记录,对生命的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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